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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 暴虐,愚昧的文艺政策

(2008-05-03 18:19:07) 下一个


纪念五四,反封建反独裁依然任重而道远!


无论左右在台上,只要推行“文艺政策”,新文化运动都将成为历史过去时

  

     20世纪是倒着走完的。
  以北伐为界,用枪杆子夺取国家政权的国民政府,相较于前此的北洋政府未必不是一种倒退。1927年5月,胡适从日本上船回国时,写给远在美国的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就直言:“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8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新文化运动只可能发生在北洋政府的体制框架之下,却不可能发生在国民政府时代,更遑论以后。
  北洋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制度土壤。北洋历届首脑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都礼让文人,不过问思想,不搞意识形态。以至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时,对胡适说: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哪怕“左”如郭沫若,到了1947年也说:“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但那些封建地主式的统治者却还没有十分高明到统治文化上来,创作出版一切都还是相当自由的。”不过,这不是统治者高明,而是由于北洋的制度构成是英美议会式,不是后来苏俄党治式的。
  但是,世纪好景,毕竟不长。国民党执政伊始,便搬弄从俄苏学来的一套,由执政党搞意识形态和党化教育,推行思想统一。所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国民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三民主义。前者是“政”,后者是“教”,贯穿一个世纪的“政教合一”,自1927年以后的国民政府始。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反抗。梁实秋192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胡适、徐志摩等人办《新月》。这个刊物很快就不安于文学,1929年春发动了一次风云一时的“人权论战”。该论战以胡适、罗隆基为主打,梁实秋是翼军。梁发表了《论思想统一》,这个“论”其实就是“批”。梁实秋认为:一个国家,军队应该统一,政府应该统一,财政应该统一,但就是思想不能统一。当时思想统一体现在文艺上,便是国民党中央全国宣传会议制定的“本党文艺政策”:(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二)取缔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后者就包括当时知识左翼“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梁实秋坦陈,“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也不赞成的”,但他更反对国民党“由统一中国统一思想到统一文艺”的举措,明确指出:“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
  尽管梁实秋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但他很快就被上海滩头的知识左翼骂为“走狗”。颇为吊诡的是,那些受国民党打压的知识左翼,也在伸张什么“文艺政策”。虽是翻译联共(布)的《关于文艺的党的政策》,但这样的篇什放在“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中出版,虽顶着“科学”的名头,却也是一种价值认同。历史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看似两造,但往往共享的是一种思维、一种文化,甚至一种话语。20世纪两个阵营的左与右,在价值上的趋同,大概至今还没引起人们注意,尽管他们处在朝野两极。这就注定了,无论左右在台上,只要推行“文艺政策”,新文化运动都将成为历史过去时。
  与这朝野左右抗争的,是在左右之间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中道,梁实秋出自思想自由的立场单挑两边。他既批判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当然也不会放过普罗主义文艺政策。两者委实货出一路。当知识左翼声称苏俄文艺政策“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时,梁实秋在《所谓“文艺政策”者》中,揭出它的两宗罪:“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
  套用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的话: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的“子学时代”,诸子自由纷争,以后就左右轮番进入思想清一色的“经学时代”了,什么都要大一统。这里要表明的是,在权力面前,中国自由主义者为思想自由抗争过,甚至也为自己的对手抗争。梁实秋素不喜普罗文学,多次与之论争,并挨骂。但,当他闻知国民党要“申禁普罗书籍”时,却放下自己的反感,为普罗抗议(他似乎忘了被普罗骂为“丧家狗”):“这一回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因为“凡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显然,普罗在当时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却又遭受权力打压。梁实秋自然要站在权利一方,反对控制思想自由的权力。不知他是否会预想,当普罗由权利变成权力时,会不会也来这一套呢?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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