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让世界有了两个圆心

世界是椭圆的：全球化的新阶段
　　作为多元世界真正到来之前的过渡阶段，世界正迈入椭圆形全球化阶段。圆形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分工层次上，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发达国家为中心，这也导致了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如今，世界正在由圆形向有两个焦点的椭圆演变，更形象地理解，就像是有了两个圆心。打个比方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简单的蛋黄－蛋白式的“中心－外围”关系，而很可能是并驾齐驱。

就算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仍然存在不公，比如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外围的地位，但一些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偏离原来的圆心，形成另一个新的焦点。

即便是原来的圆形还未完全打破，蛋黄与蛋白的区分不再是泾渭分明、档次有别，蛋黄更多意味着责任和风险，不仅是吸收蛋白的营养。



　　这种椭圆形全球化的成因，人们归结为是“金砖四国”中以巴西、印度、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

世界银行在2006年底发表了题为《2007全球经济展望：应对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指出“曾被看成是全球化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主要的推动力。

从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的份额将从全球经济的约1/5增加到1/3。它们的全球购买力份额将超过一半……全球化商品和服务贸易大概有一半的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那些能够把握住新机会的发展中国家将不断扩大在全球化产品和服务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报告的设想得到了现实的佐证。一月底在达沃斯闭幕的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便是“变化中的力量格局”。

对此，《国际先驱论坛报》就有评论分析说：“全球化已经不再是美国引领的一种现象了。现在，全球化属于能够找到办法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将它造成的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所有国家。”



　　比崛起更重要的是时代

　　美国不再引领经济全球化，结果会如何？有人威胁说，不要为此高兴得太早，因为那将是走向混乱的“无极世界”；反对的人说，世界本不该有极，美国成为单极才是世界动乱的根源。其实，美国引领的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一种模式——西方化的全球化，未必其他模式就不好。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不久前公开描绘了2020年世界的四种迥异图景：“达沃斯世界”，即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但亚洲面孔会出现得更多；“美国治下的和平”，即美国会继续塑造国际秩序；“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宗教教义将挑战西方社会准则的主导地位；“恐惧周期”，非国家力量带来强大的安全冲击。



对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展望2020年的世界并提出，最希望的结局是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再加上“美国治下的和平”。

这种设想充分反映了美国想把全球化锁定在经济领域，并给予中国一定的空间，但仍保持安全领域的霸主地位，以“达沃斯世界”和“美国治下的和平”对付“新伊斯兰世界”和“恐惧周期”。这是如今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大体思路。



　　美国的战略动向给我们以启示，这就是认清和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超越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葡萄牙崛起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民族国家的诞生，大英帝国崛起意味着现代国家的诞生，美国的崛起意味着全球性国家的诞生……总之，时代铸就了大国的崛起。比崛起更重要的是时代，我们也要超越崛起，关注时代特征。

　　

超越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关注时代演变大势，必须要具有辩证的眼光。一方面，美国的力量日益受制，外交、军事手段都难以随心所欲塑造世界，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两难处境，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针对中国的所谓“两面下注”策略也是一种反映。

现今的美国霸权，不再是机制霸权，另一方面，对美国霸权的反复和顽固性，不可低估。西方不再主导全球化，但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方案又在强化西方内部联系。

为应对外部挑战，北约模式的全球推广、“民主同盟”等设想又在延续“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圆形全球化局面，对抗椭圆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时代之痛蕴含中国之遇

　　椭圆形的全球化同样面临着种种挑战：第一，政治与经济的背离：《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不久前指出，“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的确，当今世界经济或许是全球性的，但民主政治却是地方性的。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开放的经济违背其自身利益，那么，这种经济就将无法维持。这就是2006年美国的总体经济运行良好而美国选民在中期选举中“反叛”共和党政府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人与国家的背离：以前，美国人曾乐观地期待全球美国化；如今却是美国全球化。美国全球化的结果是很多美国人并没有从近年的经济增长中获利，这是美国存在强烈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思潮的根源；

不仅如此，针对欧美国家进行恐怖袭击的不再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分子，而更多是本国公民，因为他们更认同本·拉登代表的意识形态而非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此外，国家认同危机也表现在宗教的国际化和政治化上。

　　第三，经济与安全的分离：举例来说，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合作而安全对峙，这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两股相悖的力量。

美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在探索与中国共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则加紧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同盟、地区安全秩序，某种程度上甚至对抗亚洲经济一体化以确保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给世界带来了不安。

　　第四，供给－需求的分离：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仍然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但世界政治、安全的需求却是全球性的。

在经济领域，投资－储蓄的矛盾同样昭示世界的失衡：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储蓄远远高于投资的情况。可见，人们普遍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与此同时，美国吸收了世界其他地区约３／４的过剩储蓄，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购买力份额将超过一半。

　　第五，人口－技术－资金的分离：《2007全球经济展望：应对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指出：“人口趋势将成为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地球上的人口预计将从现在的65亿增加到2030年的80亿。每年平均增加6千多万，而这些人口增长有97％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欧盟和日本的人口可能会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主要是来源于移民。

全球劳动力将从现在的30多亿增加到2030年的41亿，增速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说明世界仍将进步，但同时也预示着一个矛盾现象：不论是移民还是大部分新出生的人口，他们在掌握作为增量的技术和资金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技术、资金是不匹配的。

全球金融自由化和技术扩散如何适应人口的流动和分布局面，将长期考验全球化稳定发展的未来。

　　以上五点，集中一点是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亦即美国霸权的鸡肋效应：美国霸权如今集中体现为美元霸权；美元霸权一方面无可替代，另一方面又成为我们时代的痛。

未来中国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世界的美国“不良资产”问题，其中也蕴含着中国崛起的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中美关系大局等等，都必须放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