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话2012年5月24日

星期四 雨
今天在网上见一“段子”，觉得很“特色”。
“要说就说”
别说“不好”，要说就说“欠佳”；
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
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
别说“下滑”，要说就说“负增加”；
别说“贫困”，要说就说“不富裕”；
别说“父母官”，要说就说“公仆”；
别说“贪财好色”，要说就说“禁不住诱惑”；
别说“行贿”，要说就说“劳务费”；
别说“倒闭”，要说就说“改制”；
别说“经济损失”，要说就说“交学费”；
别说“出国旅游”，要说就说“考察参观”；
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
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
别说“权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
别说“一人说了算”，要说就说“敢于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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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群
四说民主政治是公开政治

民主政治是公开政治的前三说，偏重于执政党政府行政要公开，官员的公务活动和部分隐私要公开。其实，对于人民大众追求自由民主政治权利，争取私有财产保护和教育、工作、医疗、养老等社会权利的活动，也应该要在阳光下进行，不能采用革命党的手段。
显然，我的这个观点一定会遭致大多数人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很充足：面对专制政府，公民的一切维权活动都是非法的，不允许的，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你公开，就什么也别想干，什么也干不了。如果谁扬言要去北京上访，马上会有人上门劝阻或跟踪盯梢，百分之百去不成。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的维权人士陈光诚出逃美国大使馆，如果不是秘密进行，能大摇大摆走出家门半步吗？
显然，这些看法都对。
问题是公民维权的这种秘密活动波及面能扩多大，成功率有多高，影响有多深，时间能坚持多久，都不好说。陈光诚事件是特例。特例不可能普遍，个案不代表一般。
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以隐密对隐密、以阴谋对阴谋、以诡计对诡计的宫廷政治或革命党的搞法何时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上层是高墙大院里刀光剑影、秘密交易；民间则凭江湖义气、迷信手段秘密结社，图谋个人或小团体利益。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改朝换代史。儒学秦制，朝朝因袭，看不到思想更新和制度变革，这就是中国政治史。
要以民主政治代替专制政治，就必须以公开取代隐密，以光明正大取代阴谋诡计。
为此，作为普通公民的权利诉求活动，尽量要依据现行法律制度进行，学会打擦边球，遇到红灯绕道走。这就要求我们上网发文、申诉告状，要摆事实讲道理，切忌谩骂伤人，并且最好是署真实姓名；集会或游行示威要报告，且按批准时间、地点、路线进行，严禁丢啤酒瓶、扔石块、烧汽车、砸商店；结社要报批，组织名称、纲领或目标、办公地点都公布于众；在维权活动中，提倡理性依法，不可蛮横无理，对打砸抢烧或行凶报仇雪恨要谴责，不可怂恿，更不可歌而颂之。
有人可能会讥笑这是理想主义。我说，理性、民主、公开政治，既是对官的要求，也是对民的要求。官正民正，民不正官亦不正。官终究是由民而来。优秀的民是为优秀的官打下了坯子、上好了底色。
有人可能会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我说，未必。人多嘴杂，人多壮胆，人多容易受情绪影响，人多容易干出格的事。红卫兵运动，变着法子整人、往死里打人、疯狂砸毁文物古迹，最后发展到两派真枪真刀武斗的惨痛教训，就清楚地说明群众运动引导不得法，干伤天害理的事不足为奇。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功莫大焉，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种与法理不容的事，却被正面宣扬，鲜有批评。台湾施明德领导的百万人倒扁运动，组织严密、行动完美，堪称典范，却没有引起国人多大注意。
理性要靠培养，要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扬善不隐恶，鞭恶不藏善。长此以往，善多恶少，天下和谐。
民间理性的公开政治活动，自然是一个痛苦的漫长的博弈过程。这期间，既有缩手缩脚的被动抗争，又有莫名其妙的打压、挨整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但是，这种不温不火的持久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积蓄和战果的累积，政治风向会逐渐朝着民主方面转，民间政治力量在政治市场的份额也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扩展，直至对政局发展有左右的作用。缅甸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运动，曾遭受组织解散、领导人入狱、自己长期软禁的厄运。但她追求民主的痴心不改，公开的和平抗争不歇。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缅甸终于迎来了一缕民主的阳光。
官场行政、民间诉求，都能在阳光下公开进行，那么国人的理性思维、依法办事、行动规矩都会上一个新台阶，民主政治的春天到来就不远了。
（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