回首文革：文革流行曲（转自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2007年5月5日华盛顿报导)

(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G*D》,《下定决心》歌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G*D,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记者：今天我和美国芝加哥的音乐博士汪成用和东西方音乐艺术团音乐总监,音乐博士杨逢时一起介绍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汪成用博士,你是文革的“过来人”了,这两首歌曲肯定熟悉了？

汪成用：当然,这是两首文革的语录歌。我记得是196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10首,其中就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G*D》,还有这首《下定决心》。

记者：10月1日,这些语录歌开始在全国演唱,揭开了文革流行歌曲的序幕。紧接着,10月12日和25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语录歌12首,包括著名的《造反有理》。
(歌曲《造反有理》歌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汪成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除了文革以前遗留下来少数歌曲之外,基本上就是语录歌,其它的歌都不能唱了。

记者：一时间,中国不分男女老幼,都唱起了语录歌。这些歌的曲调通俗易唱,不仅可以藉助音乐传播毛泽东的话,而且可以藉助歌曲的形式记住毛泽东的话。在那个对毛泽东狂热迷信的年代,唱语录歌也成了对毛泽东表忠心的一个途径。

汪成用：语录歌多数是集体创作,但是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就是劫夫。有不少语录歌都是他写的。

记者：对,这个劫夫,真名叫李劫夫,是现代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文革前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辽宁省音协主席。他一生中写过两千多首歌,包括130多首语录歌。在第一批10首语录歌中,就有8首是他谱曲,可见他当时有多红了。

汪成用：除了语录歌以外,李劫夫还曾经为毛泽东的35首诗词谱曲。他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最多的一个作曲家。

记者：对。其中一首就是毛泽东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当时,毛泽东的一个女友、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女机要员给毛看了一张自己持枪的照片。毛泽东有感而发,即兴写了这首诗,并且于1963年12月公开发表。李劫夫为这首诗谱了曲,于1965年2月发表。
(歌曲《为女民兵题照》歌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记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这位毛泽东的女友后来不满毛泽东不准她结婚,说毛泽东“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泽东恼羞成怒,还让中办主任汪东兴组织开会批评这个女机要员。

汪成用：我记得是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产生了一大批创作歌曲,当然内容上也都是对毛泽东和G*D的歌颂。
(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歌词：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更加壮丽......)

记者：文革时期的很多颂歌是用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写的,实际上很多作者是汉族人。为什么要藉助少数民族的曲调呢？杨逢时博士？

杨逢时：首先,那个时候说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他恨不得成为全世界的大救星,所以要全国各民族敬贡。因此文艺工作者就想尽办法,挖掘所有少数民族的东西来为他唱颂歌。
另外一点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能歌善舞的特点。他们的民间音乐素材当中存在很多动听、有特点的旋律。作曲家想把颂歌写得优美一点、动听一点,但是又怕被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或者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如果是少数民族的曲调,他就可以说：“你看,这是少数民族的东西,不是我的。”
(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词：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汪成用： 应该说作曲家都想写好听的曲调,但当时有很多政治上的限制,所以作曲家总要想办法,想各种各样的理由,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想,机会之一就是藉助少数民族特有的音调和节奏来把自己的作品艺术化一些。

杨逢时：比如说,那时不敢写三拍子的歌曲,因为它有西方圆舞曲之嫌。但是用少数民族的曲调写就有藉口了。

汪成用：像朝鲜族有一个《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就是三拍子。这个别人就说不出什么了,因为这是朝鲜族的嘛。
(歌曲 《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歌词：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山千里战鼓隆隆,海澜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

记者：我看,文革流行歌曲的最大特点就是艺术和政治挂钩。

汪成用：对。就是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这种政策其实 并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中共的文艺政策最早是从苏联G*D那里学来的,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
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就公开提出“文学属于党”的观念,这个核心思想就是文艺是要为党服务,为政治服务。到了大概1934年,苏共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么一个方针,把这个确定为苏共党文化的核心。
毛泽东全盘接受和承传了苏共这个理论,到了1942年就把它和盘托出,提出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政治服务。当然,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是一个幌子,说到底就是文艺要为这个政权服务。
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熟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从苏共开始,到中共的延安时期,到文化革命以前的17年,一直这样延续过来的,只不过在文革中达到了高潮而已。

记者：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又成了有力的工具。

汪成用：是这样。从文化上来讲,汉族人比较内向,“琴棋书画”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而少数民族比较奔放,能歌善舞。

杨逢时：比如说新疆民歌,本来就有比较西化的曲调,像和声小调。如果你不用新疆民间曲调写的话,自己写,弄不好人家会批判你的作品带有西方资产阶级色彩。

记者：这首文革时期的《万岁毛主席》就是新疆民歌曲调。
(歌曲《万岁毛主席》(文革版) 歌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记者：你们再听听这段《万岁毛主席》
(歌曲《万岁毛主席》(现代版) 歌词：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记者：文革歌曲政治性强,那些歌词在今天未必有多少感染力,但是歌曲流传下来了,甚至被改成了摇滚乐、轻音乐。比方说,当年以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写的《阿佤人民唱新歌》。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文革版) 歌词：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人民公社好,架起幸福桥,哎......哎......)

记者：文革以后改成了流行曲。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现代版) 歌词：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G*D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

记者：还有轻音乐版。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轻音乐))

记者：当时还有一首颂歌叫《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文革版) 歌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记者：中国当代的“超女”李宇春也唱这首歌。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现代版) 歌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

记者：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为什么一些文革流行歌曲能够流传下来呢？

汪成用：我想关键的问题是,这场灾难其实还没有过去。不少历史学家把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后文革”时期,我认为很有道理。把目前的中国与文革时的中国比一比,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过多地强调了它的变化,比如“经济腾飞”。其实本质上可以说是没有变。

杨逢时：是呀,那个亲手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现在在中国还被称为“伟人”,他的尸体还放在天安门广场展览,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上。同样,那个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还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文革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否定。

汪成用：前几天我看了看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个春节晚会,其中有些新创作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其实与文革歌曲没什么两样。既然还是“后文革”时期,那文革的歌曲还在流传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杨逢时：另外,称这些歌曲为“流行”歌曲并不妥。首先,真正的流行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如果中国在那个时期什么歌曲都能唱,可唯独“语录歌”、颂歌,大家最爱唱,流传最广泛,这可以叫“流行”。可实际情况是,除了歌唱毛泽东,歌唱G*D的颂歌与“语录歌”,其他全是“禁歌”。这能说是“流行”吗？这叫“强行”。

汪成用：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有些文革的老歌确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唱啊！我认为,大概主要还是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经历过文革的人,在这些人中有市场,有共鸣。对于年轻人来说,即使“喜欢”,大多也是猎奇。
可是要知道,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生长的环境基本上是个“文化荒漠”。我们经历过强化的“洗脑”,再加上目前还处在“后文革”时期,所以这批人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文化环境。这可能也是这些人还在唱文革歌曲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应该提到的原因是,有些文革歌曲的原形其实本身并不是文革时期创作的,它的原始曲调和原词可能根本不是歌颂毛泽东的。
比如说1971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5首陕北民歌,内容全部是歌颂毛泽东、歌颂党的。其中有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我记得是这么唱,(唱)“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记者：这首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词：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汪成用：对。但是这首歌的原始民歌实际叫 《光棍哭妻》。原词好像是这样的：(唱)“正月里来锣鼓敲,锣鼓敲得我好不心焦,有老婆的人儿真热闹,没老婆的人儿,心骚骚,哎哟,我的孩子他的娘啊。”

记者：啊,是这样。(笑)

汪成用：到了文革,这个歌的曲调几乎原封不动地用来歌颂毛泽东。另外还有一些民歌,基本上是原始民歌,或者是和原始民歌很接近,只把歌词、曲调稍做修改,就变成了文革的颂歌。

记者：也有文革期间创作的歌曲,今天的人把有关文革的词给改了,继续唱。比方说耿莲凤、张振富在文革中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
(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文革版) 歌词：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

记者：你们听,他们唱的是：“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而现在呢,他们的词改成了“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祖国繁荣富强”。
(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现代版) 歌词：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祖国繁荣富强。)

记者：有点篡改历史之嫌了。(笑)

汪成用：(笑)为“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是中共的一个绝技了。文革中重新发表的五首“历史歌曲”,哪一首不是在“重写历史”啊？这点改动实在是不足挂齿。

记者：说到历史,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由于不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介入,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零声明”。中央乐团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谁怕谁”这个说法后来成了人们经典的口头禅。
(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歌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记者：但是跟着毛泽东拚命骂“美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怎么也想不到,不到两年之后,“美帝”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握手言欢,中美两国准备联手对付原来的“老大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了。
还有一首歌,喊口号更是直接。这首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创作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但是成为人人皆知的文革流行歌曲却是在“批邓”期间。由于毛泽东指责邓小平要翻文革的案,文革派就拿出这首歌大唱特唱,赞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记者：儿童歌曲也被用来为政治服务。
(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记者：如果说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还带点儿童味道的话,那首《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可就“童真”全失了。歌里边唱道：“鼓吹‘克己复礼’,梦想搞复辟”。
(歌曲《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歌词：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

记者：让儿童唱这种他们无法弄懂的歌词,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杨逢时博士,汪成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继续一起介绍《文革流行曲》。

杨逢时、汪成用：谢谢。



记者：这次节目还是我和美国芝加哥的东西方音乐艺术团音乐总监杨逢时博士和音乐博士汪成用一起介绍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对于这些歌曲,你们怎么评价？

汪成用：文革时期这些歌曲,从它们产生的方式到推广的方式,都脱离了艺术的范畴。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都很难用评价艺术的方法来评价这些歌曲。准确地说,这批歌曲是用来制造意识形态的一个产业。它们的生产过程是变态的,不是正常社会产生出来的作品。

汪成用：其实,在希特勒时期,也有不少歌颂希特勒,歌颂当时的第三帝国的作品。但是如今,如果你想找一首这样的歌,通过正常途径很难找到。只有在网上找关于第三帝国的信息,可能这些歌会跟着出来。因为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个人物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所以他那个时期的歌曲,不管写得好听还是难听,统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像希特勒一样,那些歌曲是不是还会流传,还会唱呢？

记者：说到对希特勒的歌颂,我联想起文革中还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当时影响最大的媒介不是电视,而是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开播曲是《东方红》。唱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歌曲《东方红》
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记者：晚上收播曲是《国际歌》,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歌曲《国际歌》
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记者：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硬是持续了那么多年。文革时期有一些电影插曲也很流行。
(歌曲 《春苗出土迎朝阳》
歌词：翠竹青青哟,披霞光；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记者：就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描写农村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的主题曲。
(歌曲 《春苗出土迎朝阳》
歌词：......迎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社员心里扎下根,阳光哺育春苗长......)

记者：还有反映中共红军时期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算是当年流行的抒情歌曲了。
(歌曲 《红星照我去战斗》
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

记者：文革时期还有一种特别的流行曲,就是江青当年特别扶植的“革命样板戏”。
(《红灯记》唱段--《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词：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干杯万盏会应酬......)

记者：当时这首唱段很流行,而且扮演李玉和的钱浩亮也成了文革红人,一路高升,最后成了文化部副部长。类似这种情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党代表洪长青的刘庆棠也是这样交了官运。
(歌曲 《红色娘子军连连歌》
歌词：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

记者：刘庆棠是江青的亲信,文革干将,在文革中迫害过好多人,后来也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唱词：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记者：钢琴伴唱《红灯记》本来是中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在文革的一次街头演出中临时想出的迎合观众的方法,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江青的赞许。 1968年7月1日,毛泽东观看以后予以肯定。于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为“洋为中用”的创举,其地位与当时的“八个样板戏”齐名。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唱词：......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记者：殷承宗还有一个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年,经过江青的批准,殷承宗领导将冼星海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并且根据江青的建议,修改了一些歌词,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从而使作品带上了一些文革色彩。
(钢琴协奏曲《黄河》片段)

记者：钢琴协奏曲《黄河》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使江青对殷承宗非常满意,不仅恩准特别从国外给他进口了一架高级钢琴,并且和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也就是文化部长吴德一起作为介绍人,让殷承宗加入了中共。殷承宗成为中央乐团团长和四届人大常委。
(钢琴协奏曲《黄河》片段)

记者：不过,文革中文艺界升官升得最高的是文化部长于会泳。他曾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个有才华的教师,参加过样板戏《海港》的创作,是京剧《杜鹃山》的主要作曲人。
(京剧《杜鹃山》片段
唱词：......同命运,一条心。 往年同受同样苦,今朝同把冤仇申。愿天下工农团结紧,砸开铁锁链,翻身做主人。)

记者：但是他积极追随江青,是文革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受到他打击的一个人就是后来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
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跃进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开千万朵......)

记者：1970年底,天津歌舞团作曲家施光南创作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由中央乐团著名歌唱家罗天婵演唱以后,在当时满天满地充满战斗性的革命歌曲之中,这首歌鹤立鸡群,一下就受到人们的青睐,传唱甚广。其实,这首歌也是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但是于会泳却说这首歌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于是,电台和电视台不再播送这首歌了。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
歌词：......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睐睐睐......)

记者：我们上次节目说的李劫夫,别看他文革初期那么红,后来却进了监狱。
李劫夫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加入中共。之后一直从事中共的宣传工作。但是1949年以后,他的政治命运坎坷。1957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文革初期,他受到江青和康生等人的保护,没有受到严重冲击。李劫夫因为创作语录歌有功而保住了官,继续掌管沈阳音乐学院,只是头衔改成“革命委员会主任”。
但是,李劫夫是林彪的亲信、当时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原来的部下,因此与黄永胜关系密切。1968年春节前夕,林彪接见了李劫夫一家。李劫夫心情激动,给叶群写了一封向林彪表忠心的信,说是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李劫夫还为林彪语录谱曲,最著名的是《永远学习“老三篇”》。
(乐曲《永远学习“老三篇”》)

记者：他也为林彪的诗《重上井冈山》谱了曲。“9/13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误以为毛泽东病逝,林彪要接班,因此准备写一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这是他一生中准备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结果不仅没有写成,而且被说成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李劫夫被关押起来,他写的歌也不准唱了。
可是在1973年9月12日,他的一首歌被意外地公开演唱了一次。在这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提出一起唱一首歌,有人提出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结果,大家唱起了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
歌词：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记者：这可犯了大忌了。江青说“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兴师问罪。好在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一起唱了,江青只好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候,一般演出结束时都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以,要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没事了。因为这首歌的作曲是王双印,当时是江青“文革派”的红人,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春风得意。
王双印原来是哈尔滨歌剧院独唱演员兼作曲。1964年,距离文革还有不到两年的时候,中国上下左倾思潮已经大肆泛滥。王双印为了配合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歌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

记者：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对这首歌大加赞赏。在文革中,林彪在一次题词时使用了这首歌中的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更赋予这首歌特殊意义。《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文革的标志性歌曲。江青也曾经对他表示赞赏。
(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歌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记者：不过,文革结束时,这些红极一时的人也都落了难。于会泳在1977年被关押期间自杀。钱浩亮、刘庆棠、殷承宗、王双印都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李劫夫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两个月之后在监狱里死去,有人说是因为他听说“四人帮”垮台而感到兴奋,心脏病突发而死。
可是,20世纪末以来,这些当年的文革红人竟然再一次红了起来。王双印出版了《王双印歌曲选》。1994年2月28日,在哈尔滨举办了“王双印从艺45周年音乐作品大型演唱会”。据报导,王双印再次演唱了风靡文革时代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引起台下的热烈共鸣。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王双印唱)
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G*D。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记者：至于李劫夫,在沈阳、北京和广州,曾经先后三次举行过《劫夫作品音乐会》,反响热烈,还出版了他的歌曲集和录音。2001年的刘庆棠是广州一所大学艺术学院的名誉院长。2001年4月,殷承宗和钱浩亮在北京同台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大受欢迎。中国社会上大有一股要为这些人“翻案”的趋势。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唱词：提蓝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记者：文革的时候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你们认为文革流行歌曲有没有为文革服务？
杨逢时：当然,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记者：服务得非常成功？

汪成用：可以这样说。

记者：那么应该怎么评价那些创作这些歌曲的人呢？

汪成用：我还是想首先强调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是怎么评价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G*D。因为对于大多数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党文化的洗脑。他们在用自己的创作扭曲别人的同时也严重地扭曲了自己。

杨逢时：就像坐在井底的青蛙,只看到上面这么一点点天空,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就知道毛主席伟大,G*D伟大,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没有自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艺术家个人的自由的创作天地。

记者：但是作为参与者,他们所起的作用明显比一般的人,比方说比你我这样的人,要大得多。

汪成用：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从自我反思开始。我希望中国能尽早有一种自我反思的环境。

记者：文革以后,一些人受到谴责,比方说“四人帮”。但是文革不是“四人帮”发动的,是毛泽东发动的。“四人帮”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事文革。他们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造成的影响太大。
这些创作歌曲的人响应号召,创作歌曲。我们响应号召,唱这些歌曲。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还用他们的歌毒害了别人。他们创作了这些歌曲,从精神上和思想上给人民洗脑。“四人帮”和所谓的“三种人”都受到谴责,但是这些创作文革流行歌曲毒害他人的人却没有受到谴责。
有人觉得,文艺是软性的东西,只是歌曲嘛,歌曲能害谁呀？实际上歌曲可以给人洗脑,而且是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给洗脑,作用太大了。
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脑子里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实际的世界,是10年的痛苦经历；另一个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莺歌燕舞,在歌里边。这很具有讽刺意味。

汪成用：我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尽早能够走出“党文化”的阴影,尽早能够结束中国的“后文革”时代。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叫“恶梦醒来是早晨”,可文革的恶梦在中国还没过去。

杨逢时：我也希望中国人能够尽早认清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源。这样,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不朽的、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

记者：好,谢谢汪成用博士和杨逢时博士。

杨逢时、汪成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