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盟解体
1、危机乍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经济发展步伐越来越慢，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危机进一步加深。车臣人游手好闲的民族特性、车臣原始的社会结构和过高的出生率的共同作用下，车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其中维持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11〕居民中文盲比例很大。车臣失业现象特别严重，到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到30%，与当时全苏个位数的失业率相比是最高的，这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8〕
虽然历经了1957～1989年车臣历史的“黄金时代”，但“过去多年甚至数个世纪造成的民族积怨、成见、偏见乃至歧视，在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代代相传，随着镇压机器的崩溃迸发出来，而且一些感到‘成功之日’已经到来的激进头面人物千方百计加以煽动”〔5〕，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后果。苏联后期的历届领导人都忽视本国存在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样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戈尔巴乔夫从没有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工作过，缺乏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在苏共中央工作期间，受到过去苏联领导人美化民族关系、粉饰太平的一贯风格影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国内潜伏的民族矛盾缺乏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例如，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民族关系问题时说：“长期以来苏联在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深入到亿万人的思想意识之中。”〔25〕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首次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的国立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1986年12月17日，由于苏共中央撤换了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利科夫，由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担任，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发了骚乱。尽管库利科夫又老又腐化，而科尔宾年富力强而口碑较好，但前者仍被哈萨克人视为“自己人”，而后者则被视为莫斯科派来的“外来人”。示威者高喊“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是属于哈萨克人的！”等口号，这表明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不仅远远没有达到完全互相信任的程度，而且隔阂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但是，这两次危险的信号，没有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198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在评论阿拉木图事件时，也仅仅不痛不痒地认为这是“民族闭关自守、地方民族主义、依赖他人的心理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现，没有分析民族冲突的深层次原因。直到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还坚持认为“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25〕。而此时，在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间，刚刚爆发了血腥的纳戈尔——卡拉巴赫冲突。此后，波罗地海国家、西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顾此失彼。
从1988年4月起，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陆续建立了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开始有组织和有纲领地从事民族分离活动。但这仍然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警惕，甚至把它们当作“支持改革的力量”加以称赞。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竟然委托参加成立大会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维亚利斯转达他对人民阵线成立的祝贺，“祝贺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戈尔巴乔夫这种极为错误的举动，助长了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嚣张，并为其他共和国成立类似人民阵线的民族主义组织开了绿灯。此后，在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带动下，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也都相继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各种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也纷纷建立类似人民阵线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后来全苏各地民族主义组织迅速发展，总数多达数万个，〔25〕这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创造了组织条件。
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意是打破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时期一潭死水的局面，激发人民的创造性和参政热情，以求摆脱“停滞”的困境。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急躁冒进的“民主化”会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引发民族矛盾大爆发。民族分裂分子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先后夺取了地方政权；而其一蹴而就的“公开性”则成为揭开历史伤疤、加深民族仇恨的利器。而苏共主要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民族主义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不啻于一种鼓励。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使苏共失去解决敏感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机会，错误的改革政策为民族分离主义泛起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膨胀创造了条件，导致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使苏联面临解体的危机。〔25〕
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独立要求，导致苏联日益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而糟糕的是，原来的苏联宪法中，规定有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权力。当时宪法的拟订者们大概想都没有想过，在苏共严密控制下的加盟共和国居然有独立的可能，因此“慷慨地”在纸面上赋予了这些共和国这一权力。等到各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甚至宣布“独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乱了分寸，陷入与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大战之中。
突如其来的民族问题使得苏联改革重心再次转向，从政治问题转到民族问题。1990年上半年，苏联尚存在通过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但到俄罗斯宣布拥有主权和“激进民主派”叶利钦掌握俄罗斯最高权力之后，联盟条约签署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主要是因为：在联盟层次，叶利钦是不具备与戈尔巴乔夫对抗的实力的，一是戈尔巴乔夫具有“继承性威权”，是当时实力尚且强大的苏共总书记；二是戈尔巴乔夫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合法选举出的苏联总统，要挑战这一职位的话，起码要等上五年；三是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戈尔巴乔夫，而把叶利钦当作一个夸夸其谈、言辞粗鲁的小丑，一个匆匆过客。因此，叶利钦要想夺得权力，必须另辟蹊径，通过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让自己在俄罗斯联邦这一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掌权，并千方百计剥夺联盟中央的权力，进而达到自己掌握实权的目的。
由于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的鼓噪，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分离势力的破坏，苏联各地经济联系被切断。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实行经济职能地域分工的国家来说，这种割裂犹如斩断一个人的手足，将极大地加深经济困境。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市场短缺更加严重。到1991年，苏联有将近2000种生活必需品经常断档，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加深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实际上，这些商品并非全都没有，而是被一些打算牟取暴利的人或单位囤积起来，或者因运输跟不上而无法供应市场（【注】1991年华约解散后苏联从东欧撤军，大批技术装备和人员通过铁路返回国内；同时由于签署了欧洲裁军条约，苏联军方将大量武器装备运往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使得运输成为“瓶颈”）。
生活水平的下滑给了民族分离分子最好的煽动借口。例如，波罗地海国家是苏联主要肉类供应基地，当地的民族分裂分子煽动说，如果不把肉类供应给联盟中央，那么我们的肉吃都吃不完；他们却故意不说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国不供应波罗地海国家电力、能源、棉花和谷物怎么办？地方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使得一些俄罗斯人心生反感，俄罗斯人自认为自己是个被不断“抽血”的民族，总是不得不无偿援助一些落后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因此，当这些地区提出独立要求的时候，不少俄罗斯人也认为，“分开单过”可以免掉不少义务，俄罗斯没有这些“小伙伴”们会更好一些。
即便如此，在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仍然有多达四分之三的苏联公民选择了生活在同一国家中。在中亚一些共和国，选择保留苏联的占到人口的90%以上。虽然波罗地海国家和格鲁吉亚当权的“民主”派采取暴力措施禁止本国公民投票公决（这根本不叫“民主”，而是明目张胆的反民主），但还是有不少人冒着风险投票赞成保留苏联。在每一个参加公决的共和国，都是主张保留苏联的人占压倒多数。因此，从尊重人民意愿的角度出发，苏联应该得以保留。
2、车臣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11月23日～26日，在格罗兹尼组建了第一届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后更名为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ОКЧН）。这个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个反对派组织。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苏联空军退役少将杜达耶夫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夺权斗争的莫斯科，“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16〕这个机构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为民族清洗鸣锣开道，它的决议里有如下要求：“除车臣族人外”，限制向共和国移民，不任命“非本民族人士”担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职务。〔5〕
几乎在同时，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宣言。该《宣言》宣布了车臣——印古什为“主权国家”，并谴责了斯大林时代“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动”，并要求归还邻近的奥塞梯共和国境内原属于车臣人的土地。当然，《宣言》不会提及把赫鲁晓夫时代划给车臣人的捷列克河以北的土地归还给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当时的苏共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一书记扎夫加耶夫（【注】后来，扎夫加耶夫成为莫斯科支持的车臣反对派领导人）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16〕
1991年6月8日，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建立独立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但必须指出的是，车臣此时宣布的“独立”，是指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而不是从苏联独立出去。〔17〕换句话说，就是车臣希望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只是后来的苏联解体，使得车臣变成了真正的独立要求。 www.6park.com
3、“819”事件
不过，此时在车臣掌权的，依旧是苏联共产党，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个反对派组织，直到“819”事件的发生。在这次不成功的政变发生时，苏共车臣——印古什当局站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边。当时的车臣当局为了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逮捕了车臣分裂势力的“思想家”扬达尔比耶夫。这次为期三天的闹剧般的政变失败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反共歇斯底里”，苏共迅速瓦解，在车臣也不例外。
由逮捕扬达尔比耶夫引起一些人的骚乱，参与骚乱的人占领了苏共格罗兹尼市委大楼，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市委大楼旁是克格勃大楼，当地克格勃领导人维•伊万年科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忙打电话请示叶利钦，可怎么也联系不上，因为“819”后大权在握而踌躇满志的叶利钦去索契渡假去了。〔16〕得不到上级命令的伊万年科没有敢承担起用武力平息暴乱的责任，那可是1991年的8月底，没有谁敢冒着“镇压民主”的风险行事。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只需要花少量流血的代价就能制止住激进分子……”
匪徒们在强力机构的无所作为面前越发肆无忌惮，共和国领导人扎夫扎耶夫被赶下了台。8月28～29日，已经武装起来的匪徒封锁了格罗兹尼的街道和广场，抢占了共和国部长会议、广播电视中心和机场大楼。当时已经在莫斯科得势的叶利钦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是车臣族人，但他坚决反对车臣独立）派出了一个由“激进民主派”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到车臣与武装分子会谈。在当时，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们是把杜达耶夫匪徒当成“民主力量”来看待的，因此，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反对派提出了最高苏维埃自行解散、选举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继而解散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民主力量的要求有充分根据，这些要求再拖延不决，会导致该地区的内战和民族间的战争。”〔5〕
由于是和“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对，车臣匪徒得到了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的赞许和支持。9月4日，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已经被推翻，9月6日，一批武装暴徒占领了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大厦，试图反抗的人民代表遭到殴打，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维•库岑科当场牺牲。至于库岑科的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跳楼自杀”，有人说他是逃生时“意外身亡”，而俄罗斯议会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年近六旬的库岑科是被暴徒们从苏维埃大楼的窗户里扔出去活活摔死的。〔16〕这是因为：假如库岑科要跳楼自杀，那么他肯定不会选择从一楼的窗户里跳出去，谁都知道这个高度是很难摔死人的；假如库岑科是逃生时“意外身亡”，那么他肯定会打开窗户跳出去用双腿逃生，而决不会用身体撞碎窗户上厚厚的花玻璃，然后以头着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库岑科是被暴徒们头朝下举起来扔出了窗外，以至于头狠狠撞到了水泥地上。9月15日，车臣最高苏维埃被迫宣告自行解散。
4、如此“选举”
有人说杜达耶夫是“车臣人民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总统”，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在其自行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将车臣—印古什14个行政区内的6个区，也就是不赞成“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宗旨的那些地区的居民排斥在选举之外，〔5〕也排斥了一切非车臣族的选民，而且整个选举都处于武装分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即便如此，杜达耶夫也只获得了12%的选票〔18〕（【注】另一说是只有10%～12%的车臣选民参加了这个所谓的“选举”〔2〕），当选为车臣“总统”。
这个时候，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们才明白过来，杜达耶夫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个靠拳头说话的强人。因此，1991年11月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认为这一“选举”是非法的。〔5〕但是，此时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肢解苏联，因此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理会杜达耶夫的分裂活动。因此，车臣“议会”针锋相对地作出决议，认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拥有主权的车臣共和国”领土上没有法律效力。
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后所发布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在1991年11月1日宣布车臣为主权独立国家。〔16〕与此同时，杜达耶夫武装分子开始袭击驻车臣的苏联—俄罗斯军队，抢夺武器弹药。
实际上，车臣人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积极谋求独立，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既然苏联可以被几个政客的秘密协议所肢解，既然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阿塞拜疆这些穆斯林共和国都可以独立，那么俄罗斯不能被肢解，为什么车臣的穆斯林不能独立呢？这个问题正如当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所想的一样：为什么穆斯林可以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而塞尔维亚人就不能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出去？笔者认为：民族分裂是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对于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言，某一个民族独立或者分裂出去问题并不是很大，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示范效应。如果说，波罗地海国家从苏联的独立引发了苏联解体的危机，那么车臣从俄罗斯的独立将会引发俄罗斯解体的危机。除非这个国家民族构成比较单一，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能够平静地接受国家不断分裂成若干小共和国的事实（例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离婚”），否则流血冲突将在所难免。
民族冲突不同于一般的冲突，民族冲突肯定是全民参与，而且特别血腥。多民族国家往往都具有一个主体民族征服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很难说都是令所有人愉快的回忆。因此一旦这种冲突爆发出来，历史的恩怨，加上为了争取本民族的地盘和利益，民族冲突的双方都会做出种种非常残酷的暴行，单纯指责哪一方都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都还对波黑战争和卢旺达内战的残酷性记忆犹新，这仅仅是发生在一些人口稀少、军事力量不强大的小国，冲突尚且如此残酷；如果发生在俄罗斯这样前超级军事大国境内，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以前征服其他民族的历史多么血腥，要想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必须承认现状，不允许任何以暴力改变边界的试探，一旦发现有类似苗头要坚决斩草除根，不能犹豫观望；其次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既不歧视，也不格外宽待；第三，必须大力消除民族差别，实行温和但持久民族同化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民族融合；第四，要加快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进程，尽快改变当地民族构成比例，让主体民族在当地占据多数；第五，既要坚决打击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坚决打击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不给民族仇恨留下借口。
现在，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所谓人权活动分子，越来越把“民族自决权”当作高调来鼓吹。当然，一个民族应该不被奴役和压迫。但是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正如当今的汉族，在一千年或者两千前以前，他们的祖先未必是汉族，或许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或者是其他什么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被汉族所同化，因而以往的民族矛盾就不再有意义。民族问题往往还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纠合在一起，为了一个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而打破历史形成的平衡，必然会导致流血冲突；而流血的结果，往往不是普通民众受益，而是一小撮野心家和政客得利。驱使和平百姓，为这么一小撮人所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厮杀，是极不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