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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再掀高潮的深层背景

(2007-02-03 20:47:46) 下一个
新闻来源: 中文导报 于October 26, 2006 05:18:09 

日本中文导报张石/最近,伴随着香港、台湾、海外的保钓人士再次乘船出海保钓,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保钓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从1996年到2003年,一直停歇了近8年的保钓运动,以2003年6月23日大陆人士首次出海保钓为契机,再告开始,而今年的保钓活动,无论在涉及范围还是在人数及准备出海船只的数量上,都是空前的。为什么华人保钓运动再掀高潮?这与近几年来围绕钓鱼岛的各种新的变化与动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新的变化与动向,构成了华人世界保钓运动再掀高潮的原因和深层背景。

一、 日本方面围绕钓鱼岛的动向

日本方面的第一个动向就是租用钓鱼岛。2003年1月日本政府从民间人士手里租用钓鱼岛中数个岛屿的事情曝光,引起了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官方和民间人士的纷纷抗议。2003年1月3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永华召见日本驻北京公使,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招见日本驻华大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1月2日,台湾外交部长简又新,次长高英茂向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组表示“强烈关注”;香港民间团体也声称5月登岛抗议,一场停歇了近8年的中华世界的保钓运动,似乎又拉开了序幕。

钓鱼岛诸岛为什么变成日本人“私人所有”?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的动机何在?为什么要用“租借”的形式?笔者通过多方采访,对其来龙去脉及其背京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钓鱼群岛是由钓鱼岛(日本人称鱼钓岛,3.6平方公里)、久场岛(0.87平方公里)、北小岛(0.26平方公里)、南小岛(0.32平方公里)、大正岛(0.04平方公里)等5个小岛和冲之北岩、冲之南岩、飞濑岩等组成,据中国历史典籍所载,中国最晚也应该在明代永乐年间,约1403年发现了钓鱼岛,而且同时进行了命名。那么,钓鱼岛中的一些岛屿为什么变成了日本人的“私人所有”?

据日本方面的说法,日人古贺辰四郎于1885年前后开始在钓鱼岛投资建设泊船处、仓库和贮水场。1895年1月14日,日本主张钓鱼台群岛为无主地,经阁议决定对其进行先占,其后该岛屿即成为日本的“国有地”。翌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和久场岛无偿租借古贺氏30年。1918年古贺辰四郎过世,其子古贺善次郎继承开拓事业。1926年,前述30年租约期满后,日本政府与古贺氏将契约改为逐年签约的有偿租借。1932年,古贺氏请求日本政府出售这些岛屿,并取得其中四岛土地之所有权,而较小的大正岛仍为“国有地”。

1945年后,冲绳及钓鱼岛为美军占领。1973年冲绳返回日本后,日本人栗原一家姐弟三人花40万美元将久场岛、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四岛买下,姐姐占有久场岛,一个兄弟占有钓鱼岛,另一个兄弟占有南、北两个小岛。目前这姐弟三人都住在琦玉市内,他们经营出租楼房等事业。而久场岛早在冲绳返还时就已租给了日本政府,每次租约20年,最后一次则到2012年有效。其它三岛的租期从2002年10月开始到2003年3月,租金为2200万日元。租期届满后再行签约。

在中华两岸政府提出抗议以后,日本政府在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只是强调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但一位资深外交人士私下对本报记者说,日本政府之所以要租借钓鱼岛,是因为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了日本右翼登岛,台湾、香港的人士登岛等问题。而所有者不愿意卷入这些矛盾,他们希望把这些小岛卖掉。而日本政府不希望他们把这些小岛买给来历不明的人,比如说卖给右翼团体等,而卖给海外人士,如台湾和中国的大陆人士等,在理论上来说也是可能的,这是日本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本来最好的办法是日本政府买下,但这也有许多问题,如买下来到底归哪个省厅所管的问题等。政府意识到现在买下来有困难,就暂时把这些小岛租下来。这也是为了维持钓鱼岛的安定。但是日本绝不希望因钓鱼岛问题引起日本与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紧张。从这种观点看,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中国大陆、台湾都是有利的。政府租下这几个岛,使这个几个岛在租借期间内不会被转卖给第三者,同时,如何右翼等团体要登岛,这以前是要得到所有者的批准,这回政府租借以后,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因此这次政府的租借对于防止各种麻烦的发生是最有效的措施。

1996年,香港的一名保约人士在钓鱼岛水域辞世,而在1996年马尼拉的APEC会议上,桥本首相和江泽民主席会谈,一致认为必须避免钓鱼岛问题影响中日关系,日本政府这次租借钓鱼岛诸岛正是本着这一宗旨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我们希望中国方面不要误解,我们实际上管理着钓鱼岛,没有必要再通过租借的形式来强化和保障,这是对中日关系非常有利的措施。

日本方面的第二个动向就是申请大陆架调查。2004年1月12日,日本政府决定,政府将和民间一起,对日本周边的大陆架进行调查,以期在2009年向联合国申报近65万平方公里大陆架。日本这次大陆架勘测的范围主要包括日本东部、东南部太平洋上的小笠原诸岛、南鸟岛、冲之鸟岛和钓鱼岛等9个海域,再一次引发钓鱼岛主权之争。

日本方面的第三个动向就是政府接手钓鱼岛灯塔,2005年2月9日下午,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在记者会上就日本政治团体在冲绳县石垣市钓鱼岛上设置灯塔一事对外宣布:该灯塔的所有者已经放弃了所有权,灯塔将作为国家财产由海上保安厅接手管理。海上保安厅于当天将灯塔命名为“钓鱼岛灯塔”,并由此灯塔发布地区航行警报,将位置等信息通知各船舶相关者。日本宣布此项决定时,正值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中国政府在当天就作出了强烈反应。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泉裕泰于2005年2月9日上午向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参事官进行了说明,中方当时回答“将向本国传达(此事)。”当天晚上,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称:“日本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中国驻日大使馆新闻参事官黄星原说:“无论日本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无论怎样变更手法,也无法改变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事实。”2月9日当天,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该官员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鼙和侵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不能接受。日方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针对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灯塔收归“国家管理”,台湾当局发言人吕庆龙则在2月10日表示:“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二、 中国方面围绕钓鱼岛的动向

中国大陆的保钓运动从无到有,也是华人世界保钓运动再掀高潮的一个背景,而反日保钓领袖童曾的崛起,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

童增1989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分配到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教师,后调入中国老龄委工作,但因某种原因被迫离开老龄委,下海经商。 1990年到1998年,童增致力研究国家赔偿与受害国民间受害人的“受害赔偿”概念,发起了被称为“草根运动”的对日民间索赔运动。1993年,童增对日民间索赔的一系列活动被认为有“反政府”倾向,索赔运动暂遭挫折。童增现在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领导着一家投资公司。在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际,在靖国神社的两个石制高丽犬上用红油漆涂写了“死吧”二字,引发“器物破坏”风波,被迫回国的冯锦华始终找不到工作,困顿之际加盟童增的公司。  2003年12月27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厦门成立,童增任会长,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对该会成立做了大幅报道。一个曾被政府方面质疑的人物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视野,可能标志着以反日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在中国重新抬头、飙升。

童增以他的影响和财力,领导了三次保钓运动。第一次为2003年6月23日;第二次为2004年1月15日。前两次都由于过早在因特网上宣布真实登岛日期,并以破旧渔船硬碰日本海保坚船利舰而失败。而在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人士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在因特网上公布不实登岛日期,释放“烟雾弹”;二是准备了奇袭登陆的皮划艇,使这次登岛得以成功。

当然,小泉首相在任时6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是促使华人世界再掀保钓浪潮的一个原因,2003年6月23日的大陆首次保钓行动,就是再冯锦华倡议下,在童增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在2003年6月23日和2004年3月24日的保钓活动中,冯锦华也都作为骨干亲赴钓鱼岛。

三、 台湾方面围绕钓鱼岛的动向

围绕着钓鱼岛主权问题,台湾渔民也与日本发生了激烈冲突。去年6月9日清晨,台湾宜兰县苏澳地区渔民在外海作业的51艘船只,集结在日本与那国岛屿正北方 31海里处。渔民们在船上打出了“侵占我传统渔场”、“重视渔民权益”等标语,对日方驱赶台湾渔船表示强烈抗议。抗议活动的导火线是:6月8日早上7时,台湾渔津128号渔船在北纬25度1分、东经122度40分海域作业,被四、五艘日本水产厅巡防艇驱赶,不得不割掉价值10多万新台币的渔具才摆脱日本巡艇。上午9时,又有金满祥6号、圣宏胜、新复兴266、金胜财66等4艘渔船,被日本水产厅发出警告单,连通过经济水域赴公海作业都不准。  台湾渔民们对此怒不可遏。傍晚6时30分左右,10多艘台湾渔船发现日本巡逻艇“白岭丸”越过台湾划出的“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驱赶落单的台湾渔船。台湾渔船立刻左右包抄,准备与日本巡逻艇拼命,没想到台湾政府的海巡艇在海面出现,阻止台湾渔船进攻,护送日本巡逻艇离去。渔民们大骂台湾政府无能有如清朝军阀,海巡官兵是日本走狗,同时约定好展开一场大规模抗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去年6月9日的抗议活动,是数年来的台湾渔民内心怒火的总爆发。苏澳区渔会说,从2001年至今,先后有13艘渔船遭日本扣押。日本从前由海上保安厅执行取缔越界捕鱼,渔民一旦遭扣,每次必须付出大约6、70万新台币的担保金。现在日本改由水产厅执行取缔任务后,担保金大幅提高到日币400万,相当于新台币120多万,让渔船业主损失不轻。  有的渔民干脆建议,因为日本巡逻艇对大陆渔船比较礼遇,靠近钓鱼岛作业时也不会遭恶意刁难驱逐,正考虑找人把渔船卖到大陆,改中国籍,插上五星红旗。  记者在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采访获悉,日本在台湾和日本的重迭经济海域中采取“中间线”划分法,但因为钓鱼岛归属问题,日本不承认台湾在2003年划定的“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外务省官员说:日本与中国大陆及韩国都有渔业方面的协议。如果取得了许可,中国大陆及韩国渔民可以到日本专属经济水域捕鱼,而日本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从1996年(日本1996年批准《国际海洋法公约》)开始进行民间层次上的渔业谈判,已经谈了14次,还没有结果。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吕庆龙对本报记者说:台湾渔民遭驱赶的那个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捕鱼海域,从18世纪至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他呼吁日本政府与台湾进行第15次谈判,对问题进行理性探讨。四、 钓鱼岛战略地位的变化

以上的各种事实与动态是一些比较表层的现象,其实在最近几年,钓鱼岛战略地位在悄悄发生变化。

首先是钓鱼岛经济战略地位的变化。中日两方面都认为:对方之所以强调钓鱼岛的主权,是因为钓鱼岛水域中有石油。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中国东海海底资源调查,发现东海大陆架可能是最丰富的油田之一。中国在1987年的调查表明,钓鱼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 30~70亿吨。还有资料表明,该海域海底石油储量约800亿桶,超过100亿吨。

中国方面认为钓鱼岛列岛在海洋划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生效,将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在划分管辖海域时出现一些重叠和矛盾。按《公约》规定,两国如按中间线划分,那么钓鱼岛主权归属哪一方将极大地影响大陆架的划分。而且更直接一点来说,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一条十分繁忙的海上大通道,日本一直想把这个地域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并以此为基础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那么日本将多占7-20万平方公里海域,所以日本总是不遗余力地对钓鱼岛提出领土要求。而日本方面认为:就是因发现了石油,中国大陆及台湾才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而以前并没有提出。

在1972年钓鱼岛主权问题争论发生时,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对石油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了成油进口大口,而且中日对远东和中东石油的竞争都已激烈地展开。中日在东海油气田的争执,一方面与能源竞争有关,一方面也都涉及到由于钓鱼岛主权之争而带来的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范围之争。中日关系不再像邦交正常化的第二个十年那样,是“日本先进技术和中国丰富的地下资源达成互补的时代”,在能源问题上,两个能源贫乏的国家进入了对能源区域“寸土必争”的时代。  而从国际关系上来看,钓鱼岛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日本目前正配合美国搞“美军再编”中的“战略南移”计划。日本内阁2004年12月通过《防卫计划大纲》,防卫厅于2005年1月曝光的“西南岛屿有事”计划,都包括“西南岛屿有事”的设想。这一设想认为,如果西南岛屿有事,说白了也就是“台湾海峡有事”,日本除派遣战机、潜艇、驱逐舰外,还可派遣5.5万军队驻守“西南诸岛”,而钓鱼岛在西南诸岛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05年2月19日,日美“2+2”(外长、防长)会议在华盛顿举行,重点讨论朝核问题、“美军再编”及“战略南移”问题。美国原副国务卿阿米蒂齐为此在2004年6月访日,为“美军再编”和“战略南移”做铺垫,他向日本表示:日美协防包括钓鱼岛。可以说,随着美军“战略南移”计划的展开,钓鱼岛在日美同盟中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

以上围绕钓鱼岛展开的种种新的动向和变化,通过不同媒体和消息渠道的传播与不同的读解,在中华世界的民众中造成了一种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危机感并加剧了反日情绪,使保钓运动高潮再掀。这些新的动向,也确实对1978年中日两国达成的“搁置争议,留给子孙解决”的共识形成了新的挑战。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两国政府和民众如何避免将形而上的历史问题之争过渡到很可能发生肢体,甚至武力冲突的领土之争,是考验双方智慧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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