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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失去大陆的反省:至少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2007-02-11 14:03:02) 下一个

蒋介石对失去大陆的反省:至少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中兴网消息: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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