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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读大学那会儿，7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宿舍里，另外一张空床放行李，没有电风扇，夏天会热得睡不着。每个房间里一个小匣子，也像风姿说的那样，“418房间接电话”，而那个电话多半是打不进来的。掀开桌子板，一堆蟑螂往外爬，等蟑螂爬干净了，拿出里面马晓宏编的那套烂书和磁带，就去操场听磁带去了。
那时的校园文化是这样的，早上起来，拿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肯定是英语系的学生，左手提一个热水瓶，或者饭盒，里面放两个咸菜包子，或者甜饼咸饼和二两豆浆，在秋高气爽的，高大的白杨树下摇曳生姿的走着。拿着爱华walkman的，肯定是学其他语言的，没有广播好听，只好听课文或者其他听力材料。还记得当时听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和课文第一篇“这是谁？这是巴斯卡尔，是巴斯卡尔吗？是的，是巴斯卡尔。不是巴斯卡尔吗？不是，不是巴斯卡尔……”
我们宿舍住着七个人，新疆来的漂亮妹妹是学德语的，其他都是法语的，有父母都是外交官的，有从农村考进来的，还有像我这样小城市出来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的，大三那年去了法语国家转了一圈，不但收获了景色还收获了爱情，农村考进来的那个女孩子，身材高挑健美，高年级以后渐渐脱了土气，一条淡蓝色牛仔裤，白色衬衫，青春逼人，和外交学院一个法国外教谈起了恋爱：这孩子当真了，人家却是看人间风景。低年级的时候，大家还低眉顺眼，比较老实，逢年过节，也会呆在教室里熬夜，跳舞谈心喝啤酒，等到了高年级，大家都忙着出去做翻译带团，同学之间关系就变得相当的稀疏了，要毕业了，也就是找个机会大吃一顿，从来没有难分难舍过。只是记得，大家都还挺耐看，小女孩子之间，也会哀叹为什么周围没有理工科学校——那时我们的男生宿舍，叫做熊猫楼，因为太稀少了——而且也没像外界传说那么的乱，其实生活很单调，很规矩，如果有和老外谈恋爱的，那也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别的，而喜欢这样东西的起因其实很多，异国情调，其实在异性相吸的最初，能起到很大作用。
进校园不久，老师就说，没事应该去法国文化处玩玩。于是几个同学相邀着，坐了小公共到朝阳公园一带，穿过三环，太平洋百货街对面那栋低矮的建筑的一层，就是文化处。化100块办张借书卡，就可以借书了。图书馆在文化处一层最顶端的房间里，旁边是费加罗报，世界报之类的办公室，进门后，坐镇的是轮换着两个阿姨级图书管理员，那时真羡慕她们：怎么法语能说得这么好呢？而且因为她们说话和气，嘴巴居然还会咧开，对人笑，简直受宠若惊了。
那是由几个房间串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最里面是小说，中间是社科书籍录像带，旁边是儿童书，走下去几个台阶，另有一个小房间放报刊杂志。图书馆中间摆放着桌椅可以坐着读书。装修的简洁美丽和干净又使当时老土的我惊叹了，坐在那里，可以看大册子漫画《丁丁历险记》，还可以看五台的新闻，还可以和身材匀称，面目英俊，在体育大学学武术的年轻黑人男孩子聊天，冬天下午4点的太阳从高高的窗户晒下来，是很惬意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同学在那里碰到了我们的外教，外教让她选录像带给我们的电影课看，这孩子毫不犹豫的选了部叫《绝代妖姬》的片子，老师犹豫了好久，还是借了。大家听说里面有三级镜头，都激动地不得了，那次电影课好像是去得最全，几乎没旷课的。老师坐在最后排，垂头不搭理偶们，十几二十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看得面红耳赤。那真是一部好看的片子。后来俄罗斯出的歌手Vitas，我总疑心有学这部电影的嫌疑。
从图书馆借了几本漫画出来，正是下午好时光，太平洋百货是逛不起的，那么可以再坐几站，去家乐福买东西，要当心的选半天看半天，最后只带几盒酸奶和一个面包回学校，去隆福寺不顺路，只好作罢，但是可以在东大桥下车，那时东大桥还有一个劝业场，可以去看看廉价的大衣，或者牛仔裤，即便不买，逛一下，就已经很满足了。
当时还远远没有什么中法文化年，但是每年六月，文化处会办一个音乐节，请法国歌手和中国歌手同台演出，到了晚上，文化处大楼外面的花园就装扮成了嘉年华，有老头子在里面弹手风琴卖艺，吃的有没有不记得了，但记得有一次请了一个极英俊的法国歌手来唱歌，害得一众女孩子心都碎了，他唱完以后就是北京的各大乐队——唐朝是没有来过的，但是眼镜蛇女子乐队来过一次。以前也是在什么中国火中国风之类的磁带里听过她们的歌的，想着居然可以亲眼见到乐队了，大大的激动起来。现在想来，无非几个傻妞，记忆最深刻的是里面一个弹吉他还是贝斯的，短裙，紧身廉价黑衣裹着肥肉一节一节凸出来，两条象腿。女孩子就开始互相议论：“长这样还穿短裙……”歌到底唱得如何，那是完全不记得了。
等到夜深的时候，崔健就出来了。他和法国关系好像挺深，每年音乐节都要出来唱一次，见他出来，全场都疯狂了，一首一首听他唱，《盒子》《红旗下的蛋》《北京故事》，然后是老歌，压轴的自然是《一块红布》，那时虽然没有荧光棒，但我们依稀也是摇头晃脑为他打着拍子的。结束以后，同学之间相邀着坐了计程车回家，路费是分摊的，但是在打到计程车之前，在夏夜美丽的街头慢慢的走着，也是惬意的事情。那时有一个温州过来的男孩子插班，皮相不错，可是说话呼噜，听不清，和他漫步街头，心头藏着一个小烦恼，既觉得他可爱，又将他的缺点放到无穷大。但是他不久就去法国了，所以这个小烦恼，一直没有机会发芽长大。当年他送给我的一张花篮剪纸，还夹在我的汉法词典中，想起来，已经好多年没和他联系了。
后来的北京，越来越发展，我们也有了做师哥师姐乃至老师的资格，后来，也逛得起太平洋百货了，文化处有一年也搬到了工体西路，再没有去过。后来，学校出了个BT班主任政策，我们这些小喽啰全成了班主任，像护鸭子一样护着已经成年的学生，后来，要去学生宿舍探望，他们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我讲起当年，学生恭敬的听着，但我想，他们的心，肯定早已飞到了操场上，去找寻那个踢足球的男孩的身影去了。
一首当年流行在学生中的老歌：Francis Cabrel: Octobre
那时的校园文化是这样的，早上起来，拿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肯定是英语系的学生，左手提一个热水瓶，或者饭盒，里面放两个咸菜包子，或者甜饼咸饼和二两豆浆，在秋高气爽的，高大的白杨树下摇曳生姿的走着。拿着爱华walkman的，肯定是学其他语言的，没有广播好听，只好听课文或者其他听力材料。还记得当时听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和课文第一篇“这是谁？这是巴斯卡尔，是巴斯卡尔吗？是的，是巴斯卡尔。不是巴斯卡尔吗？不是，不是巴斯卡尔……”
我们宿舍住着七个人，新疆来的漂亮妹妹是学德语的，其他都是法语的，有父母都是外交官的，有从农村考进来的，还有像我这样小城市出来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的，大三那年去了法语国家转了一圈，不但收获了景色还收获了爱情，农村考进来的那个女孩子，身材高挑健美，高年级以后渐渐脱了土气，一条淡蓝色牛仔裤，白色衬衫，青春逼人，和外交学院一个法国外教谈起了恋爱：这孩子当真了，人家却是看人间风景。低年级的时候，大家还低眉顺眼，比较老实，逢年过节，也会呆在教室里熬夜，跳舞谈心喝啤酒，等到了高年级，大家都忙着出去做翻译带团，同学之间关系就变得相当的稀疏了，要毕业了，也就是找个机会大吃一顿，从来没有难分难舍过。只是记得，大家都还挺耐看，小女孩子之间，也会哀叹为什么周围没有理工科学校——那时我们的男生宿舍，叫做熊猫楼，因为太稀少了——而且也没像外界传说那么的乱，其实生活很单调，很规矩，如果有和老外谈恋爱的，那也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别的，而喜欢这样东西的起因其实很多，异国情调，其实在异性相吸的最初，能起到很大作用。
进校园不久，老师就说，没事应该去法国文化处玩玩。于是几个同学相邀着，坐了小公共到朝阳公园一带，穿过三环，太平洋百货街对面那栋低矮的建筑的一层，就是文化处。化100块办张借书卡，就可以借书了。图书馆在文化处一层最顶端的房间里，旁边是费加罗报，世界报之类的办公室，进门后，坐镇的是轮换着两个阿姨级图书管理员，那时真羡慕她们：怎么法语能说得这么好呢？而且因为她们说话和气，嘴巴居然还会咧开，对人笑，简直受宠若惊了。
那是由几个房间串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最里面是小说，中间是社科书籍录像带，旁边是儿童书，走下去几个台阶，另有一个小房间放报刊杂志。图书馆中间摆放着桌椅可以坐着读书。装修的简洁美丽和干净又使当时老土的我惊叹了，坐在那里，可以看大册子漫画《丁丁历险记》，还可以看五台的新闻，还可以和身材匀称，面目英俊，在体育大学学武术的年轻黑人男孩子聊天，冬天下午4点的太阳从高高的窗户晒下来，是很惬意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同学在那里碰到了我们的外教，外教让她选录像带给我们的电影课看，这孩子毫不犹豫的选了部叫《绝代妖姬》的片子，老师犹豫了好久，还是借了。大家听说里面有三级镜头，都激动地不得了，那次电影课好像是去得最全，几乎没旷课的。老师坐在最后排，垂头不搭理偶们，十几二十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看得面红耳赤。那真是一部好看的片子。后来俄罗斯出的歌手Vitas，我总疑心有学这部电影的嫌疑。
从图书馆借了几本漫画出来，正是下午好时光，太平洋百货是逛不起的，那么可以再坐几站，去家乐福买东西，要当心的选半天看半天，最后只带几盒酸奶和一个面包回学校，去隆福寺不顺路，只好作罢，但是可以在东大桥下车，那时东大桥还有一个劝业场，可以去看看廉价的大衣，或者牛仔裤，即便不买，逛一下，就已经很满足了。
当时还远远没有什么中法文化年，但是每年六月，文化处会办一个音乐节，请法国歌手和中国歌手同台演出，到了晚上，文化处大楼外面的花园就装扮成了嘉年华，有老头子在里面弹手风琴卖艺，吃的有没有不记得了，但记得有一次请了一个极英俊的法国歌手来唱歌，害得一众女孩子心都碎了，他唱完以后就是北京的各大乐队——唐朝是没有来过的，但是眼镜蛇女子乐队来过一次。以前也是在什么中国火中国风之类的磁带里听过她们的歌的，想着居然可以亲眼见到乐队了，大大的激动起来。现在想来，无非几个傻妞，记忆最深刻的是里面一个弹吉他还是贝斯的，短裙，紧身廉价黑衣裹着肥肉一节一节凸出来，两条象腿。女孩子就开始互相议论：“长这样还穿短裙……”歌到底唱得如何，那是完全不记得了。
等到夜深的时候，崔健就出来了。他和法国关系好像挺深，每年音乐节都要出来唱一次，见他出来，全场都疯狂了，一首一首听他唱，《盒子》《红旗下的蛋》《北京故事》，然后是老歌，压轴的自然是《一块红布》，那时虽然没有荧光棒，但我们依稀也是摇头晃脑为他打着拍子的。结束以后，同学之间相邀着坐了计程车回家，路费是分摊的，但是在打到计程车之前，在夏夜美丽的街头慢慢的走着，也是惬意的事情。那时有一个温州过来的男孩子插班，皮相不错，可是说话呼噜，听不清，和他漫步街头，心头藏着一个小烦恼，既觉得他可爱，又将他的缺点放到无穷大。但是他不久就去法国了，所以这个小烦恼，一直没有机会发芽长大。当年他送给我的一张花篮剪纸，还夹在我的汉法词典中，想起来，已经好多年没和他联系了。
后来的北京，越来越发展，我们也有了做师哥师姐乃至老师的资格，后来，也逛得起太平洋百货了，文化处有一年也搬到了工体西路，再没有去过。后来，学校出了个BT班主任政策，我们这些小喽啰全成了班主任，像护鸭子一样护着已经成年的学生，后来，要去学生宿舍探望，他们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我讲起当年，学生恭敬的听着，但我想，他们的心，肯定早已飞到了操场上，去找寻那个踢足球的男孩的身影去了。
一首当年流行在学生中的老歌：Francis Cabrel: Octobre
那会儿更早吧？我是90年代后期去听的，那会儿他已经开始有点秃顶了……挺希望自己能早生几年，觉得80年代的大学才真正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