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小鹿

贲者,文饰也。以白为贲,也许是什么也没有,或者,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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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缘何能赋诗?(四)

(2007-03-04 21:04:26) 下一个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 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注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还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刘向《说苑·杂言》) 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念旧乡也。”宋玉《九辩》亦云:“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皆为其证。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李善注曰:“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文选》卷二十) 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有“水赋”(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赋》、东晋王彪之有《水赋》)、“水赞”(郭璞有《释水赞》、戴逵、庾肃之有《水赞》) 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 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 2006年第4期)文/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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