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汉奸？郁达夫与三个女人的乱世情缘 (图)

图1：1926年与郭沫若(后中)、成方吾(右)、王独清(左)等人创造社成员在广州

        图2：郁达夫与王映霞

    图3：1938年与郭沫若(中)、埃德加·斯诺合影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讨结束土都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一位印尼当地(苏门答腊巴爷公务)青年匆忙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即向大家告辞，说是他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讲话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当时他身穿睡袍，脚趿木屐，就这副模样离家，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谁知郁达夫这一去便杳如黄鹤，从此消逝得无影无踪。事隔多年，才有一个令人信疑参半的说法勉强固定下来：郁达夫被骗出家门不久，日军宪兵即将他绑架杀害。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半年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郁达夫牺牲在异域他邦，而且牺牲在抗战胜利之后，居然尸骸无存，究竟是葬身大海？还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郁达夫的死是一个谜团，他的生又何尝不是一个谜团？

　　一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达夫：《寄映霞》

　　1916年，郁达夫在日本写信给大嫂陈碧岑，谈的本是家事，结尾处他却掉转笔头，大发感叹：“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这年，郁达夫刚满二十岁，黄口乳牙讲大话，未免言之过早。

　　郁达夫的运数和劫数都始于一局恋爱一桩婚姻。这位风流才子，阅尽人间春色，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钟热度的恋爱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两桩貌合神离的婚姻也是平淡无奇。郁达夫生命中的华彩乐章奏响于1927年1月14日，一切并非偶然。

　　那一天，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初见王映霞，惊艳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灵之火。他对昔年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孙百刚说：

　　“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荒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他的运气不错，奇迹出现了，“绿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岁芳龄的王映霞，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少女在孙百刚的《郁达夫传》中不仅外形美好，而且气质绝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郁达夫惊鸿一瞥已倾心，他意乱情迷，只要王映霞偶尔跟他谈上几句话，他全身的细胞神经就像经过熨斗烫过似地舒适服帖。尽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还是忍不住要在日记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记中，郁达夫表白得更为清晰：“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个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独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剑，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会烧人，也不会伤人。”那么靠近它呢？难道真会被灼伤和斫伤？天底下只有懦夫才不敢去尝试与美女亲密接触，郁达夫也许内心潜存着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唤醒了他内心的那头豹子，他就绝对不是一名懦夫。

　　郁达夫以往的恋人和情人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他自传中写到的十三岁时的初恋对象“赵家少女”，在日本留学期间拥之于怀的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以及回国后在安庆结欢的海棠姑娘，她们不是农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这样毕业于新式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大家闺秀？至于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虽也吐属风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桩包办婚姻，质量可想而知。郁达夫初识王映霞时，就是这么个尴尬的处境，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约，但他毫无退缩之意。两人相识仅两个礼拜，郁达夫居然就交浅言深，写信去劝导王映霞：“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这就是郁达夫为王映霞勾画的未可乐观的婚姻(与别人结婚)前景，他劝导她摆脱一切束缚，做一位“自由的女王”，这顶冠冕肯定得由他亲自给她戴在头上。王映霞经不住郁达夫“举着火把的狂热追求”，内心很有些松动，她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当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对方的婚姻，招致外间舆论的谴责。有一次，孙百刚劝王映霞回避郁达夫，让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说：“倘若断然拒绝他，结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在她犹疑不决的那段日子，郁达夫的书信攻势极为猛烈，一会儿说自己如何如何苦闷，一会儿说自己准备到法国去了却残生，一会儿说自己真快要死了，一会儿说自己的爱朝不待夕，“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一会儿说王映霞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他甚至想出几条王映霞不爱他的理由：“第一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当然是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总之，郁达夫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恋爱时，放低姿态确实不失为高招，容易打动对方的心。王映霞情窦初开，自然吃受不住这种“地毯似的轰炸”，尽管她偷看了郁达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记——“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知道郁达夫并未狠下与妻子断绝感情的决心，确实有过一时的恼怒，但经过郁达夫一番巧言解释并发下毒誓(三年内他若不与孙荃离婚，他就死给王映霞看)，她终于转嗔为喜，不再顾忌举世非笑，不再固执少女的虚荣，不再计较郁达夫未经她的同意即出版《日记九种》，曝光他们的情事。

　　1927年4月，郁达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担心纯属多余，他居然受到东床娇客规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王映霞与郁达夫订立婚约。此后不久，南社诗人柳亚子赠诗给郁达夫，赞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令人羡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间烟火，偏偏郁达夫囊中羞涩，手头拮据，喜兴未消，就要把《零余者》中叹穷的老调再弹一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此调弹过之后，他早已记不起昔日情书中所写的那句话，他娶的这位王女士“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个家庭的奴隶”，到这时她才知道他答应让她去做的“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梦呓般的许诺。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76号，家具都是从木器店里租来的。墙壁上挂一副蔡元培写的对联，用的是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十分切合郁达夫当时的处境。住所紧靠静安寺公墓。天天与墓地相邻，真够碜人的。身边有美妻相伴，郁达夫叹穷归叹穷，总还不至于寂寞无聊。他可以从饮酒、购买旧书中获得乐趣，酒喝到醉卧大雪长街，书买到堆至满坑满谷，王映霞这时还只是心疼他，并不特别怪怨他不知节制地胡乱交朋友，胡乱花钱。郁达夫的口头禅是：“我们无产者惟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于是，王映霞的兴趣集中在办好伙食上，他们不讲究穿，只讲究吃，一门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传中自豪地说过这句话：“当时，……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羡煞神仙的好日子难以持久。郁达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赏一人享用，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怀着第三个孩子郁云，已有七个月身孕，只为喝酒的事两人发生几句不愉快的争吵，郁达夫便拿走五百元存单，精神和肉体一同重返“故乡”，回富阳去跟元配夫人孙荃同居了一个星期，他与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点。事后，为了补偿妻子的精神损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师徐式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临场作证，郁达夫签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受益人是王映霞，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强的个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她还渴望友情滋润心田，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1932年，王映霞浙师的同学刘怀瑜独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馆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别重逢，彻夜畅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郁达夫却十分生气，为此出走半个月，还写了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王映霞与刘怀瑜搞同性恋，他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恼怒不已。好一番折腾后，王映霞在自传中写道：“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后都积累了新的隐患。

　　王映霞最不满意的是郁达夫于婚后感情渐趋冷淡，家书中往往只有稿件如何处置、银钱如何分配、亲友如何交道等琐碎内容，很难再找寻到几句能令王映霞温心暖怀的话语，郁达夫早期情书中常常出现的那些鬼头鬼脑贼头贼脑的“love”、“kiss”字样更是扫地以尽，完全绝迹。1938年10月18日，她在写给郁达夫的信中抱怨道：“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郁达夫将浪漫的爱情视为阶段性产物，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王映霞当然不满足，而且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幻灭感。

　　郁达夫的好友曹聚仁颇具犀利的眼光，看到问题的实质，他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指出：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说的没错，王映霞虽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渐成长为“刚强的女士”，身体强，个性强，欲望也强，郁达夫一介书生，蒲柳弱质，只能小范围开发，要使之全面开花，则力不从心。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映霞的灵与肉从他身旁剥离开去，渐行渐远，终成路人。

　　二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0年后，郁达夫过得非常不顺，在家庭中他与王映霞口角不断，在文坛上他也被一群左派小将利用得陀螺直转，攻击得体无完肤。他在1930年5月2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感叹道：“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当时有一位名叫史济行的文学青年将郁达夫的稿件偷去发表在《红杂志》、《玫瑰杂志》等下三滥的刊物上，又盗用郁达夫的名义四处借钱，弄得乌烟瘴气。有一次，美国记者史沫莱特采访郁达夫，郁达夫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想不到，他的这句肺腑之言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引发轩然大波，惹得那些只打算努力做战士、不打算认真做作家的左氏少壮派勃然大怒，他们毫不留情，一脚将这位“反动老朽”踢出“左联”。

　　1933年，郁达夫决意离开上海这片是非之地，搬到杭州居住。郁郎锐气磨灭殆尽，他开始求田问舍，搬迁书籍三万多册，打算在西湖的清风朗月下终老此身。他拿出全部积蓄，另外还从一位富阳籍丁姓女弟子处筹得一笔款项，合计一万五六千元，在杭州城东大学路场官弄购入一亩一分四厘地，建成风雨茅庐，请马君武题写匾额。然而茅庐建成之后，只见女主人的笑容若隐若现，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时进时出。在四十岁前两天(1935年12月26日)，郁达夫写了《和赵文龙》诗二首，第一首绝句是：“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末二句可谓诗谶，郁达夫自此以往，果然只活够了十年。

　　在上海时，郁达夫、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画家、教授和学生，他们举家迁至杭州后，则与杭州市长周象贤等官场人物交往甚密，郁达夫来钱更容易了，名士派头也更足了，牢骚大减，怨言大减，文气也大减；王映霞则结交了一些官太太，受到她们的影响，开始看重物质享受，她认识许绍棣，接受其殷勤，更是埋下破家的伏笔。

　　1936年2月上旬，元宵节前三天，郁达夫离开杭州，前往福州，意在“游五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还抱着热切参政的念头。郁达夫早年考外交官被黜，一直耿耿于怀，走仕途乃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经葛敬恩介绍，郁达夫结识了福建省主席陈仪。陈仪急于找到一位特殊人才：他必须精通日语，有声望有地位，足以应付蜂涌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特务、浪人。郁达夫再合适不过。郁达夫名士习气重，疏狂任性，不胜公务之烦，都没关系，他的实职是公报室主任，月薪二百元，对外则宣称是省参议，月薪三百元。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郁达夫，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单身汉”的自由生活遭到干涉，或是别的什么缘故，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弄得她起了疑心。1936年3月7日，郁达夫在日记中没头没脑没肝没肺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自前天到今天，为霞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 1937年春，王映霞还是去了福州，夫妻感情稍有修复，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无数家庭随之破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未能幸免于难。

　　为逃避战火，王映霞偕同老母亲和三个儿子辗转于富阳和丽水两地，当时浙江省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厅都已搬到丽水县城，条件比富阳要好许多，王映霞得财政厅长程远帆的援助，住进省政府临时宿舍。这样一来，她自然就与住在楼上的教育厅长许绍棣朝夕相见。许有三个女儿，王有三个儿子，年龄相当，常常玩在一起。许绍棣年轻时留学日本，与郁达夫既有乡谊，也有交情，他为人风趣，生性温和，颇能识情揣意，王映霞尝够了郁达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更觉许绍棣是做夫君的上等材料。小孩玩成一堆，大人也粘在一处，一个是鳏夫，一个是怨妇，一个是官场干员，一个是名士美眷，流言立刻插上翅膀，四处嗡鸣。

　　当初，鲁迅并不赞成郁达夫移家杭州，所以写了上面那首诗送给王映霞。郁达夫后来在《忆鲁迅》一文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与其说鲁迅有先见之明，还不如说郁达夫在感情方面逆水行舟，却不思进取，迟早会要出事，无论他移家杭州，还是移家别处，结果都一样。

　　三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福州天王庙中的签诗

　　1937年底，战祸孔亟，生命惟危，许多人愈加迷信神佛的开示，郁达夫在福州天王庙抽得这样一支下下签(签诗应该是经过了郁达夫的润色，或是再创作，否则不可能用典如此贴切，也不可能被郁达夫收入《毁家诗纪》)，他该是何等感慨而又感愤！他本就是自卑的，不放心王映霞与外界多接触，害怕她接触之后，就会看轻他头上仅有的那两道“才子”、“文学家”的光环，而她的势利眼和虚荣心将全面占据上风。然而，在战争年代，流离颠沛无可避免，在杭州虽有风雨茅庐，王映霞却无法安身，她被迫单独接触社会，接触许绍棣，她此时此际的心思已然不是郁达夫的双手可以遮捂得了。郁达夫读完签诗，那句“鸣鸠已占凤凰巢”太刺眼了，不由得心烦意乱。他风闻一些流言，说是许绍棣“新借得一位漂亮夫人”，女方会是谁呢？会不会是王映霞？他简直不敢想下去。

　　事情很快就穿了帮，郁达夫回到丽水，在家中发现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他的精神受到强刺激，已无理性可言，王映霞既然红杏出墙，该吵架就吵架，该离婚就离婚，又何必将家丑暴露无遗？“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太夸张了。当年他追求王映霞时，妻子孙荃正呻吟于产褥之上，他又何尝设想过孙荃的精神苦况？这就是他自私的地方，不公平的地方，只准许自己自由寻找爱情，不准许王映霞也去自由寻找爱情，只许自己动别人的奶酪，不许别人碰自己的奶酪，在郁达夫则是浪漫，在王映霞则是浪荡，完全是双重标准，双重评价。他在《贺新郎》一词的注释中说：“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简直就是荒腔野板的胡诌，且不说许绍棣对王映霞并非“奸淫”，家丑与国仇也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女人红杏出墙的事何日无之，何年无之？并非只有抗战时期才有这种“丑闻”发生，将二者强相牵扯实为荒谬。此外，他还将王映霞委身许绍棣归咎于她贪慕富贵，更失公允。他说：“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他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这一推论未免失之简单，王映霞真要是贪慕富贵，当初她怎么可能看中郁达夫这样病病歪歪的文人？她资本最雄厚的时候尚且不贪慕富贵，岂有资本消蚀将空时再去贪慕富贵的道理？何况郁达夫此时也在官场打拚，也有个省参政的荣衔，已不是纯粹的文人。他还说：“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对人自称为厅长夫人，予以取乐。”这就是把玩笑当真，既缺乏幽默感，又显得鸡肠鸭肚。王映霞曾在1938年10月18日致郁达夫的书信中表明她的愿望——“作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在)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你可以讥笑她胸无大志，但你绝对不能唾骂她俗不可耐。郁达夫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昔年赞之为天仙，今朝贬之为俗妇，处处走极端，我们该相信他哪一句？

　　1938年，郁达夫自暴家丑，许绍棣深知人言可畏，还哪敢顶风作案，谋娶王映霞为妻？他终究还是有些本事的，并非完全为了遮人耳目，他娶了徐悲鸿的情人孙多慈为妻，彻底从这桩丑闻中拔身而出，洗刷得一干二净。他只是玩一回心跳，枕边的誓言到底靠不住，苦了的只有王映霞，他与许绍棣挥泪而别，还得跟着郁达夫踏上颠沛之途，前往武汉。郁达夫感到极为耻辱，心气总不能平，就这样，他与王映霞的争吵再次升级，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住到朋友曹律师夫妇家。郁达夫慌了神，以往都是他玩出走游戏，这回却更换了主角，他又气又恼，丧失了残余的那点理智，竟然老虎吃砒霜，自己害自己，去《大公报》上刊登侮辱性质的《启事》，向外界暴露家庭生活的负面：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启

　　郁达夫精神狂躁，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影印了许绍棣的三封“情书”，声称这是“打官司的凭证”，还请郭沫若等人前来勘察“现场”，要他们看一看王映霞“卷逃”后的痕迹，甚至致电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的下落。一时间，舆论哗然，流言四起。郁达夫从曹律师那儿得知王映霞的行止后，又急不可待地接她回家，王映霞自然不依。结果是，郁达夫乖乖认错，同意在《大公报》上再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是王映霞起草的：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郁达夫启

　　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郁达夫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自己也没讨到一个好，最终两败俱伤。事后，他们又重新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誓约。郭沫若居中调解，亦认定错在郁达夫，这场风波纯粹是他的自卑心理暗中作祟所致。

　　1938年深秋，武汉岌岌可危，郁达夫听从易顺鼎之子易君左的建议，举家迁至湖南汉寿。在汉寿安家后不久，正徘徊歧路的郁达夫接到陈仪之邀，再次赴闽，决心为国牺牲一切。王映霞与老母幼子则暂时滞留在汉寿。

　　郁达夫千不该万不该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际，又误信流言，说是许绍棣当初送给王映霞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王映霞怄得手足冰凉，她在回信中写道：“这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存折，于我们死后，都留在这里转赠你，让你再去买一个有这样身价的女子，因为你是喜欢有价钱的女人的。我始终未要你一个钱，这似乎亦是你怕我会收别人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原因。”郁达夫在战乱时期采取撒手主义，任由妻儿处在缺钱缺粮缺安全感的苦况中，却还要纠缠“第三者”旧事，往妻子的伤口抹盐，这种做法，不仅不智，而且不仁。王映霞忍受着锥心之痛，终于写下悲愤的感慨：“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她原本也主张，在婚姻触礁时，“大家把一切的气愤全都丢弃了，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但郁达夫心不在焉。

　　纯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极容易陷入感伤境地，变得神经质，极端者还会具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他们并不适应家庭生活，郁达夫将夫妻感情弄得一团糟，势必如此。所幸他不曾像卢梭那样弃子，也不曾像徐渭那样杀妻，总而言之还算是中庸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郁达夫的名句，然而他只能做到醉酒使气，却做不到怜香惜玉。

　　四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毁家诗纪·十五》

　　1938年冬，郁达夫受《星洲日报》聘请，离开福州，投荒南下，前往新加坡。此前，王映霞前来与他会合，途经长沙时，正巧赶上“文夕大火”，行李、照片、书信和《版权赠与书》都付之一炬。换一个相对安全相对陌生的环境，本来对他们修复感情不无好处，可是郁达夫却在这节骨眼上再次犯晕。当时，香港《大风旬刊》主编陆丹林向郁达夫约稿，他很快就收到了郁达夫寄来的二十首加添注释的旧体诗词，总题为《毁家诗纪》。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名人丑闻，而且是一堆令人难以启齿的“珍闻”，最能满足“扒粪族”的特殊爱好，其中一条尤为刺眼：郁达夫、王映霞二人在金华重逢时，王映霞以刚来月假为由拒绝与郁达夫行房，两天后却与许绍棣驰车夜奔碧湖。陆丹林如获至宝。他本可弭患于无形，婉言规劝郁达夫慎重此事，但他把朋友之间的道义撇在一旁，全然不顾忌这组诗词一旦发出有可能使郁达夫妻离子散的可怕后果。1939年3月5日，第三十期《大风旬刊》出刊，果然洛阳纸贵，万人争诵，连印四版，轰动海内外。王映霞在新加坡读到这二十首“家丑”全纪录的诗词，真是如雷轰顶，怒不可遏，两人早就讲好了不再互揭伤痂，郁达夫背地里却又弄出这些诗词，弄出也罢，他还要拿去刊物上发表，将家丑大白于天下，将谴责公告于世人！王映霞认为，郁达夫出此昏招，与当初在《大公报》上登载启事性质已经不同，那一回他可能是一时冲动，这一次则显然早有预谋。王映霞彻底寒心，作为应对，她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文，想要漂白真相，可是收效甚微。在《一封长信的开始》中，王映霞甚至发誓离婚之后不再嫁人：“实在说，又有谁逃出了棺材，而再爬进另一口棺材里去的？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辛酸的滋味，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炸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致再发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经此变故，覆水难收，他们终于以“协议离婚”的方式分道扬镳，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至此凄然收场。

　　郁达夫与郭沫若交情至深，可谓患难兄弟，他们曾自称为“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肯定不会厚诬自己的铁哥们，他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曾谈及《毁家诗纪》这一组诗词，他的看法并不离谱：“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莫非暴露得越彻底，就越能解气消愁泄恨，摆脱心中的烦苦？浪漫文人都向卢梭看齐，那一部《忏悔录》已成为他们的《圣经》。可是自暴隐私还得视国情差异而有所不同，各民族的道德承载力有大有小，评判眼光有高有低，在法国，大文人怎样暴露都会招来喝彩声，在中国，这把双刃剑还是束之高阁为妙。

　　郭沫若在《郁达夫论》中还写道：“(达夫)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惟有这一回，郁达夫很快就收起了颓废的外套，毕竟国难的阴影比家祸的阴影更为沉重。郁达夫强撑精神，主编《星洲日报》和《华侨周报》的副刊，写下近四百篇政论文章，宣传抗日，在东南亚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反响。他的感情空白也很快得到填补，才貌双全的女播音员李筱瑛走进了他的生活。李筱瑛是福建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毕业于暨南大学，中英文俱佳。她年轻浪漫，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天才，乐意以身相许。两人相爱一段时间后，李筱瑛即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至坐落在中鲁忠坡路的郁家居住，协助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巴人(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写到郁达夫与李筱瑛的恋情：“达夫对于这位同住的女人，十分关心留意她的謦欬、笑貌和烦躁，忠顺与卑屈，已到奴隶的程度。而那女人呢，大有法国贵妇人气质，自恃青春，傲慢而骄横，在不可一世的气概之下，包着一颗实利主义的灵魂。尽可把一个男子作为工具而使用，但必须和她站在平肩的时候，既须有名士的才气，又须有达官的权势与巨贾的富有。”郁达夫去旧迎新，这件事瞒得过旁人，却瞒不过他的儿子郁飞。尽管李筱瑛待郁飞不薄，给他买玩具，买食品，多方争取，郁飞还是坚决反对父亲跟李筱瑛同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瑛随英军撤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彼此消息隔绝，这段恋爱即宣告无疾而终。

　　当时，国内一批流亡南洋的文化人在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为了躲避日本人迫害，掩藏真实身份，化名赵廉，出面当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郁达夫让人用汽油桶装酒，卖给日本兵，他开玩笑说：“我虽无力杀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于他暴露出日语专长，被迫做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为期半年多，他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保护了陈嘉庚等一大批进步侨领和中共、印共地下党员。出于安全考虑，郁达夫娶原籍广东、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她相貌平平，文化不高，连中国话也似懂非懂，郁达夫用马来语称之为“婆陀”(傻瓜)。直到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坛鼎鼎有名的人物，她如同潘兰珍认不出丈夫“李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一样，心头不知是悲是幸。

　　郁达夫万里投荒，横死绝域，对于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赞的人称之为天才，为大师，为烈士，为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的人则骂他为花痴，为，为病态狂，为颓废文人和堕落文人。香港学者梁锡华甚至批评郁达夫“忠奸飘忽”，因为郁达夫得到过日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礼让，而且在印尼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所以梁锡华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嫌疑。古语云，“知子莫若父”，实则知父也莫若子。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而且说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