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会笑?白活了.
正文
来源：读者文摘
本书是建国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口述实录的结集。通过这些口述追忆，有助于我们解读那些稍显刻板的档案资料，使一些显得单薄甚至混沌的历史影像更富于立体和层次感。本书选摘其中讲述尼克松访华前后故事的章节，即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发生在这一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周总理提出，让美国人尝尝烤鸭
言及尼克松与周恩来越洋的握手，就不能不提到第一个行动准备----—基辛格秘密来华。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1971年6月末就悄悄动起来了，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周恩来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他情有独钟的、距北门不远的5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邬吉成，根据上级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5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撤走了。然而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中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革”色彩，像墙上挂着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也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等取代了。
对基辛格一行的饮食，周总理考虑得更为周到。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契司（即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契司，就专门到北京饭店去取。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海贝等海鲜。基辛格等在京两天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则由周恩来亲自审定。他还提出，应该让美国人尝尝烤鸭。考虑到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在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载着秘密来华人员的飞机于北京时间7月9日中午12时15分抵达南苑机场。为安全起见，在专机飞临近北京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为专机护航。
叶剑英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他和黄华大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翻译冀朝铸交谈着什么。基辛格等下飞机后，坐进拉着深色窗帘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刚刚在5号楼安顿下来，基辛格即得知周总理下午3时要来宾馆会晤。他顾不上休息，就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交谈的内容被窃听。
基辛格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很显然，美方人员误以为这是中方怀有什么用意特意这样做的。
其实，给下榻的外宾房间送新闻报刊，是国宾馆的例行公事，但这件事还是被汇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由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这件事后来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听罢哈哈一笑：你们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从那以后，“报刊事件”和毛泽东“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为参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相关人员聚首时反复学说的“笑话”。
7 月10日上午，中国方面安排基辛格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这是秘密之行中唯一的一项外出活动。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陪同基辛格参观的，只有黄华等少数几位外交官员。不知内情的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清静和宽敞。中国方面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可只拍了几张，基辛格就开玩笑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还以为我们在中国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呐！”
基辛格等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同周恩来的会谈就占用了17个小时，平均每天会谈8小时以上。会谈前的寒暄，气氛还是相当轻松的。例如在31岁的洛德向周恩来总理自报姓名后，周总理对他说：“ 小伙子，好年轻啊。我们应该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叶剑英来宾馆，与基辛格一行进行其在华的最后一次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醇香的茅台酒打开了，叶剑英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很对不起啦，没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来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需要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烤鸭店品尝烤鸭，也可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买些纪念品。”
ZT读者文摘
奇格勒告诉熊向晖，通讯卫星的租金大约需要100万美金，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专门花钱租用，只要在美国总统所到的北京、杭州、上海设置地面接收站就行，费用由美方出。
熊向晖将奇格勒建议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缩头。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接着，周恩来仔细交代熊向晖：你告诉奇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时间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用；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作冤大头。
再度晤谈时，奇格勒听了熊向晖叙述后非常惊讶：“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周恩来总理真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然而在周总理和黑格的正式会谈中，周总理发现黑格带来的公告草稿中有一句是“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周总理要翻译专家查找词典，弄清“viability”的中文词义。他自己也查找了有关资料，得知词义确为“生存能力”。
两天后再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公告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
被周总理点出来后，黑格也感到这样措辞是不合适的，就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
美方提出到北京的24名安全人员带枪
在黑格之后，到华为尼克松访问做先遣工作的，是美国的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尔逊.利文古德等4人，到北京专门了解安全部署的情况。受命接待和与这个安全先遣小组会谈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的杨德中、武健华、孙凤山等人。早在1971年末，有关人员就将此次会谈的预案准备了出来。当时认为要向美方强调的问题有四点：
一、美方要保证随尼克松总统来华人员、新闻记者，在访问期间不发生危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安全的问题；
二、安全保卫人员不要公开持枪；
三、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谈时，双方保卫人员都不准进入会议室；
四、中美双方安全保卫人员应取得密切联系，对访问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协商解决。
美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及应对的设想有两点：如美方坚持安全警卫人员乘坐总统汽车前排，我们经过研究拟予同意；美方如正式向我提供所谓“危险分子”名单，我们如果经调查其所谓“危险分子”系指革命左派，则以“据我方了解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予以驳回。如系指可能对尼克松访华进行破坏的蒋、日特务，则答以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负责处理。
中美关于安全警卫工作的会谈，在2月8日上午举行，利文古德摊出了一大堆问题。
他告诉中方，和总统一起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安全人员，保持6个人，分住18号楼和6号楼，有泰勒、他本人及4个值班人员。其余20个安全人员住在民族饭店，但需中方提供车辆接送他们轮换值班。这中间有一个出入宾馆的手续、与中方警卫人员的联系配合问题。
中方首席代表杨德中说：中方同意美方少量安全警卫人员住钓鱼台国宾馆，其安全人员轮换值班中方提供车辆，美方宾馆外人员如需进入宾馆，除了带美方发放的证件外，届时仍需经过美方安全人员同中方安全负责人联系。因双方都有安全负责人在宾馆，可随时联系。
“我们有个排除爆炸物的小组，中国方面有没有相应的人员协同我们工作？”利文古德又问：“尼克松总统外出时，我们要使用步谈机与所有安全人员随时取得联系。”
中方指出：“凡尼克松总统访问到达的场所，都已反复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将予严格控制，不会发生爆炸事故。例如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经常接见外宾的地方，你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总统去的沿途路线，我方已有安全检查和警戒部署，是否你们还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外出时，你们使用公开的通信器材进行联系，不利于保密，不利于安全，我们不采用这种办法，希望你们也尽量不用或少用步谈机。”
利文古德听了，连忙摇手示意说：“人民大会堂等处不必检查，沿途路线也不去检查，我们只是在总统住地宾馆的房间进行排除爆炸物的安全检查，请中国方面有人带领协助进行。”中方随即表示：“如你们认为有必要在住地房间进行检查，悉听尊便。”
本书是建国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口述实录的结集。通过这些口述追忆，有助于我们解读那些稍显刻板的档案资料，使一些显得单薄甚至混沌的历史影像更富于立体和层次感。本书选摘其中讲述尼克松访华前后故事的章节，即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发生在这一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周总理提出，让美国人尝尝烤鸭
言及尼克松与周恩来越洋的握手，就不能不提到第一个行动准备----—基辛格秘密来华。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1971年6月末就悄悄动起来了，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周恩来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他情有独钟的、距北门不远的5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邬吉成，根据上级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5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撤走了。然而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中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革”色彩，像墙上挂着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也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等取代了。
对基辛格一行的饮食，周总理考虑得更为周到。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契司（即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契司，就专门到北京饭店去取。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海贝等海鲜。基辛格等在京两天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则由周恩来亲自审定。他还提出，应该让美国人尝尝烤鸭。考虑到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在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载着秘密来华人员的飞机于北京时间7月9日中午12时15分抵达南苑机场。为安全起见，在专机飞临近北京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为专机护航。
叶剑英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他和黄华大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翻译冀朝铸交谈着什么。基辛格等下飞机后，坐进拉着深色窗帘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刚刚在5号楼安顿下来，基辛格即得知周总理下午3时要来宾馆会晤。他顾不上休息，就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交谈的内容被窃听。
基辛格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很显然，美方人员误以为这是中方怀有什么用意特意这样做的。
其实，给下榻的外宾房间送新闻报刊，是国宾馆的例行公事，但这件事还是被汇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由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这件事后来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听罢哈哈一笑：你们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从那以后，“报刊事件”和毛泽东“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为参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相关人员聚首时反复学说的“笑话”。
7 月10日上午，中国方面安排基辛格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这是秘密之行中唯一的一项外出活动。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陪同基辛格参观的，只有黄华等少数几位外交官员。不知内情的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清静和宽敞。中国方面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可只拍了几张，基辛格就开玩笑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还以为我们在中国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呐！”
基辛格等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同周恩来的会谈就占用了17个小时，平均每天会谈8小时以上。会谈前的寒暄，气氛还是相当轻松的。例如在31岁的洛德向周恩来总理自报姓名后，周总理对他说：“ 小伙子，好年轻啊。我们应该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叶剑英来宾馆，与基辛格一行进行其在华的最后一次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醇香的茅台酒打开了，叶剑英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很对不起啦，没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来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需要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烤鸭店品尝烤鸭，也可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买些纪念品。”
ZT读者文摘
奇格勒告诉熊向晖，通讯卫星的租金大约需要100万美金，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专门花钱租用，只要在美国总统所到的北京、杭州、上海设置地面接收站就行，费用由美方出。
熊向晖将奇格勒建议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缩头。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接着，周恩来仔细交代熊向晖：你告诉奇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时间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用；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作冤大头。
再度晤谈时，奇格勒听了熊向晖叙述后非常惊讶：“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周恩来总理真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然而在周总理和黑格的正式会谈中，周总理发现黑格带来的公告草稿中有一句是“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周总理要翻译专家查找词典，弄清“viability”的中文词义。他自己也查找了有关资料，得知词义确为“生存能力”。
两天后再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公告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
被周总理点出来后，黑格也感到这样措辞是不合适的，就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
美方提出到北京的24名安全人员带枪
在黑格之后，到华为尼克松访问做先遣工作的，是美国的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尔逊.利文古德等4人，到北京专门了解安全部署的情况。受命接待和与这个安全先遣小组会谈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的杨德中、武健华、孙凤山等人。早在1971年末，有关人员就将此次会谈的预案准备了出来。当时认为要向美方强调的问题有四点：
一、美方要保证随尼克松总统来华人员、新闻记者，在访问期间不发生危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安全的问题；
二、安全保卫人员不要公开持枪；
三、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谈时，双方保卫人员都不准进入会议室；
四、中美双方安全保卫人员应取得密切联系，对访问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协商解决。
美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及应对的设想有两点：如美方坚持安全警卫人员乘坐总统汽车前排，我们经过研究拟予同意；美方如正式向我提供所谓“危险分子”名单，我们如果经调查其所谓“危险分子”系指革命左派，则以“据我方了解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予以驳回。如系指可能对尼克松访华进行破坏的蒋、日特务，则答以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负责处理。
中美关于安全警卫工作的会谈，在2月8日上午举行，利文古德摊出了一大堆问题。
他告诉中方，和总统一起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安全人员，保持6个人，分住18号楼和6号楼，有泰勒、他本人及4个值班人员。其余20个安全人员住在民族饭店，但需中方提供车辆接送他们轮换值班。这中间有一个出入宾馆的手续、与中方警卫人员的联系配合问题。
中方首席代表杨德中说：中方同意美方少量安全警卫人员住钓鱼台国宾馆，其安全人员轮换值班中方提供车辆，美方宾馆外人员如需进入宾馆，除了带美方发放的证件外，届时仍需经过美方安全人员同中方安全负责人联系。因双方都有安全负责人在宾馆，可随时联系。
“我们有个排除爆炸物的小组，中国方面有没有相应的人员协同我们工作？”利文古德又问：“尼克松总统外出时，我们要使用步谈机与所有安全人员随时取得联系。”
中方指出：“凡尼克松总统访问到达的场所，都已反复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将予严格控制，不会发生爆炸事故。例如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经常接见外宾的地方，你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总统去的沿途路线，我方已有安全检查和警戒部署，是否你们还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外出时，你们使用公开的通信器材进行联系，不利于保密，不利于安全，我们不采用这种办法，希望你们也尽量不用或少用步谈机。”
利文古德听了，连忙摇手示意说：“人民大会堂等处不必检查，沿途路线也不去检查，我们只是在总统住地宾馆的房间进行排除爆炸物的安全检查，请中国方面有人带领协助进行。”中方随即表示：“如你们认为有必要在住地房间进行检查，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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