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又落魄得无以聊生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再回去当道士！魏征试图这么说服自己，可好像不怎么管用，心里头有股气憋得难受。气从何来？自从成为李密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朝夕与之相处，发现外面传得多么英明、多么伟大的领袖人物，其实不过尔尔，并不比他这个出身卑微的道士高明。怎么人家就能叱咤风云、骚动天下？而我魏征就该靠测字算命混日子？有了这么一股气，魏征就舍不得离开这名利场。既然舍不得走，又没人理会，该怎么办？得靠自己钻营。
怎么钻营？魏征看到了一个机会。李密降唐之时，以为只要他李密修书一封，原本归属瓦岗的十郡之地就都会听从他的旨意，改而归顺李渊。岂料十郡之守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得了李密的书信，一个个嗤之以鼻。你李密已经是在别人门下讨饭吃了，还居然好意思来吩咐我该怎么办？坐镇黎阳的徐世勣既握重兵，又多粮草，怎么不去投靠他？
他李密招降无效，所以李渊给他个冷板凳。我魏征要是能招降成功呢？能不被重用么？这就是魏征看到的机会。李密办不到的事情，魏征凭什么能办到？首先，李密犯了个原则性错误。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想要十郡归降，关键在徐世勣而不在十郡。李密给十郡之守一一去信而忽略了徐世勣，无异于舍本逐末，何功之有？其次，李密之所以会犯下这原则性错误，因为与徐世勣有嫌隙在先，故不便去说。而魏征与徐世勣的关系，却一向良好。有嫌隙，难以推心置腹；不能推心置腹，即使说之，何能有成？关系良好，遂能坦陈利害得失；挑明厉害得失，成功当可在望。看到这个机会，魏征立即上书李渊，自请东出函谷，劝降关东十郡。
“你以为如何？”李渊看过魏征毛遂自荐的奏章之后，转给裴寂。
“文字效仿苏、张，写得不错。”裴寂说，“不过，李密办不到的事情，李密的记室参军反而能办得到？”
裴寂说魏征的文字效仿苏秦与张仪，看得极准，这两人正是魏征心目中的偶像。至于裴寂的怀疑，也不能不说言之成理，因为魏征在奏章之中并未提到“擒贼先擒王”那一招。他不曾提，因为他视之为绝招。把绝招说穿了，说不定用不着他去也能把事情办成。
“赏他个不大不小的官职，让他去。成，咱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十郡之地，自然是大吉。不成，他自然不好意思再回来，咱不是一无所失，连那不大不小的官职都回收了么？”
“主公高见，非臣所能及。”裴寂故作恍然大悟状。其实，李渊的想法，裴寂早就想到了。故意不说，就是为了等这么个拍马的机会。
“少来这一套！”李渊捋须大笑。他明知裴寂故意拍马，可仍旧耐不住感觉良好。“有什么合适的官职空缺？”
“秘书丞如何？”
秘书丞是秘书省的副职，级别为从五品，不上不下，正好是个不大不小的官。李渊听了，满意地点点头。魏征的钻营，于是而开张大吉。
混到个秘书丞的职称，魏征欣然就道。路上诗兴大发，作《述怀》一首。其词曰：“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投笔事戎轩”，用的是班超的典故。班超放弃书生生涯，投入远征军，以代理司马的身份，率领三十六人横行西域。后人以“投笔从戎”四字总结其事，名副其实。魏征以文职身份而作说客，何“投笔从戎”之有？以班超自况，不无自我吹嘘之嫌。“岂不惮艰险”一句，则不止是吹嘘，简直是自欺欺人。明明是经过盘算，觉得胸有成竹才上书请命，何艰险之有？至于“深怀国士恩”一句，以后事观之，更是笑话。不过，既然是后事，姑置之不论。
倘若魏征一路上只会作作诗、吹吹牛，魏征恐怕也就不成其为魏征了。除去写了这首自我陶醉的《述怀》，魏征在路上还给徐世勣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倒是写得十分精彩，不仅颇具战国纵横家行文的遗风，而且也略有诸葛亮遣词造句的影子。嘿嘿！别笑。绝对没有挖苦魏征为文抄公的意思。那封信的确写得好，如果写得不好，徐世勣就还是徐世勣而不会变成李世勣也说不定。
如前所述，投降的李世勣恩遇隆重、非比寻常。招降成功的魏征呢？是不是也该加官进爵？理应如此吧？至少，魏征是这么想。否则，那还钻营什么？可理应如此的事情，往往并不发生。出乎魏征的意料之外，魏征不仅没有得着加官进爵的圣旨，连一纸招他回京的公文都没有收到。李渊就这么把魏征撂在黎阳，听其成为有一名有名无实的秘书丞。遭到如此的冷落，魏征怎么想？魏征十分后悔。倒不是后悔不该自请出关劝降，是后悔不该写了那首《述怀》。说得更确切些，是后悔不该把那首《述怀》广为传送。现在让人家看笑话了吧？谁把你当“国士”了？国士是什么？国士是无须有功，光凭名气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而获高官厚禄的人物。你魏征令李渊不发一兵一卒而据有关东十郡之地，可谓功莫大焉。怎么还是个长期外放的秘书丞？后悔之余，魏征极其痛恨。当然不是痛恨自己，是痛恨李渊。简直是无耻的背叛嘛！每当三杯淡酒下肚，魏征就会忍不住这么大吼一声。可除去这么一声干吼，他能怎么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道士，还能怎么办？李渊之所以会冷落魏征，是否也是因为潜意识之中有此想法？极可能如是。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魏征可能的确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可意外偏偏发生了。李世勣降唐将近一年之际，窦建德引兵路过黎阳，本意在攻取卫州。卫州在黎阳西南三十里，为慎重起见，李世勣派遣骑将丘孝刚将骑兵三百前往侦探虚实。谁知慎重反被慎重误！丘孝刚自恃骁勇，竟然偷袭窦建德的大军，不仅枉自送了性命，更令窦建德大怒。窦建德本来已经行过黎阳，因怒而秘密折回，全力猛攻黎阳。唐军寡不敌众，黎阳终于失陷。
黎阳城破之后，李世勣与魏征都投降了窦建德。不过，二人之降，略有不同。李世勣本来已经走脱，只因其父被俘，这才返回来投靠。可见李世勣之降，大有不做忠臣、只做孝子的意思。此外，李世勣于既降之后，一直秘密策划颠覆窦建德，密谋泄露失败之后，逃归长安。可见李世勣之降，也大有假投降的意思。
魏征的情形就不同了，魏征之降，没什么借口。如果说也是事出有因，那么，那个“因”，恐怕只能说是痛恨李渊之背叛与怀才不遇的混合体。魏征既降之后，窦建德用为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本身虽然不是什么掌权的职位，可不少掌权的人物都从起居舍人这官职起步。可见魏征在窦建德眼中倒还真有那么一点“国士”的意味。倘若中原逐鹿的结局以窦建德胜出而告终，魏征以夏朝开国元勋的身份名垂史册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假设。不过，如此这般假设并非想入非非、痴人说梦。以当时的情势观之，窦建德胜出的可能不仅有，而且不小。割据一方，与李渊的唐、王世充的郑，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机会则无疑更大。
李渊与王世充同为隋朝的达官显贵，其反，都是乘人之危。这儿所谓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小民百姓，是这两人的主子隋炀帝。就这一点而言，这两人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惟有窦建德不同，窦建德是名副其实的农民造反领袖。其反，也是名副其实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反。有些人的领袖才干是慢慢磨练出来的，有些人的领袖气质却是与生俱来的。乘人之危的，未必属于后者；出于逼迫的，也未必属于前者。比如，窦建德似乎就属于后一类。据史册记载，村里有人死了父亲，没钱请人送葬，窦建德正在地里干活，听见这话，立马撂下手上的活去义务帮忙。窦建德自己的父亲死了，乡亲邻里赶来送葬的不下千人，所有馈赠礼金，窦建德一概退还。朝廷在乡间募兵征高丽，别人去了都当小卒，窦建德却被任命为二百人长。无论逃兵还是罪犯，逃到窦建德处，窦建德一律予以庇护。窦手下的人逃走为寇，窦建德一概不予追究。窦建德不过一介农夫，想必未曾读过《庄子》，而其举措如此，与庄子笔下的“盗亦有道”之“道”不谋而合，能不说是天生具有领袖的气质么？
一开始，这种气质给窦建德一家带来不少好处。无论哪条道上的强人，也无论如何凶悍，一概不抢窦家。可后来，这气质却带来灭顶之灾。大概是有人见了眼红，打小报告给县令，说窦建德与四方强人皆有瓜葛。县令感觉军情重大，汇报郡守，郡守闻讯大喜。试问喜从何来？原来朝廷责令郡守剿匪已经多时却毫无进展，正在犯愁之际而获此军情，能不喜上眉梢？于是立即传下令去，把窦建德一家满门抄斩。然后吩咐其记室参军起草捷报一章，呈送朝廷请功，说是已将匪首全家捕获并予处死。
所谓“匪首全家”云云，当然并不属实。首先，所谓“全家”，漏掉了被指为“匪首”的窦建德。其次，当时窦建德分明在朝廷的军队里服役，怎么就成了“匪首”？说窦建德暗中勾结强人，也许不算冤枉。不过，难道因此就应该满门抄斩？隋朝的法律早已不复存在，无案可稽，难以考核。推之以情理，多半并不合法。即便是合法，如此血腥的屠杀，也是情理难容。窦建德得知全家遇害，能不忿然造反？他手下二百来号人惟其马首是瞻，都跟着他投奔了出没于清河一带的大盗高士达。不久，高士达兵败被杀，窦建德代领其众，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名匪首。
自从窦建德成为清河强人的领袖，一反强人烧杀抢掠的恶习，但凡俘获朝廷官吏，一概恩遇，留为己用。于是，所过郡县望风归顺，兵不血刃；数月之间，军容大盛，胜兵多至十万余人。617年，窦建德攻占乐寿，自称乐寿王。次年占领河北大部郡县，建都乐寿，改称夏王。同年擒灭宇文化及，大量起用原隋朝高官，积极健全司法行政体制，为政赏罚严明，为人勤俭宽容。王世充、李渊闻之，争相与之联和，唯恐得罪。
魏征既然受知于这么一位草莽英雄，怎么不见再来一首《述怀》，吹嘘吹嘘为“国士”之快？担心再后悔？还是写了而失传？无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反正都是魏征之幸，因为窦建德好景不长，魏征这“国士”没当多久就又成了奔亡之虏。不出一年半，窦建德因救王世充，与李世民在洛阳城外狭路相逢，短兵相接不利，为李世民所擒，押送长安斩首。除去原本为隋朝的高官、与李渊有些交情者降唐之外，窦建德手下大都散伙归田。魏征如何去就？如果魏征当真如其《述怀》诗最后四句所说，忠贞不二、淡薄功名、视死如归，那么，窦建德斩首之际，就应当是魏征自刎之时了。否则，说什么“侯嬴重一言”？人家侯嬴可是以从容自刎的方式报答信陵君以国士见知之恩的呀！
魏征不是侯嬴，他没有自杀。魏征也不是单雄信，单雄信在洛阳城破被俘之后，讨饶不得而见杀。魏征呢？干脆没人理会，生死听其自便。一个人活到这份儿上，也够惨的了。可魏征野心不死，居然再度入长安。还想钻营？不错。否则，怎么不回魏州去收拾道士的旧生涯？这次再去长安，能投奔谁？既然在李渊、李世民处都碰过钉子，投奔李建成乃唯一可行的选择。不过，这只是以理推测。魏征难道只是根据这样的推测就贸然作出投靠李建成的决定？考之以史实，并非如此。魏征第一次随李密入长安，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回再入长安，却已经在李建成身边有了一条内线。
内线是谁？这人姓裴名矩，与裴寂同属望族裴氏的西眷裴派系。裴矩少年得志，早在北齐之时就已知名。入隋之后，为隋文帝记室参军，参与平陈之役。隋炀帝即位，先后出任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要职，参与朝政，宠信无比。隋征吐谷浑，出于裴矩的主意。隋征高丽，也是出于裴矩的主意。不过，征高丽失利，却赖不着裴矩，他提出的只是战略性的主张，而征高丽的失败，败在战术。天下大乱之际，裴矩劝隋炀帝赶紧回京师。这主意也是绝对正确，无奈这一回，隋炀帝不听，从而断送了身家性命。宇文化及弑隋炀帝之后，用裴矩为右仆射。窦建德灭宇文化及之后，也用裴矩为右仆射。窦建德见杀，裴矩降唐，封安邑县公，任太子左庶子。
魏征为窦建德起居舍人之时，与裴矩深相结识，故裴矩一旦受命为太子左庶子，立即援引魏征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这官职创设于秦，一说本作“先马”，因其职能本来是在太子出行之时为太子坐骑的前导。自晋以后，其职掌改为机要文书，一向只用出身名门望族者充任。魏征出身寒门，出任此职，堪称破例。于近乎绝望的困境之中受此恩遇，显然令魏征感激涕零。于是，魏征于上任伊始便不顾疏不间亲之义，向太子进言：谨防李世民篡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