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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对越反击战

(2007-08-28 04:50:45) 下一个
鲜血染红的对越作战日记:揭秘惊心动魄22天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有一支骁勇善战的连队,这就是某部9连,曾被广州军区授予尖刀连的荣誉称号,而且这个连队大多是湖北籍战士。近日,一本6万多字的战地日记,向人们揭开了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令人震撼的亲身经历。

毙敌156人,全连97人立功

鲜血染红的战地日记

王长安,今年46岁,襄樊市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大校军衔。他身材高大,待人和气。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他一直留在部队里,又在军事学院任教12年。这本是一个军人很普通的经历,可是他那记日记的习惯,使他成为一个英雄连队的记录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得知,王长安家里有一个珍藏了27年的“宝贝”战地日记。伴随着大炮的轰鸣,他一边行军一边记日记。这是枪林弹雨、惊心动魄的 22天,这是一个人历经生与死考验的22天,这是挑战人的耐心与意志极限的22天。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可是,在这本发黄的日记里,我们仍能看到一个英雄的群体,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内心独白。

时间倒退至1979年2月16日,381团9连(组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原铁道游击队战斗小分队)奉命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圆满完成“支麻”、“陆平”、“凉山”穿插战和“班日”阻击战等战役,击毙敌军156人,俘虏3人,是当年自卫还击战中伤亡最少(牺牲11人,伤57人),立功最多的英雄连,全连160人中97人立功。当时,王长安任9连7班副班长。他首次向记者展示了他那6万多字的战地日记——

(日记节选)

急行军(1979年2月16日)

在崎岖山路上经过两天颠簸的我们,整顿装备后,向边境出发了。沿着简易公路行进了约400米后,向公路右侧的一条小河沟穿插过去,开始向海拔1300米的公母山山脚接近。我同大家心情一样比较复杂,既胆怯又比较坚定,以死来保卫祖国,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可怕的呢?

夜渐深,不知道翻过了公母山的多少个山头,体力弱的战友坚持不住了,少数晕倒在路边,这时体力稍强的同志主动扛起那些战友的武器,搀扶起他们,以坚强的毅力继续前进。

在准备穿越国境线的时候,部队稍作停顿。由于战友们拼命赶路,加上复杂的山路和装备的负荷,使得每个人的两件单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这一停顿又是夜风一吹,便凉得人浑身颤抖起来。

最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顺利地翻越了公母山,秘密接近了敌阵地。

王新生,现在是武昌车辆厂职工医院总务主任,他曾任九连1班班长,他的补充,使记者对这次战斗有了更深认识。

记者:连队的战士在这之前有没有过战斗经验?

王新生(原一班班长):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有不少还是才参军训练三个月的新兵。

记者:当时每个人的装备负荷大概是多少?

王新生:步兵在30-40公斤以上,配属火器分队在40-50公斤以上。

记者:除了必要的武装外,还有没有带别的东西?

王新生:遗书。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封遗书放在自己的背包里。

记者: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的?

王新生:既然要上战场,就没想过要活着回来。

遗书这个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词,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愿意提甚至不愿意去想的。然而,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王新生则丝毫没有露出迟疑和畏惧,回答得那样干脆、响亮,仿佛生死在他们看来也是寻常之事。战友一个个在身边倒下……

  血与火凝结深厚友谊

(日记节选)

第一仗(1979年2月17日)

天已放白。上级命令我连在七连攻打612高地的同时,从612高地右侧与540高地之间的河沟穿插到龙头村,据侦察得知龙头村是敌指挥所所在地。

我连以最快的速度向指定的方向加速前进,沿着山腰向下直插过去,当正要翻越一条横向雨裂沟时,突然,枪声打破了寂静的早晨,七连在612高地的战斗打响了。我连迅速翻过雨裂沟,成一字队形展开向前推进。然而612高地和540高地的敌人发现了我连的行动企图,用高平机枪向我方猛烈射击,一排二班机枪副射手随即中弹,身负重伤。一排经过几次火力交替掩护,也未能通过。全连被敌540高地的火力压制在高地间的河沟里进退两难。

临到下午,团前指导员和营指挥所命令我连迅速收拢部队,组织人力和火力向敌540高地发起佯攻。4点30分左右,营配属我连重机枪6挺,从612高地右侧无名高地山腿采取火力交替掩护前进的进攻方式,攻打540高地。天下着毛毛细雨,雾气非常重,我们利用一道道梯田埂和少量小松树向前运动,越是接近 540高地,敌人的火力越猛,火力紧追着打。在一片茶叶林的掩护下,最终甩掉了敌人的火力追击。

完成了佯攻任务,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撤到612高地北侧山脚。

黄昏时分,612高地的敌人基本歼灭。在此次战役中,四排长刘连喜、战友邱国洪、童得纪,四班战士余耀进光荣牺牲。

王长安说,在攻打540、612高地的时候,迫于敌军强势的火力,我军一度陷入被动局面,举步维艰。战士们有的专注于战斗,连自己受伤也不知道疼。王长安那天偶然发现三排长头上有血,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弹片炸伤,排长自己还浑然不觉,所幸伤得不深,于是王长安便用手抠出弹片,用纸包好交给三排长留作纪念,再简单包扎伤口后又继续前进。

战斗中,战友之间深厚的情谊是用生命和鲜血灌溉的,敌人再猛烈的炮火也不能摧毁。支麻战斗时,敌人火力突然向欲通过龙口村村口小河的尖刀班射击,一串串密集的子弹打得一班头也不能抬。一班的副班长被机枪打中,左手和右眼两处负伤,鲜血流了一地,疼痛让他抽动不已。副连长发现后,马上指挥机枪掩护,自己迅速跃到一副班长的身边,将他翻滚在背上背起来后撤。他们通过水沟时,敌人机枪子弹一路打在他们身后的水面上,形成一条条水柱。

王新生曾经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误入雷区后,瞬间粉身碎骨,而另一个则失去了双腿,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咬着牙,忍住悲痛继续前进,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战友们在战场上报仇雪恨。而在二十多年后,战火远离的今天,那血肉横飞的场面,也常让他从梦中惊醒。

毒蛇蚊虫肆虐天天泥中滚爬

艰苦环境铸就铁军

(日记节选)

守卫(1979年2月20日)

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人也筋疲力尽,指导员走起路来身体摇摇晃晃。我们暂时吃了一些缴获来的干粮。连队就在400高地主峰上周围部署了兵力,我们在敌人原来搭的草棚里进行休息,看到山上还有敌人丢下的大半袋玉米渣和一口大锅,连队煮了一锅稀饭,一人将就一小碗,确实太香太好吃了,直至深夜饮事班同志给我们送来了米饭。到这时我们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吃到米饭了,吃压缩饼干终究没有米饭管用。

穿着唯独能够抵寒的雨衣,倒在湿漉漉的地上很快就睡着了;夜间寒冷、两腿僵硬、浑身打哆嗦,副指导员浑身冷得像打摆子一样把我惊醒了,我以为他生病了,推了他好几下才推醒。

为防敌夜间炮火袭击,我们搬到敌人挖的A型工事里休息,我和通信员陈发清两人在工事洞口担任警戒。整个晚上枪声不断地响着。夜间同指导员查岗两个小时,督促哨兵不要睡觉,我站在工事里两眼不由自主地闭上了,自己强迫自己好几次,但都无法控制自己,直到头往下点、鼻子触到堑壕边沿土上时,才猛然惊醒,发现刚才睡着了。

记者:当时战士们的生活环境怎样?

王新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军用锹,不要5分钟就能挖一个猫耳洞,晚上就睡在那里面。越南到处是山地,树林,毒虫蛇蚁到处爬,空气又潮又冷,到处是蚊子,根本没法睡安稳。打仗的二十几天,天天在泥水里打滚,没能洗一个澡。

记者: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王新生:部队有炊事班,一般用纸之类的把饭菜一起包在手里用手抓着吃,也不管手上是不是粘着泥。饿了,就都一起吃了。但往往交起火来,饭很难送到战士手上,多数的时候还是吃压缩饼干。我们也会备有一点大米。有一天晚上,我们饿得不行了,就想自己煮米吃,在附近的一个泥水洼里面捧水煮,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借着日光一看,那哪里是泥水洼,里面都是血水…… 仅有的压缩饼干喂给俘虏

战地村庄里发现“武汉造”

(日记节选)

抓俘虏(1979年3月8日)

这天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连队就地防守。

上午连队除留少部分人外,大部分人在阵地周围搜索残敌。1班副班长何庆德下山到河沟打水。刚到河沟边突然听见草丛中一阵骚动,转眼看见5名敌人沿河沟往下游走来,互相发现后,敌人开枪企图逃跑,何庆德果断地开枪还击,边开枪边喊叫“诺母松,空母也”(越语意“缴枪不杀”)。随后山上听到枪响的战友,迅速下山解围,当场俘虏两名,有一名手中握着一枚手榴弹没来得及拉弦,另一名拿着冲锋枪没有打开保险。经审问俘虏得知,他们是被我军打散后,同部队失去联系已经好几天了,幷供述周围有很多散兵。

他们显然是被饿出林子的,我们将他们绑好,等待后方的人来将他们押送回去,其间,不少战士拿出自己仅有的压缩饼干喂给他们吃。

战士们最乐于谈到的,就是在越南遇到的“中国制造”。在越南村庄中,随处可见停靠着的永久自行车。女人们用凤凰缝纫机裁剪衣物,家中吃饭用中国的洋瓷碗。其中一个武汉的战士还发现一个洋瓷碗底赫然印着“中国武汉”字样,便小心翼翼留作纪念,当作是在战场上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思念的一种寄托。

郝班长倒在泥水里,身边有11具敌人尸体

最为惨烈的班日之战

(日记节选)

胜利(1979年3月10日)

整个战斗临近尾声,拿下班日,我们就离回家不远了。

凌晨1点左右,我连的五班班长郝修常带领全班,奉命到一条公路右侧潜伏。他们刚进入潜伏地点,就遭遇到敌人的一个加强连,沿公路向我进犯,企图利用黑夜偷袭我后方阵地。他叫全班三个小组靠拢,做好迎战的准备。

五班潜伏地段是一片开阔的稻田地,由于没来得及修工事,就在田埂下面待敌。等敌人靠近十多米远时,郝修常大喊一声“打”,全班一齐开火,当即打掉一个班。敌人面对突然的阻击,被打得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但随即组织起力量,疯狂反扑,用重机枪、冲锋枪一起打来,还用60炮向我五班轰击。新战士李发根受了伤,七班的机枪手孙金明背着他往回撤,没撤多远孙金明和李发根同志就同时中弹倒在水稻田里,李发根当场中弹牺牲,而孙金明头部中弹。

敌人的火力压制住了五班,郝修常指挥机枪打掉了对我威胁较大的敌60炮。这时,疯狂的敌人又派一个排从公路左侧迂回,对五班形成了三面包围,幷用火力封锁了五班的退路,阻我援兵。在这种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郝修常要求全部每个人留一枚手榴弹,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战斗激烈进行,五班先后有两名同志牺牲,六名同志负伤。但在郝修常的指挥下,都越战越勇,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敌人偷袭计划完全被打乱。

利用黎明前的黑暗和雾气,郝修常决定了后撤的路线,命令轻伤员撤回连队后,便和三个同志留下,背着重伤员和烈士,边打边撤。硬是从敌群中杀开一条血路,直到最后爬不动了,才把伤员和烈士安放在一个安全地带。

下午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阵地上看到,郝修常壮烈牺牲,他全身泥浆,向前伏在田埂上,在他前面两米多处,倒着11个敌人,他右手握着冲锋枪,紧挨着还有一挺打坏了的轻机枪和一支步枪,他身上佩戴的冲锋枪子弹袋、两个步枪子弹袋、一个机枪弹盒内,子弹全部打完。在五班激战过的地方,摆着敌人56具尸体。

昨日,王新生向记者描述班日战斗的激烈:“七八门大炮向敌军高地狂轰乱炸一通,高地那边就像武钢开炉炼钢倒出铁水一样,火星四溅,红彤彤的半边天”。炮弹掀起的几丈高的浓厚土尘,四散在潮湿的空气中,久久难以落定。山那边炮声轰轰,开始还夹杂着敌人零星的枪声,和哇哇乱叫的呼喊声,一段时间之后则只剩下了单一的炮声。战士们脚下的地面,则被打得像绵软的糍粑糕,强烈的震动让人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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