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话2013年05月22日

 

 

 殷正高摄于陈碧波住所

 

 

2013年05月22日 星期三 晴
下午5点多钟，陈碧波电话。
我问：今天谈的怎么样？
陈：从上午8点等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同我见面呢。
我：为什么？
陈：全国人大内司委和最高法院的人都到岳阳来了。今天上午和下午，北京来的人同省政法委的领导在研究我这个案子。要等他们研究完了，再同我见面。现在已经5点多钟，快下班了。他们要我回去，明天一早再来。
陈 碧波说：市政法委的人把最高法院接待我的情况列了一张表格。我说：这个表格要按时间分阶段来列，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从1999年7月13日初访到 2013年4月22日的14年中，我到最高法院上访共计75次。分两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6年，最高法院对我这个案子批示有30多次，白纸黑字， 都是明确支持我的。从2007年到去年11月，口头约谈、书面约谈共41次，也都是支持我，并谈国家赔偿。直到2012年11月27日，最高法院的态度来 了180度转弯，由支持我，转而否定：驳回我的上诉，认定我要求赔偿286万元无法律依据。最高法院这种自食其言、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的作法，是执法犯法， 对法律的亵渎。今年4月22日，由否定又变为支持，突然又向我发书面预约通知，要我7月15日去最高法院谈国家赔偿。……作为共和国的最高法院，在一个事 实和法律都非常明了的小小案件上，竟然如此反反复复，说明了什么？难道真是神经有毛病吗？当然，这一次要是真的能改正错误，依法律办，我还是欢迎的。
陈碧波说：政法委的人问我想要赔偿多少？我说：不是我想要赔多少。赔偿只能依据国家赔偿法算，是多少就是多少。离开国家赔偿法，来谈赔偿，怎么行？
陈碧波说：我要的是名份，让的是人情。赔的钱多，我可以支持贫困学子和困难家庭。
我：你同他们谈，头脑要清醒，坚持事实和法律这两点，不能有半点含糊……心存希望，但希望不能大。心态平和，处变不惊，同他们再玩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或许不是，决定权不在你。
……

 

 
－－－－－－－－－－－－－－－－－－－－－－－－－－－－－－－
张超群
       民主转型的时机与方式选择——解读《民主的限制》
“民主虽然有其缺点，但在当今世界，用程序化的民主方式来产生国家领导这一做法已经成为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转型是一个必然”（《民主的限制》065页）。
为了避免民主转型带来大的社会动荡，减少改革成本，有一个时机与方式的选择问题。
赵 教授说“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他严肃地指出“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的合力作用下被迫实行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 ‘太少、太晚’的感觉”，而且会增加不少确定性，甚至带来社会灾难。赵教授希望，“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率先进 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025、026页）。
赵教授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转型最佳时机选择，一个是 上世纪50年代。他说“50年代的民意基础非常好，建立‘忠诚反对’完全有可能。那时中国如果搞民主的话，也许会走出一条较为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 是“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搞民主的时机就要比80年代好。如果当时搞了民主，恐怕连市场化都进行不下去。国有企业职工会同意自己下岗再就业 吗？”（080页）。
民主转型的方式选择，赵教授开出的药方：一是赞成自上而下，不太认可自下而上。他说“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且民众素质 普遍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使一些具有实力的地方民选政府 利用其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二是在民主化启动之初，“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三是建立“忠诚反对”的“一个可行的技巧 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限制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价值观”（024页）。
诚哉斯言！
赵教授像一位高明的“医生”，把脉准确，分析精辟，药方对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赵教授的思路走，一是不会走弯路，二是出不了大麻烦，三是效果是共赢。
赵 教授设计的关键“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赵教授所担心的是很少有政治家有如此的理想、远见和政治手腕（026页）。民 主改革，如果自上而下的方法迟迟不能启动，那么，自下而上的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民主转型，是突尼斯式、埃及式，还是也门式、利比亚式， 恐怕谁也说不清。                              （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