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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里子:话说“儒商”

(2007-02-06 17:31:16) 下一个

            说“儒商”,先得说说什么是“儒”。如今“儒”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定义。前者专指以孔子学术为主流的思想流派,后者泛指读书人。或以为先有狭义的定义,然后有广义的定义。这推理所据,无非是以为儒既独尊之后,所谓“读书人”,读的无非是儒家经典。所以,“读书人”就与“儒家”并无区别了。 

这推理的逻辑不错,只是历史并不总是合乎逻辑。考之以史实,在孔子之先,早已有“儒”。上古之时,巫、祝、史、卜等等掌祭祀、看天象者,通称为“儒”。尔后引申其义,泛指“学者”或“从事教育工作者”。别笑,以为滑稽得很。上古之世,懂祭祀、天象、占卜等等的人,正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就是这些内容。也别小看了那些知识,如今的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等等,皆从中出。 

什么时候“儒”被孔子流派所独占?窃以为当在汉武帝独尊以孔子为首的学术流派之后。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孔子抬举到诸侯地位的人,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高,名副其实高不可攀。而司马迁却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什么“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公然视“儒”与“侠”为违法乱纪之徒。可见在司马迁之时,“儒道”与孔子学术之间,并不存在等号。 

后世通称“读书人”为“儒”,从什么时候开始?无从考核。柞里子猜测,当在科举盛行,儒家经典广泛成为科举的考题之后。 

就狭义的“儒”而言,第一个儒商,当推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贡不仅擅长经商,而且擅长搞政治、搞外交,多次为鲁卫之执政。当时诸侯大都以为子贡其实贤于其师。可见孔子学术之所以能够免于“虽盛而不传”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子贡的势与财。 

子贡发财致富的诀窍,说起来很简单,只有八个字。哪八个字?“囤积居奇,买贱卖贵”。或者换一个说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看这区区八个字,说起来容易,想要做到,何其难哉!不信,扪心自问:眼看股票大跌,持股者纷纷抛出,你手上没有,敢买?你手上有,敢留?眼看股票猛涨,人人争先恐后抢购,你手上有,肯卖?你手上没有,肯袖手旁观? 

就广义的“儒”而言,第一个儒商,当推陶朱公。“陶”是春秋时地名,在如今山东定陶县。“朱”是姓氏,“公”,是尊称,相当于如今的“先生”。不过,“朱”并不是真正的姓氏,不过如“柞里子”,只是一个化名。此人本姓范,名蠡,与子贡同时,与文种、计然同为越王勾践的主要谋臣。范蠡深谙“狡兔死,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道,在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辞官归去。为何去之陶?因为陶是当时天下的贸易中心。 

据说计然为勾践谋划七策,勾践用其五而兴邦振国。范蠡取计然谋国之七策,变换之,用于经商,于商场屡战屡胜。子贡时而经商,时而务儒,时而执政。范蠡则先参政,后经商,一旦经商,则终于商。也许正因范蠡以商终,历代商人皆尊奉陶朱公之为鼻祖。 

司马迁《史记》有《货殖列传》,以范蠡为首,次子贡,再次为白圭。范蠡的事迹,并见《越王勾践世家》。子贡的事迹,除见于《货殖列传》外,又分见《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至于白圭,则仅见《货殖列传》。白圭,魏文侯时人,也是个“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高手。白圭曾对自己的经商之道作过如下总结:我的治产之道,犹如伊尹、吕尚之谋国,孙子之用兵,商鞅之行法。哈!兼伊、吕、孙、商之术于一身,好大的口气!可见这白圭,也必然堪儒商之号。 

如今“儒商”应当如何定义?窃以为无非也只能取“读书人”经商之遗意。不过,既然是“儒商”,不是“商儒”,则须以“商”为本,以“儒”为辅。什么叫“以商为本”?说白了,就是以“牟利为先”。赔而不赚,何商人之有?什么叫“以儒为辅”?简言之,就是要识大体,有远见,不作损人利己的缺德之事。 

在如今的中国,有谁堪称“儒商”?恕柞某孤陋寡闻,不能有所推举。不过,至于谁不堪,自以为心中还有数。谁不堪?如巴灵顿大学毕业的博士之流,无论经商如何成功,只能以“奸商”目之,绝不可当“儒商”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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