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的一篇奇文

       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在一个名为高鸡泊的地方，数百强盗抢劫了一个三百多人的车队，除了漂亮女人，其余人统统杀掉。这不是一帮普通的强盗，普通的强盗只为劫财，不会这么滥杀无辜。实际上，他们是军人，是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派出的。被杀者也不是普通人，而是去就任义昌节度使并兼中书令(即宰相)的 王铎。

    乐从训为什么要派人劫杀王铎？一个说法是王铎生活豪奢，“行李甚侈”，“侍妾成列”，特别是漂亮女人多，引起了乐从训的眼红，乐从训此举劫色加劫财，一举两得。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乐从训劫杀王铎之前有过密谋，其中一个人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个人名叫李山甫，是乐氏父子的谋士。李山甫与王铎有什么深仇大恨，竟然怂恿乐从训劫杀王铎及全家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王铎当进士考试主考官的时候，李山甫参加考试没有被录取，因此怀恨在心。李山甫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落魄有不羁才”，“诗名冠于当代”。但他“数举进士被黜”，考进士多次而没有成功，后来只好投奔乐氏父子做幕僚，当谋士。

    如果进士考试的录取是完全公平的，李山甫的这种行为就是小人行径。然而李山甫“诗文激切，耿耿有齐气，多感时怀古之作”，似乎并不是那种阴险狠毒的小人。所以他的“求名不遂，满腔怨毒”，可以说是事出有因。原因就在于，到了晚唐，政治腐败，进士考试越来越不公平，被录取者多为权贵子弟，才华突出的贫寒知识分子，没有了进入朝廷任职的机会，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困难，于是发泄怨气的心态越来越严重。像李山甫这样“怨中朝大臣”，“多怨朝廷之执政”，“尤私愤于中朝贵达”而想报复之的人，在晚唐不在少数。著名者如李振、张策等，罗隐、杜荀鹤等晚唐著名诗人，也都有这种心态。

    李振是篡唐的朱温的谋士，因为“累应进士举不第”，“尤愤朝贵”。后来他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他让朱温把一帮进士出身的人投入黄河，说是“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朱温笑着照办。

    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即罗隐才华横溢，但看不惯社会不公，对现政权“多所讥讽”，于是被主流忌恨，屡考不中(据说考了10次)。这使罗隐产生了“怨望”的情绪，在放弃考进士的同时，“深怨唐室”的心态也在内心中潜伏下来。罗隐后来投奔钱镠，得到重用，为钱镠割据东南做了贡献。

    晚唐五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李山甫、李振、罗隐等怀有相似的心态，即因权贵当道，科举不公，个人价值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心怀怨恨，一方面他们找机会报复，发泄不满，另一方面转而支持武人割据，对抗中央。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比较极端，但还不是最极端的。最极端的是黄巢，他因“屡举进士不第”，有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杀意，起兵反唐。

    中国历史上从隋唐到明清的历代科举，录取率少的不过百分之一二，多的也不过百分之六七，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不能被录取的。不被录取本来是正常的，但是，要使这种“正常”成为正常，而不引发社会心态的失衡，就必须保证科举的绝对公正。在王朝鼎盛时，政治比较开明，相对来说还能保证公正，失败者还不会完全把责任推到社会不公上面，问题还不是很大。一旦进入王朝的中晚期，政治腐败必然带来社会不公，有才华者受挫增多，这时候怨恨和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就滋长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态。

    社会不公是一种危险品，它容易让人心态失衡。心态失衡之后，就不再遵循公认的道德底线。这种心态失衡的现象是普遍的，不仅在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身上存在着，而且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身上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可能只是在于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由于是才智之士，有较高的能量，心态失衡之后的社会破坏力要更大一些，如黄巢、洪秀全等。

    要化解非理性的社会心态，从根本上说，社会必须公平，至少必须有实现公平的合法渠道。否则，那种怨恨和报复的非理性心态就难以抚平或消除，而只会越积越多，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

（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