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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8 13:27:18 中华网论坛
作者 南国剑出鞘(进入作者Blog)
撕开魔鬼的画皮：李登辉其人其言其行
据综合报道，李登辉2007年元月29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首度公开表示，他不是“台独教父”。“我不是台独，也从来没有主张过台独”。“我李登辉言论集有25篇，哪一篇我有强调过台独”，“我不必追求台独，因为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李登辉更反对台当局现在把台独当成追求的主张，他说，“追求台独是退步的，而且是危险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但把台湾降格成未独立的国家，伤害台湾的主体性，也会引起美国、大陆方面很多问题”。
李登辉才刚主导黄昆辉出任台联党主席，宣示改走“中间偏左”路线；又接受专访撇清他是“台独教父”，还表明想访问大陆，变化之快，让台湾政坛目不暇给。
李登辉澄清自己不是“台独教父”，震撼台湾政坛。有人说李登辉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吕秀莲则对这样的转变直呼“不可思议”，而无党籍立委李敖尽管一向对李登辉没什么好评价，但是肯定他终于走对方向，强调“魔鬼引述圣经，我们必须赞美他”。
李登辉真的变了吗？台湾政坛和媒体都各有评论。对于李敖大师的一翻谈话，笔者不敢荀同，本人认为撕开魔鬼的画皮要比赞美魔鬼更为重要。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其人其言其行吧！
李登辉简历
李登辉（1923-）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1943年东渡日本入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1949年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回台，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1957年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
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
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在“十三大”（即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著有“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型态”、“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水准”、“农业发展的初期条件与政策”等。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当选台湾当局新“总统”，李登辉下台。
身世之迷：究竟是岩里政男，还是李登辉？
二战日本战败后，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台湾人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国家认同感更让他们备感错乱。日本统治时代，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孙，是世界一级棒，要带领全亚洲成立东亚共荣圈……“日清战争”后，日本看透了中国衰败的真底细，所以把中国人称为“清国奴”。“日支事变”后，中国更是不堪一击，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处处鄙视中国人。但如今，却要台湾人把原先的国籍由“日本国”改为中国，换句话说，要他们回过头来当“清国奴”，心里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日本天皇宣读投降宣言的瞬间，李登辉也同感茫然。他彷徨无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是岩里政男，还是李登辉？如果由岩里政男变成了李登辉，那以后是不是还是任由人叫他一声：“LEETOKI桑！”
读淡水中学那年，刚好碰到改日本姓名运动，李金龙为李登辉改名为“岩里龙男”，之后又改名为“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从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为止。对李登辉而言，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比“李登辉”这个中国名字更让他觉得亲切自然。当年，许多有骨气的台湾人，抗拒“皇民化”运动，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亲李金龙却率先为儿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强争胜的李登辉，亦从来不曾对改名表达过任何不满的情绪，反而对这个日本名字有着一种奇特的感情。
李登辉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学弟，揭露了李登辉高校时代的一则轶闻。
那年学校里边办击剑比赛，老师把所有的同学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段数的同学，一组是从来不曾击剑或是还未得到段数的同学。分组完成后，击剑老师走到未获段数的同学这边，要这些剑术还不是很娴熟的同学，作几次相互砍劈的动作。看完学生们的砍劈动作，教剑术的这位先生问道：“你们有谁敢出来接受挑战？”李登辉毫不迟疑地举手。老师见是李登辉，便说：“好！岩里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学比比看吧！”先生说罢，李登辉举起手上的那把剑，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战的同学扑过去。
击倒一名，击倒两名，击倒三名……在吆喝声中，李登辉竟然连续击倒十几位未获段数的同学。但见李登辉满面骄傲的表情，活像是一个出征归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观战拥有段数的同学们，当然不会把李登辉的剑术看在眼里，大家都晓得，李登辉只挑根本不善剑术的同学比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众人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旁边高段数的同学，观看李登辉连续击败好几个不会击剑的同学，纷纷发出讪笑，都认为李登辉胜之不武；更何况，以李登辉当时的剑术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丑的。但是，李登辉仍旧扬扬得意，仿佛得了剑术冠军似的喜不自胜。
事后，有人质问李登辉，你那天为何仗势欺负剑术不高明的同学，有人讲其实你剑术也高明不到哪儿，难道你自认为剑术无可匹敌吗？谁晓得李登辉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词回答说：“那你要叫我怎么样？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剑术的啊！是他们自已剑术技不如人，怪谁？”
一九四六年秋天，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已经一个寒暑。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也在此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学期。因为战争的关系，李登辉在一九四四年结束了千叶高射炮兵学校的短期基本训练之后，奉派回台湾服役，在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言发布后，李登辉也随着在台日军放下武器，向民国政府的部队投降。和许多受过日本“皇民化”教育并视日本为宗主国的台湾老一辈人的心情一样，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战败的“残酷”事实，承受长达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内心深处的冲击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一种“亡国”般的羞辱冲击着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中国，李登辉向来不带好感；就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而言，中国始终是他的敌人，哪怕天皇已经明令结束战争，向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
军队解散了，一起在日本炮兵服役的兄弟们各奔前程。对未来，李登辉有短暂的茫然，但这种短暂的茫然，立刻被一个崭新的计划所淹没。他捆扎好随身的书籍行李，准备展开他人生一段全新的旅途。承袭日本时代台湾帝国大学的“国立台湾大学”，和台湾光复后出现的所有新生事物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台湾人民的目光。
李登辉走进了这间台湾最高学府的大门。由于他读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因而，他获准于大二开始念台大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
李登辉的媚日、媚美言论
在日本天皇去世时，全世界只有台湾和日本一样表示由衷的哀悼！我的悲痛也不下于日本人。
（摘自对到台湾访问的日本作家深田裕介的谈话）
台湾成为日本领土后的第二年，日本便很快地从夏威夷引进新品种甘蔗。而1905年日俄战争时，台湾也较日本内地先进口德国的化学原料。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与总督儿子源太郎搭档创设了独立财政、公卖制度、台湾银行等，奠定了台湾发展的基础。工程师八田与一从大政十年（1920年）起，花费了十年时间，在广阔的嘉南平原建立伟大的水库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150万公顷的土地，而使近百万人的农家生活富裕起来。
（摘自1994年3月接受日本右倾评论家加籁英明到台北访问时的谈话）
现在大陆多唱民族主义，称为五族，中华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认为如果北京企图建立大中华民族或大中华帝国，则亚洲就糟了。
殖民地对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内人受到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摘自1994年4月5日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
美国人是支持我们的，我的意见是说美国公民对中华民国是好得不得了。他们的奋斗和国民感情是非常难得的，而中华民国在做的，是符合美国建国精神，和美国建国的自由、民主精神一致。
（摘自1965年4月4日的一次谈话）
我个人访美是小事，但重要的是象征意义，象征中华民国的存在已获得各国重视，同时显示现在台湾的经济实力已受到各国的肯定与欢迎。而访美后还要访日，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中共想要用强硬的方式来阻挠，? 我不但感激母校的培育，也要感谢美国。回顾历史，我们不难体会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相连。而对人类尊严与正义和平的共同信念，更使双方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多方援助，极具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情，也因此对美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在台湾的我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
我们正规划台湾成为亚太区域营运中心，准备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引进各项美国的服务业，以改善基础建设。
我们已为强化两国的关系作好准备，因此殷切期盼此次访问再为两国的合作开创新轨。
基于此一理由，我特别要对克林顿总统睿智的决定表示感佩。同时，我们也要对美国全体人民国会的两党领袖与议员和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申致同样的谢意。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的演讲）
中美两国一直有传统、良好的友谊。但不要以为都是美国一直在帮忙，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回馈美国。台湾买了美国财政部的短期公债，这就是在财政上支持美国。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纽约宴请马克任等媒体人士时的讲话）
1979年以后，中美外交关系虽然中断，惟在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美国继续维持并加强和中华民国的实质关系。我们希望美国能继续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更加增进。这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作为亚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希望美国能继续关心本地区的安定，并继续给我们道义的支持。
（摘自1996年3月26日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副总主笔梅兰尼女士书面专访时的谈话）
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持续向中共低头道歉的倾向，做得太过分，中共会在南京大屠杀这种问题上，持续向日本抗议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其目的就是不要让日本人忘记南京大屠杀；大陆的中华思想，经常和反日互为表现；台湾也有亲大陆的少数派，就南京事件上举行对日抗议集会，但是只聚集了特定的少数人。
以前，日本国立大学的教授不易访台，最近比较自由，台湾的人文科学还弱，这方面的日本交流学习之处很多……
（摘自1997年12月18日在官邸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专访时的谈话）
希望以各种形式诉求台湾的存在，台湾特别重视与美国及日本的关系能更加顺利。至于和大陆的关系，目前可能维持现状。
中共在1995、96年以军事学习来威吓台湾，令亚洲其他国家吃惊，也造成威胁，幸好美国出动两艘航母，让中共知难而退，如此也显示出中共对强者之刻意退缩，对弱者彻底凌虐的本质。
日美要保防卫新指南有助于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定，我们欢迎。……台湾附近的海上运输线对日本来说是生命线。日本应已认识到，中共的行动并非与自己没有相关。
（摘自1997年12月28、29日台湾《世界论坛报》）
日本应了解他们自己并不弱，有其实力。要看到自己的优点，不要只强调自己的缺点。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及经济合作计划，都应担负更重的责任。日本每次谈及安全问题，就有人会提及日本宪法的问题（按：日本战后宪法订定日本不得派兵出国作战），但日本应更认清整个情势，“日美安保条约”对整个区域都好。
（摘自1999年5月23日台湾《独家报导》）
中国共产党的叛徒
2000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期间，台湾学者徐渊涛继出版《替李登辉卸妆》一书，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李登辉发迹过程和个人过往，将一个真实的李登辉呈现在读者面前，引起了巨大轰动。徐渊涛之父徐庆钟是台湾著名农业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辉的恩师。由于家庭与李登辉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李登辉有着深入的了解。
李登辉参加共产党原文：
过去的时代，世界上会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太多问题，要解决问题，并为社会找寻发展的“出路”。依我的看法，李登辉之所以会迷上社会主义思潮，直接的关系，当然和他自己研究的学问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则和李登辉自己想找寻未来出路不无关系。所以，与其说他加入共产党是要为台湾找寻出路，不如说是在台湾光复初期那个混沌不明、四顾茫茫的阶段，为李登辉自己找寻人生的出路！
李登辉究竟是否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果真是中外媒体所指称的，是个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共产党的“叛徒”吗？关于类似的问题，我曾经下过一番功夫研究，并且亲身探访过好几位和李登辉早期有密切交往的前辈，从他们口中，我查访到有异于一般传统资料记载的重要内容，因而能更全面地了解到李登辉早年不为人知的诸多隐秘。
根据一位早年即与李登辉熟识，而且曾经参加早期台共组织的前辈亲口告诉我，早在一九四六年，李登辉从日本回台湾并就读台湾大学时，即已是台大相当活跃的左派青年。
然而，我们若从出身背景和所谓的“阶级成分”看李登辉，他会笃信社会主义，是相当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诚如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的，他的父亲李金龙曾经当过十多年的日本刑警。人尽皆知，日本统治时期，刑警有相当威权。正如前章所述，从李登辉祖父那一代开始，到台湾光复前不久，李家尚且做过几年的鸦片专卖买卖，家族收入至为丰裕。李登辉并自称，他们家是属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精英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则谦称是所谓的“小康之家”。质言之，李登辉非但是一个出生在传统地主家庭的“资产阶级”，更是出身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奴颜屈膝的“买办阶级”特权分子，这样一个生活不虞匮乏、锦衣玉食的青年，怎么会被崇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吸引住？不用别人一探究竟，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就已经自行拆穿了他的真面目。
一位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台湾异议人士亲口告诉我，李登辉真正接触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思想，应该追溯到赴日留学时期。一九四三年，李登辉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共产主义思潮最盛行的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有一位在日本经济学术界非常出名的教授河上肇，经常宣扬共产主义左倾思想，因而孕育了许多日本左派青年。
战争时期，日本当局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京都帝大的河上肇教授因经常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引起日本政府当局极度不满。河上肇教授于一九三二年间，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一九三三年前后全部覆灭。虽然河上肇被捕入狱，共产党组织也全部遭政府当局破获，但是，他的学生遍及京都帝大和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日本学术圈左派势力终难完全禁绝。李登辉到京都帝大就读时，河上肇教授虽已被捕入狱，但是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在日本知识界，因此残留了不少早先他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潮。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盛行议论社会主义理论，盛况历久不坠。
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跟不上时代潮流。所以，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因此，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盛行之一斑。
从殖民地台湾远赴日本留学的李登辉，也不免受到这股共产主义风潮影响，而一度沉湎在追求这股风潮的虚荣感当中。在京都帝大待了一阵子之后，李登辉也成为标准的“马克思男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李登辉放在书架最显著的位置，以彰显自己的“前卫”。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透露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阶段自己意识形态的左倾情况。他写道：“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
他又说：“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十分热衷，几乎想以《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台湾农业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但考虑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学位，所以只好将题目改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的研究》，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的问题和农业相结全，来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幸而指导教授并未洞悉我的意图，因此毕业论文得以顺利过关。”
李登辉写的上述这两段文字中，表面上充分流露出他早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热衷，并凸显了他早期的左倾意识形态倾向。但是，骨子里李登辉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一般很难想象。李登辉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只不过是他装点门面、为自己的人道形象擦胭脂抹白粉的伪装动作。从日后的种种行为和他点点滴滴自我揭露、自我招供的真面目，使人逐渐发觉，李登辉只不过是个追逐新潮、崇尚权势、喜新厌旧的机会主义者。从种种迹象显示，早年时期，李登辉亦不过是一个关在知识象牙塔里，披着人道关怀外衣的伪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亲近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新潮虚荣感，向人证明自己并不落伍而已。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末尾，李登辉特意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立”列入年表的内容中（一九二八年项下）。身为台湾的“总统”、台湾国民党的党主席，李登辉何以不将国民党重要节日放在年表当中，反而会将“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的成立纳入他年表大事记中？如果这份年表称之为“李登辉先生年表”的话，为什么连他的生身父母亲的生卒年代都只字不提，付诸阙如？难道一个外国政党的“台湾支部”成立，居然比自己爸爸妈妈的生卒年月日还来得重要？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吾人若细加探究，就不难理解李登辉如此这般的真正意图了。
有一位自调查局退休的老前辈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据他的了解，李登辉在日本留学期间，可能已经秘密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关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全部内幕，详见本章所述），由此可印证李登辉没事竟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成立纳入自己年事大事记中。如若不然，台共的成立与他李登辉何干？又何劳他多费笔墨赘记这一笔？
当然，我在向这位情报系统的老前辈请益时，也请教了他不少关于李登辉昔日政治纪录的事情。他竟然非常直截了当地透露，根据他的印象，在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那时某位情报单位掌管绝对机密档案的高干，即“奉命”把一叠有关李登辉过去的安全纪录，包括白色恐怖时代他加入共产党的资料，亲自全部予以销毁了。至于此位高干究竟是奉谁之命，这就不必多此一问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经国先生去世，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至圆山忠烈祠并举行安灵大典，移灵当天我亲眼目睹的一幕往事。那天我陪同父亲去台北荣总经国先生灵堂，我与父亲被安排上二号首长专车，前往荣民总医院。我们父子和几位退休首长包括郑彦棻、余俊贤、洪寿南等坐在中间的位子，大家都显得严肃寡言；而巴士前侧坐了几位军系大老及几位军种司令，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尤其是最前座的一位老先生更是谈笑风生，大谈前天晚上之麻将经，令人不忍卒听。后来向旁打听，才知此君不是别人，正是被白色恐怖受难者视为“刽子手”的某某将军。
此君在经国先生去世后，非但没有被秋后算账，在占用官舍数十年，被迫迁出原住宅后，还由当局换了一幢较原宅更豪华的房舍，供其安享晚年（为了该将军迁移新宅，当局还花了二三百万装潢费）。
凭什么李登辉待这位大老如此“宽厚”？原因无他，因为此老当年曾经“管”过李登辉，当然也更“管”过李登辉不可见人的黑资料。李登辉在投鼠忌器、心虚胆悸之余，当然不敢动此老一根汗毛。而李登辉如此“破格优待”此老，是不是两人之间有“恐怖平衡”？此中秘辛，就只有李登辉和已经仙逝的此老心中有数了。
但是，历史证据果真这么容易被抹杀吗？我觉得不然！向最高当局丑表功的情报高干，果真能够替李登辉重新“化妆”，替他完全洗刷过去的黑资料吗？我看未必！
李登辉年表中所谓“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就是所谓的“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台共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十五日成立于中国上海。该党成立时的创党党员，包括了：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林木顺是首任主席，翁泽生是党书记。台共创党当天，中共方面也派了代表彭荣出席台共的创立大会。
前文曾经提过，日本共产党本身已经于一九三三年前后，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靠行于日本共产党旗下的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掩护下，总算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响。所以，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下，台湾共产党纵然在组织体系上是日本共产党的支脉，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党”关系，远比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得更亲密些。
中共和台共两党之间本属“兄弟党”关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这种“兄弟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台湾重归中国版图，此刻，台共自然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根据前保密局的密件资料记载，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派遣原籍台湾彰化的蔡孝乾（按：蔡某在台共创党时，是该党的中央常务委员，兼台共第一任宣传部长），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于十二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借调来台湾的中共干部张志忠等。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即到台北展开活动。
原籍台湾嘉义的张志忠，便成为战后台湾登岸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张志忠在台湾发展活动三个月后，蔡孝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也搭船抵达台湾??乾担任书记，辖下领导了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
在蔡孝乾领导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主要的台共干部包括了徐德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毕竟，学理上的共产主义和实际上搞革命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书本上一厢情愿理解的共产主义，更不可和实际上的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李登辉躬逢其盛，并且在战后台共蓬勃发展的阶段，忝为台共党员。斯时，李登辉认为中共最后终将击垮国民党政权，建立红色政权；一旦台湾解放，他将立刻摇身变为红朝新贵。
尽管李登辉这些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是雷同的，但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差异性。有过日本经验的台共成员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自认受过日本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难免有些骄气，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的“上级”，认为他们土里土气，没有文化，彼此在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矛盾日积月累，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终于埋下李登辉和台共“分道扬镳”的伏笔
李登辉的“奶水论”
1993年2月初，李登辉在“总统府”会见国民党中常委时，发表了著名的“奶水论”。隔天又在接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干部时，作了重申。李登辉说：在实行“政党政治”情况下，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大党要有胸襟，要给民进党一些“奶水”，让民进党能够长大。这样，“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才能发展。事实的确如此，民进党就是在李登辉的精心哺育和全力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而民进党也“知恩图报”，在国民党的历次政争中，不管是非曲直，每次都坚定地站在李登辉一边，为李登辉稳住阵脚，登上权务“巅峰”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登辉的“一国两府论”
1990年李登辉当选所谓第八任“总统”后，提出“一国两府论”。针对有人提出仿效德国来确定两岸的关系时，李登辉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对话必须在一个中国、政府对政府和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不难看出，“一国两府论”的实质是在强调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对等的合法的政府”，李登辉在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登辉说“投资大陆是‘西进危机’”
李登辉曾对台商放话，恫吓说投资大陆是“西进危机”，并会造成“卖命北京的结果”。台湾媒体评论则引述台当局公布的经济数据，说明两岸经贸的重要意义，并反问，如果没有两岸经贸成就，“那些成天只会喊口号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哪来‘本钱’生存？”
李登辉在一个台湾“律师节”的活动中，不谈司法，大放所谓“西进危机”厥词，声称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始终存在，如果台商一再“盲目投资”，将会造成“卖命北京的结果”。
李登辉说“‘戒急用忍’是块宝”
我们知道，明明“戒急用忍”贻害无穷——把台湾搞得“景气衰退”，“民生凋敝”，但李登辉昨天却死皮赖脸说——“戒急用忍”是块宝！
李登辉在一次参加台中工业区厂商协进会举办的工商联盟座谈会大言不惭地说，“戒急用忍”政策是在１９９６年时的环境下执行的，目的在“保护台湾安全”，“让台湾经济更好”。李登辉还举当时经济成长率和“国民所得”来证明“戒急用忍”政策的正确性。
不过，当时使这位“干政老人”大感郁闷的是，他的一番“惊人之语”，非但没有获取多少共鸣，倒是激起阵阵嘘声。
李登辉主张用“武士道”唤醒“台湾精神”
一向亲日、媚日的李登辉２００３年3月在日本出版新书《武士道解题》，透过这本以日文所写的书，李登辉详细介绍何谓武士道，以及“武士道和日本甚至台湾精神有什么关系”。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为该书特别召开的会上，李登辉以日文对日本人演讲时称，竟称“‘武士道’是人类最高指导理念也不为过”。
台媒体称，曾经说过日本人“更喜欢”听他说话的李登辉，用日文书此书。李登辉说，“武士道”不只是写给日本人看，更希望藉此“唤醒台湾人心中潜在的台湾精神”。
他称，将从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谈日本“固有传统”，李登辉在书中具体描述“武士道”的渊源、训练以及未来，并且进一步解读所谓的“名誉、忠义和克己”的涵意，甚至提到对“自杀和复仇”的看法。
李登辉鼓吹“修宪”改“总统制”
李登辉早的２００３年就放出厥辞，鼓吹台湾当局“修宪”，施行所谓的“总统制”，以取代现行的“双首长制”，让“总统”能直接主持“国政”。他并说，最好能在下次选举“总统”前一年完成“总统制”的“修宪”工作。当时是李登辉首次明确主张“修宪”改为“总统制”。
李登辉在为“台湾团结联盟”新科“立委”们讲授“国会改革课程”时，提出此项与课题没有直接相关的“修宪”主张。他表示，过去12年他引导六次“修宪”，在进行第六次时，把“宪法”改为倾向“总统制”的“双首长制”，就是“总统”任命“行政院长”不必经由“国会”同意，“国会”虽有“倒阁权”，但“总统”也可解散“国会”，形成“恐怖平衡”。他说在此制下，“总统”仍然不能真正做事情。
他还说，过去12年他不曾直接对“行政事务”直接表达意见，很多事情他认为很重大，但却不能直接指示，他有自己的主张却不能讲“很辛苦”。他举例说，在亚洲金融风暴时，他认为这是很大的危机，但却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此只好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请“财政部”及“央行”提出方案，其实他自己有腹案，但事前却不能讲，很难过。
李登辉声称，“修宪”的困难度很大，应寻求“朝野”共识，最好在下次大选的前一年就做好。李登辉更露骨地表示，应该帮助陈水扁“更好地做事情”。
李登辉说台对钓鱼列岛“没有领土权”
李登辉在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公然“重申”他日前抛出的“钓鱼台列岛属日本领土”的荒谬言论。
据台媒报道，“退而不休”的李登辉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在所谓“群策会”的“国政研讨会”中声称，钓鱼台列岛“过去是属于中山王国，就是琉球的”。他说，台湾对于钓鱼台列岛“只有渔业权，并没有领土权”。李登辉又说，谈钓鱼岛主权要有“历史根据和国际条件”，“不能自己想，要说得清清楚楚”。他并就此又说到两岸问题：“就像‘一个中国’，都是自己在想。”
李登辉打比方说，就像在街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说是自己的太太。他并说，这样“只会让别人笑而已”。
李登辉声称，钓鱼台列岛“没水没电的”，台湾人民对钓鱼台这块地“并没有兴趣”，上面又没办法住人。他说，台湾人民会到钓鱼岛海域捕鱼，“如何和日本商讨渔业权问题，才是台湾人民‘真正关心’的事”。
李登辉还说，台湾人是要去钓鱼台附近海域捕鱼，但“不表示钓鱼台就是台湾的领土”，这是“应思考的事情”。
２００２年九月中旬，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大放厥词，声称“钓鱼台列岛乃日本固有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当时其卖国言论既一出，就遭致岛内外各界人士强烈抨击。
李登辉作梗台军突击抢占钓鱼岛被阻
1989年，台湾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正常作业时，居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军舰的驱逐。这一事件令华夏儿女怒火冲天，台湾、香港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热血青年甚至准备乘渔船强行登陆钓鱼岛，以示钓鱼岛的主权无可争议。
此时，台军“参谋总部”已经开始制定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派特种兵空降抢占钓鱼岛，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根据作战计划，参加行动的台军将打着年度例行性“汉疆演习”的旗号，分乘数艘军舰，抵达钓鱼岛邻近海域。在演习依次展开的时候，数架直升机将满载全副武装的台军特种兵突击队，突然飞临钓鱼岛上空，旋即将突击队空降到岛上，立即展开防卫阵地的挖掘和主权宣示，诸如升旗、立标识等行动，同时做好迎接日本人挑战的准备。参加演习的台军军舰和指挥部立即从演习转入实战状态，以应付日本军舰和战机随时可能出现的状况，台当局也成立紧急状况小组，紧密关注日本和国际社会对台军宣示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反应，并且准备了几套应对预案。
参加行动的台军都是从各特种部队中挑出来的精锐，他们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全都签了生死书，发誓要完成这一具有历史使命的任务。然而，就在行动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李登辉急忙下令中止行动，以至包括“汉疆演习”在内的整个军事行动宣告流产。
这一绝密行动计划日前曝光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立委”吴成典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质疑李登辉为什么阻止台军派兵进驻钓鱼岛，台“国防部”也应该向台民众解释这次无果而终行动的前因后果，重点当然是李登辉如何阻止台军空降钓鱼岛行动的细节。
结束语
中国有句俗话“一斑见全豹”。当我们撕开魔鬼的画皮的时候，李登辉一个“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丧心病狂的政治赌徒；一个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的嘴脸就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李登辉曾经在台湾主政１２年。留给台湾民众最深刻?上，他搞的是“明统暗独”；在台湾政治上，他搞的是“假民主真独裁”；他讲了１００多遍反“台独”却无法取信于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主张“台独”还是真正的主张两岸和平并逐步走向统一的试金石。铁的事实证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搞“台独”、搞分裂，执意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试图以花言巧语掩饰“台独”立场，欺骗台湾民众，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必将没有好下场。李登辉下一步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 南国剑出鞘(进入作者Blog)
撕开魔鬼的画皮：李登辉其人其言其行
据综合报道，李登辉2007年元月29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首度公开表示，他不是“台独教父”。“我不是台独，也从来没有主张过台独”。“我李登辉言论集有25篇，哪一篇我有强调过台独”，“我不必追求台独，因为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李登辉更反对台当局现在把台独当成追求的主张，他说，“追求台独是退步的，而且是危险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但把台湾降格成未独立的国家，伤害台湾的主体性，也会引起美国、大陆方面很多问题”。
李登辉才刚主导黄昆辉出任台联党主席，宣示改走“中间偏左”路线；又接受专访撇清他是“台独教父”，还表明想访问大陆，变化之快，让台湾政坛目不暇给。
李登辉澄清自己不是“台独教父”，震撼台湾政坛。有人说李登辉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吕秀莲则对这样的转变直呼“不可思议”，而无党籍立委李敖尽管一向对李登辉没什么好评价，但是肯定他终于走对方向，强调“魔鬼引述圣经，我们必须赞美他”。
李登辉真的变了吗？台湾政坛和媒体都各有评论。对于李敖大师的一翻谈话，笔者不敢荀同，本人认为撕开魔鬼的画皮要比赞美魔鬼更为重要。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其人其言其行吧！
李登辉简历
李登辉（1923-）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1943年东渡日本入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1949年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回台，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1957年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
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
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在“十三大”（即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著有“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型态”、“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水准”、“农业发展的初期条件与政策”等。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当选台湾当局新“总统”，李登辉下台。
身世之迷：究竟是岩里政男，还是李登辉？
二战日本战败后，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台湾人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国家认同感更让他们备感错乱。日本统治时代，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孙，是世界一级棒，要带领全亚洲成立东亚共荣圈……“日清战争”后，日本看透了中国衰败的真底细，所以把中国人称为“清国奴”。“日支事变”后，中国更是不堪一击，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处处鄙视中国人。但如今，却要台湾人把原先的国籍由“日本国”改为中国，换句话说，要他们回过头来当“清国奴”，心里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日本天皇宣读投降宣言的瞬间，李登辉也同感茫然。他彷徨无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是岩里政男，还是李登辉？如果由岩里政男变成了李登辉，那以后是不是还是任由人叫他一声：“LEETOKI桑！”
读淡水中学那年，刚好碰到改日本姓名运动，李金龙为李登辉改名为“岩里龙男”，之后又改名为“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从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为止。对李登辉而言，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比“李登辉”这个中国名字更让他觉得亲切自然。当年，许多有骨气的台湾人，抗拒“皇民化”运动，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亲李金龙却率先为儿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强争胜的李登辉，亦从来不曾对改名表达过任何不满的情绪，反而对这个日本名字有着一种奇特的感情。
李登辉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学弟，揭露了李登辉高校时代的一则轶闻。
那年学校里边办击剑比赛，老师把所有的同学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段数的同学，一组是从来不曾击剑或是还未得到段数的同学。分组完成后，击剑老师走到未获段数的同学这边，要这些剑术还不是很娴熟的同学，作几次相互砍劈的动作。看完学生们的砍劈动作，教剑术的这位先生问道：“你们有谁敢出来接受挑战？”李登辉毫不迟疑地举手。老师见是李登辉，便说：“好！岩里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学比比看吧！”先生说罢，李登辉举起手上的那把剑，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战的同学扑过去。
击倒一名，击倒两名，击倒三名……在吆喝声中，李登辉竟然连续击倒十几位未获段数的同学。但见李登辉满面骄傲的表情，活像是一个出征归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观战拥有段数的同学们，当然不会把李登辉的剑术看在眼里，大家都晓得，李登辉只挑根本不善剑术的同学比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众人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旁边高段数的同学，观看李登辉连续击败好几个不会击剑的同学，纷纷发出讪笑，都认为李登辉胜之不武；更何况，以李登辉当时的剑术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丑的。但是，李登辉仍旧扬扬得意，仿佛得了剑术冠军似的喜不自胜。
事后，有人质问李登辉，你那天为何仗势欺负剑术不高明的同学，有人讲其实你剑术也高明不到哪儿，难道你自认为剑术无可匹敌吗？谁晓得李登辉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词回答说：“那你要叫我怎么样？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剑术的啊！是他们自已剑术技不如人，怪谁？”
一九四六年秋天，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已经一个寒暑。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也在此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学期。因为战争的关系，李登辉在一九四四年结束了千叶高射炮兵学校的短期基本训练之后，奉派回台湾服役，在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言发布后，李登辉也随着在台日军放下武器，向民国政府的部队投降。和许多受过日本“皇民化”教育并视日本为宗主国的台湾老一辈人的心情一样，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战败的“残酷”事实，承受长达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内心深处的冲击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一种“亡国”般的羞辱冲击着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中国，李登辉向来不带好感；就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而言，中国始终是他的敌人，哪怕天皇已经明令结束战争，向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
军队解散了，一起在日本炮兵服役的兄弟们各奔前程。对未来，李登辉有短暂的茫然，但这种短暂的茫然，立刻被一个崭新的计划所淹没。他捆扎好随身的书籍行李，准备展开他人生一段全新的旅途。承袭日本时代台湾帝国大学的“国立台湾大学”，和台湾光复后出现的所有新生事物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台湾人民的目光。
李登辉走进了这间台湾最高学府的大门。由于他读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因而，他获准于大二开始念台大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
李登辉的媚日、媚美言论
在日本天皇去世时，全世界只有台湾和日本一样表示由衷的哀悼！我的悲痛也不下于日本人。
（摘自对到台湾访问的日本作家深田裕介的谈话）
台湾成为日本领土后的第二年，日本便很快地从夏威夷引进新品种甘蔗。而1905年日俄战争时，台湾也较日本内地先进口德国的化学原料。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与总督儿子源太郎搭档创设了独立财政、公卖制度、台湾银行等，奠定了台湾发展的基础。工程师八田与一从大政十年（1920年）起，花费了十年时间，在广阔的嘉南平原建立伟大的水库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150万公顷的土地，而使近百万人的农家生活富裕起来。
（摘自1994年3月接受日本右倾评论家加籁英明到台北访问时的谈话）
现在大陆多唱民族主义，称为五族，中华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认为如果北京企图建立大中华民族或大中华帝国，则亚洲就糟了。
殖民地对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内人受到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摘自1994年4月5日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
美国人是支持我们的，我的意见是说美国公民对中华民国是好得不得了。他们的奋斗和国民感情是非常难得的，而中华民国在做的，是符合美国建国精神，和美国建国的自由、民主精神一致。
（摘自1965年4月4日的一次谈话）
我个人访美是小事，但重要的是象征意义，象征中华民国的存在已获得各国重视，同时显示现在台湾的经济实力已受到各国的肯定与欢迎。而访美后还要访日，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中共想要用强硬的方式来阻挠，? 我不但感激母校的培育，也要感谢美国。回顾历史，我们不难体会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相连。而对人类尊严与正义和平的共同信念，更使双方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多方援助，极具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情，也因此对美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在台湾的我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
我们正规划台湾成为亚太区域营运中心，准备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引进各项美国的服务业，以改善基础建设。
我们已为强化两国的关系作好准备，因此殷切期盼此次访问再为两国的合作开创新轨。
基于此一理由，我特别要对克林顿总统睿智的决定表示感佩。同时，我们也要对美国全体人民国会的两党领袖与议员和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申致同样的谢意。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的演讲）
中美两国一直有传统、良好的友谊。但不要以为都是美国一直在帮忙，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回馈美国。台湾买了美国财政部的短期公债，这就是在财政上支持美国。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纽约宴请马克任等媒体人士时的讲话）
1979年以后，中美外交关系虽然中断，惟在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美国继续维持并加强和中华民国的实质关系。我们希望美国能继续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更加增进。这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作为亚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希望美国能继续关心本地区的安定，并继续给我们道义的支持。
（摘自1996年3月26日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副总主笔梅兰尼女士书面专访时的谈话）
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持续向中共低头道歉的倾向，做得太过分，中共会在南京大屠杀这种问题上，持续向日本抗议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其目的就是不要让日本人忘记南京大屠杀；大陆的中华思想，经常和反日互为表现；台湾也有亲大陆的少数派，就南京事件上举行对日抗议集会，但是只聚集了特定的少数人。
以前，日本国立大学的教授不易访台，最近比较自由，台湾的人文科学还弱，这方面的日本交流学习之处很多……
（摘自1997年12月18日在官邸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专访时的谈话）
希望以各种形式诉求台湾的存在，台湾特别重视与美国及日本的关系能更加顺利。至于和大陆的关系，目前可能维持现状。
中共在1995、96年以军事学习来威吓台湾，令亚洲其他国家吃惊，也造成威胁，幸好美国出动两艘航母，让中共知难而退，如此也显示出中共对强者之刻意退缩，对弱者彻底凌虐的本质。
日美要保防卫新指南有助于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定，我们欢迎。……台湾附近的海上运输线对日本来说是生命线。日本应已认识到，中共的行动并非与自己没有相关。
（摘自1997年12月28、29日台湾《世界论坛报》）
日本应了解他们自己并不弱，有其实力。要看到自己的优点，不要只强调自己的缺点。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及经济合作计划，都应担负更重的责任。日本每次谈及安全问题，就有人会提及日本宪法的问题（按：日本战后宪法订定日本不得派兵出国作战），但日本应更认清整个情势，“日美安保条约”对整个区域都好。
（摘自1999年5月23日台湾《独家报导》）
中国共产党的叛徒
2000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期间，台湾学者徐渊涛继出版《替李登辉卸妆》一书，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李登辉发迹过程和个人过往，将一个真实的李登辉呈现在读者面前，引起了巨大轰动。徐渊涛之父徐庆钟是台湾著名农业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辉的恩师。由于家庭与李登辉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李登辉有着深入的了解。
李登辉参加共产党原文：
过去的时代，世界上会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太多问题，要解决问题，并为社会找寻发展的“出路”。依我的看法，李登辉之所以会迷上社会主义思潮，直接的关系，当然和他自己研究的学问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则和李登辉自己想找寻未来出路不无关系。所以，与其说他加入共产党是要为台湾找寻出路，不如说是在台湾光复初期那个混沌不明、四顾茫茫的阶段，为李登辉自己找寻人生的出路！
李登辉究竟是否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果真是中外媒体所指称的，是个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共产党的“叛徒”吗？关于类似的问题，我曾经下过一番功夫研究，并且亲身探访过好几位和李登辉早期有密切交往的前辈，从他们口中，我查访到有异于一般传统资料记载的重要内容，因而能更全面地了解到李登辉早年不为人知的诸多隐秘。
根据一位早年即与李登辉熟识，而且曾经参加早期台共组织的前辈亲口告诉我，早在一九四六年，李登辉从日本回台湾并就读台湾大学时，即已是台大相当活跃的左派青年。
然而，我们若从出身背景和所谓的“阶级成分”看李登辉，他会笃信社会主义，是相当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诚如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的，他的父亲李金龙曾经当过十多年的日本刑警。人尽皆知，日本统治时期，刑警有相当威权。正如前章所述，从李登辉祖父那一代开始，到台湾光复前不久，李家尚且做过几年的鸦片专卖买卖，家族收入至为丰裕。李登辉并自称，他们家是属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精英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则谦称是所谓的“小康之家”。质言之，李登辉非但是一个出生在传统地主家庭的“资产阶级”，更是出身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奴颜屈膝的“买办阶级”特权分子，这样一个生活不虞匮乏、锦衣玉食的青年，怎么会被崇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吸引住？不用别人一探究竟，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就已经自行拆穿了他的真面目。
一位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台湾异议人士亲口告诉我，李登辉真正接触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思想，应该追溯到赴日留学时期。一九四三年，李登辉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共产主义思潮最盛行的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有一位在日本经济学术界非常出名的教授河上肇，经常宣扬共产主义左倾思想，因而孕育了许多日本左派青年。
战争时期，日本当局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京都帝大的河上肇教授因经常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引起日本政府当局极度不满。河上肇教授于一九三二年间，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一九三三年前后全部覆灭。虽然河上肇被捕入狱，共产党组织也全部遭政府当局破获，但是，他的学生遍及京都帝大和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日本学术圈左派势力终难完全禁绝。李登辉到京都帝大就读时，河上肇教授虽已被捕入狱，但是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在日本知识界，因此残留了不少早先他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潮。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盛行议论社会主义理论，盛况历久不坠。
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跟不上时代潮流。所以，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因此，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盛行之一斑。
从殖民地台湾远赴日本留学的李登辉，也不免受到这股共产主义风潮影响，而一度沉湎在追求这股风潮的虚荣感当中。在京都帝大待了一阵子之后，李登辉也成为标准的“马克思男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李登辉放在书架最显著的位置，以彰显自己的“前卫”。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透露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阶段自己意识形态的左倾情况。他写道：“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
他又说：“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十分热衷，几乎想以《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台湾农业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但考虑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学位，所以只好将题目改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的研究》，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的问题和农业相结全，来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幸而指导教授并未洞悉我的意图，因此毕业论文得以顺利过关。”
李登辉写的上述这两段文字中，表面上充分流露出他早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热衷，并凸显了他早期的左倾意识形态倾向。但是，骨子里李登辉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一般很难想象。李登辉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只不过是他装点门面、为自己的人道形象擦胭脂抹白粉的伪装动作。从日后的种种行为和他点点滴滴自我揭露、自我招供的真面目，使人逐渐发觉，李登辉只不过是个追逐新潮、崇尚权势、喜新厌旧的机会主义者。从种种迹象显示，早年时期，李登辉亦不过是一个关在知识象牙塔里，披着人道关怀外衣的伪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亲近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新潮虚荣感，向人证明自己并不落伍而已。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末尾，李登辉特意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立”列入年表的内容中（一九二八年项下）。身为台湾的“总统”、台湾国民党的党主席，李登辉何以不将国民党重要节日放在年表当中，反而会将“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的成立纳入他年表大事记中？如果这份年表称之为“李登辉先生年表”的话，为什么连他的生身父母亲的生卒年代都只字不提，付诸阙如？难道一个外国政党的“台湾支部”成立，居然比自己爸爸妈妈的生卒年月日还来得重要？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吾人若细加探究，就不难理解李登辉如此这般的真正意图了。
有一位自调查局退休的老前辈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据他的了解，李登辉在日本留学期间，可能已经秘密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关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全部内幕，详见本章所述），由此可印证李登辉没事竟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成立纳入自己年事大事记中。如若不然，台共的成立与他李登辉何干？又何劳他多费笔墨赘记这一笔？
当然，我在向这位情报系统的老前辈请益时，也请教了他不少关于李登辉昔日政治纪录的事情。他竟然非常直截了当地透露，根据他的印象，在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那时某位情报单位掌管绝对机密档案的高干，即“奉命”把一叠有关李登辉过去的安全纪录，包括白色恐怖时代他加入共产党的资料，亲自全部予以销毁了。至于此位高干究竟是奉谁之命，这就不必多此一问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经国先生去世，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至圆山忠烈祠并举行安灵大典，移灵当天我亲眼目睹的一幕往事。那天我陪同父亲去台北荣总经国先生灵堂，我与父亲被安排上二号首长专车，前往荣民总医院。我们父子和几位退休首长包括郑彦棻、余俊贤、洪寿南等坐在中间的位子，大家都显得严肃寡言；而巴士前侧坐了几位军系大老及几位军种司令，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尤其是最前座的一位老先生更是谈笑风生，大谈前天晚上之麻将经，令人不忍卒听。后来向旁打听，才知此君不是别人，正是被白色恐怖受难者视为“刽子手”的某某将军。
此君在经国先生去世后，非但没有被秋后算账，在占用官舍数十年，被迫迁出原住宅后，还由当局换了一幢较原宅更豪华的房舍，供其安享晚年（为了该将军迁移新宅，当局还花了二三百万装潢费）。
凭什么李登辉待这位大老如此“宽厚”？原因无他，因为此老当年曾经“管”过李登辉，当然也更“管”过李登辉不可见人的黑资料。李登辉在投鼠忌器、心虚胆悸之余，当然不敢动此老一根汗毛。而李登辉如此“破格优待”此老，是不是两人之间有“恐怖平衡”？此中秘辛，就只有李登辉和已经仙逝的此老心中有数了。
但是，历史证据果真这么容易被抹杀吗？我觉得不然！向最高当局丑表功的情报高干，果真能够替李登辉重新“化妆”，替他完全洗刷过去的黑资料吗？我看未必！
李登辉年表中所谓“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就是所谓的“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台共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十五日成立于中国上海。该党成立时的创党党员，包括了：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林木顺是首任主席，翁泽生是党书记。台共创党当天，中共方面也派了代表彭荣出席台共的创立大会。
前文曾经提过，日本共产党本身已经于一九三三年前后，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靠行于日本共产党旗下的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掩护下，总算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响。所以，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下，台湾共产党纵然在组织体系上是日本共产党的支脉，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党”关系，远比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得更亲密些。
中共和台共两党之间本属“兄弟党”关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这种“兄弟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台湾重归中国版图，此刻，台共自然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根据前保密局的密件资料记载，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派遣原籍台湾彰化的蔡孝乾（按：蔡某在台共创党时，是该党的中央常务委员，兼台共第一任宣传部长），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于十二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借调来台湾的中共干部张志忠等。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即到台北展开活动。
原籍台湾嘉义的张志忠，便成为战后台湾登岸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张志忠在台湾发展活动三个月后，蔡孝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也搭船抵达台湾??乾担任书记，辖下领导了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
在蔡孝乾领导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主要的台共干部包括了徐德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毕竟，学理上的共产主义和实际上搞革命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书本上一厢情愿理解的共产主义，更不可和实际上的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李登辉躬逢其盛，并且在战后台共蓬勃发展的阶段，忝为台共党员。斯时，李登辉认为中共最后终将击垮国民党政权，建立红色政权；一旦台湾解放，他将立刻摇身变为红朝新贵。
尽管李登辉这些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是雷同的，但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差异性。有过日本经验的台共成员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自认受过日本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难免有些骄气，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的“上级”，认为他们土里土气，没有文化，彼此在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矛盾日积月累，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终于埋下李登辉和台共“分道扬镳”的伏笔
李登辉的“奶水论”
1993年2月初，李登辉在“总统府”会见国民党中常委时，发表了著名的“奶水论”。隔天又在接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干部时，作了重申。李登辉说：在实行“政党政治”情况下，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大党要有胸襟，要给民进党一些“奶水”，让民进党能够长大。这样，“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才能发展。事实的确如此，民进党就是在李登辉的精心哺育和全力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而民进党也“知恩图报”，在国民党的历次政争中，不管是非曲直，每次都坚定地站在李登辉一边，为李登辉稳住阵脚，登上权务“巅峰”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登辉的“一国两府论”
1990年李登辉当选所谓第八任“总统”后，提出“一国两府论”。针对有人提出仿效德国来确定两岸的关系时，李登辉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对话必须在一个中国、政府对政府和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不难看出，“一国两府论”的实质是在强调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对等的合法的政府”，李登辉在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登辉说“投资大陆是‘西进危机’”
李登辉曾对台商放话，恫吓说投资大陆是“西进危机”，并会造成“卖命北京的结果”。台湾媒体评论则引述台当局公布的经济数据，说明两岸经贸的重要意义，并反问，如果没有两岸经贸成就，“那些成天只会喊口号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哪来‘本钱’生存？”
李登辉在一个台湾“律师节”的活动中，不谈司法，大放所谓“西进危机”厥词，声称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始终存在，如果台商一再“盲目投资”，将会造成“卖命北京的结果”。
李登辉说“‘戒急用忍’是块宝”
我们知道，明明“戒急用忍”贻害无穷——把台湾搞得“景气衰退”，“民生凋敝”，但李登辉昨天却死皮赖脸说——“戒急用忍”是块宝！
李登辉在一次参加台中工业区厂商协进会举办的工商联盟座谈会大言不惭地说，“戒急用忍”政策是在１９９６年时的环境下执行的，目的在“保护台湾安全”，“让台湾经济更好”。李登辉还举当时经济成长率和“国民所得”来证明“戒急用忍”政策的正确性。
不过，当时使这位“干政老人”大感郁闷的是，他的一番“惊人之语”，非但没有获取多少共鸣，倒是激起阵阵嘘声。
李登辉主张用“武士道”唤醒“台湾精神”
一向亲日、媚日的李登辉２００３年3月在日本出版新书《武士道解题》，透过这本以日文所写的书，李登辉详细介绍何谓武士道，以及“武士道和日本甚至台湾精神有什么关系”。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为该书特别召开的会上，李登辉以日文对日本人演讲时称，竟称“‘武士道’是人类最高指导理念也不为过”。
台媒体称，曾经说过日本人“更喜欢”听他说话的李登辉，用日文书此书。李登辉说，“武士道”不只是写给日本人看，更希望藉此“唤醒台湾人心中潜在的台湾精神”。
他称，将从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谈日本“固有传统”，李登辉在书中具体描述“武士道”的渊源、训练以及未来，并且进一步解读所谓的“名誉、忠义和克己”的涵意，甚至提到对“自杀和复仇”的看法。
李登辉鼓吹“修宪”改“总统制”
李登辉早的２００３年就放出厥辞，鼓吹台湾当局“修宪”，施行所谓的“总统制”，以取代现行的“双首长制”，让“总统”能直接主持“国政”。他并说，最好能在下次选举“总统”前一年完成“总统制”的“修宪”工作。当时是李登辉首次明确主张“修宪”改为“总统制”。
李登辉在为“台湾团结联盟”新科“立委”们讲授“国会改革课程”时，提出此项与课题没有直接相关的“修宪”主张。他表示，过去12年他引导六次“修宪”，在进行第六次时，把“宪法”改为倾向“总统制”的“双首长制”，就是“总统”任命“行政院长”不必经由“国会”同意，“国会”虽有“倒阁权”，但“总统”也可解散“国会”，形成“恐怖平衡”。他说在此制下，“总统”仍然不能真正做事情。
他还说，过去12年他不曾直接对“行政事务”直接表达意见，很多事情他认为很重大，但却不能直接指示，他有自己的主张却不能讲“很辛苦”。他举例说，在亚洲金融风暴时，他认为这是很大的危机，但却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此只好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请“财政部”及“央行”提出方案，其实他自己有腹案，但事前却不能讲，很难过。
李登辉声称，“修宪”的困难度很大，应寻求“朝野”共识，最好在下次大选的前一年就做好。李登辉更露骨地表示，应该帮助陈水扁“更好地做事情”。
李登辉说台对钓鱼列岛“没有领土权”
李登辉在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公然“重申”他日前抛出的“钓鱼台列岛属日本领土”的荒谬言论。
据台媒报道，“退而不休”的李登辉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在所谓“群策会”的“国政研讨会”中声称，钓鱼台列岛“过去是属于中山王国，就是琉球的”。他说，台湾对于钓鱼台列岛“只有渔业权，并没有领土权”。李登辉又说，谈钓鱼岛主权要有“历史根据和国际条件”，“不能自己想，要说得清清楚楚”。他并就此又说到两岸问题：“就像‘一个中国’，都是自己在想。”
李登辉打比方说，就像在街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说是自己的太太。他并说，这样“只会让别人笑而已”。
李登辉声称，钓鱼台列岛“没水没电的”，台湾人民对钓鱼台这块地“并没有兴趣”，上面又没办法住人。他说，台湾人民会到钓鱼岛海域捕鱼，“如何和日本商讨渔业权问题，才是台湾人民‘真正关心’的事”。
李登辉还说，台湾人是要去钓鱼台附近海域捕鱼，但“不表示钓鱼台就是台湾的领土”，这是“应思考的事情”。
２００２年九月中旬，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大放厥词，声称“钓鱼台列岛乃日本固有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当时其卖国言论既一出，就遭致岛内外各界人士强烈抨击。
李登辉作梗台军突击抢占钓鱼岛被阻
1989年，台湾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正常作业时，居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军舰的驱逐。这一事件令华夏儿女怒火冲天，台湾、香港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热血青年甚至准备乘渔船强行登陆钓鱼岛，以示钓鱼岛的主权无可争议。
此时，台军“参谋总部”已经开始制定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派特种兵空降抢占钓鱼岛，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根据作战计划，参加行动的台军将打着年度例行性“汉疆演习”的旗号，分乘数艘军舰，抵达钓鱼岛邻近海域。在演习依次展开的时候，数架直升机将满载全副武装的台军特种兵突击队，突然飞临钓鱼岛上空，旋即将突击队空降到岛上，立即展开防卫阵地的挖掘和主权宣示，诸如升旗、立标识等行动，同时做好迎接日本人挑战的准备。参加演习的台军军舰和指挥部立即从演习转入实战状态，以应付日本军舰和战机随时可能出现的状况，台当局也成立紧急状况小组，紧密关注日本和国际社会对台军宣示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反应，并且准备了几套应对预案。
参加行动的台军都是从各特种部队中挑出来的精锐，他们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全都签了生死书，发誓要完成这一具有历史使命的任务。然而，就在行动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李登辉急忙下令中止行动，以至包括“汉疆演习”在内的整个军事行动宣告流产。
这一绝密行动计划日前曝光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立委”吴成典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质疑李登辉为什么阻止台军派兵进驻钓鱼岛，台“国防部”也应该向台民众解释这次无果而终行动的前因后果，重点当然是李登辉如何阻止台军空降钓鱼岛行动的细节。
结束语
中国有句俗话“一斑见全豹”。当我们撕开魔鬼的画皮的时候，李登辉一个“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丧心病狂的政治赌徒；一个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的嘴脸就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李登辉曾经在台湾主政１２年。留给台湾民众最深刻?上，他搞的是“明统暗独”；在台湾政治上，他搞的是“假民主真独裁”；他讲了１００多遍反“台独”却无法取信于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主张“台独”还是真正的主张两岸和平并逐步走向统一的试金石。铁的事实证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搞“台独”、搞分裂，执意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试图以花言巧语掩饰“台独”立场，欺骗台湾民众，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必将没有好下场。李登辉下一步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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