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马英九有类似“两个凡是”之类立场

石之瑜∶马英九不能完全摆脱台湾或台独的文革系谱，因为他的执政之路上，曾经接受李登辉的加持，矢志成为新台湾人，而李登辉就是开启台湾去中国化道路的始祖。

??中评社香港1月9日电／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今天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共己故领导人华国锋在文革之後执政，并结束了四人帮，算是在改革之前的过渡时期稳定了局面。但是他本身并未在体制改革上进一步开创，因为他领导的正当性来自毛泽东的一纸授权。所以他在改革启动之初，揭举的立场是两个凡是，坚守了毛主席的路线。後来还尝试了所谓洋跃进，终於因为改革的方向不可限定，在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後，逐渐淡出决策圈。

??台湾在陈水扁统治之下经历的，不外乎也是一次对中华文化的革命。如今马英九上台，逆转了去中国化的政策，无巧不成书，也大审陈水扁及其手下各个首长，他们与四人帮相同都是滥用国家机器，以权牟私。不过，马英九也一样不能完全摆脱台湾或台独的文革系谱，因为他的执政之路上，曾经接受李登辉的加持，矢志成为新台湾人，而李登辉就是开启台湾去中国化道路的始祖。

??文章说，马英九也有类似两个凡是之类的立场，凡是对“台湾主体意识”选票有利的，都应该推动；凡是有害“台湾主体意识”选票的，都应该避免。此何以在意识形态上，他拒绝与陈水扁或李登辉划清界线，他与前人的差别在於他以清廉与能力为号召。不过他的能力并没有受到外界的肯定，而是他的清廉得到了多数人一时的信任。

??正因为执政快要一年後仍缺乏具体政绩，因此马英九必须诉诸某种他对“台湾主体意识”的执著作为号召。由於他在意识形态上坚守台湾优先主义的保守立场，使得在行动上求变革的时候，处於无语的状态，如此缺乏理论高度的说明，其结果就是，两岸关系的体制改革，在台湾主义的主流论述中缺乏充分的正当性。这是为什麽当张铭清与陈云林相继来台的时後，台湾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而国民党竟丝毫不能采取具有批判高度的态度面对肇事者。

??事後，执政党检讨是对新的大陆政策的宣传不够，以至於邀请陈云林来台到底要达成什麽重要的目的，社会大众基本不了解，因此也就不能表达强而有力的支持。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在其中颇受责难。然而，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前提是维持台湾主体性，反对统一，不讲台独。为了取信於台独，还不计风险，不顾舆论，特别任命了一位与台独宿有渊源的主任委员，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新政府不会做出伤害台湾的决策。当这些基本的角色与方向都订了之後，试问谁有能力好好对民众解释陈云林来台的目的呢？既定的意识形态与主管人事本来就是要用来证明两岸交流不会影响台湾的主体性，则对於陈云林来台的事，最符合政策的做法就是三缄其口。

??文章说，华国锋在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口号中接班，如何可能推动现代化而不影响凡是毛泽东的路线或指示都遵行的立场？两个凡是的大框框，让改革不能碰触体制与思想，则改革的愿望便不能全面落实。在必须仰赖既有的国有体制前提下，华国锋采取大投资的洋跃进便成为合理的选择，因此仍然不能解放基层的生产力於既有体制的瓶颈。

??马英九以开放两岸作为改革的重大政策，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解放於台湾主义的两个凡是之外，就不可能建立两岸交流的正当性，则两岸交流只能被视为是投机性的，机会主义的，且任何暂行的两岸交流体制变革也可能随时遭到逆转。如此在遭遇台独反噬的时候，两岸交流的趋势也可以因为机会主义的原因而逆转。两岸交流带来的便利与好处，不会是对台独的有效或充分掣肘，因为机会主义缺乏道德性，人们难以启齿，也於是容易被政治正确性的台湾主义意识形态语言所囚困。

??马英九是否会成为国民党的华国锋，即他在终结乱政後，仍将因为回避在意识形态上寻求更多的解放，而终将在开放的进程上缺乏充分的实验精神与改革动力？这要看後来的政局发展是继续往两岸大通的方向，还是往两岸停滞的方向。如果两岸大通，则必须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才可能有效加以规范与鼓励，不然将出现乱局。如果往停滞的方向，则更需要取得某种道德正当性，否则目前所尝试的各种交流路径，反而均将会成为後人批判颠覆的对象。

??不论是要避免开放政策遭到逆转，或是赋予开放更坚实的正当性基础，马英九都不能只停留在华国锋的拨乱承先的角色中，而需要思考学习邓小平所扮演的开创启後作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