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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五万毛主席像章的人

(2007-08-02 11:50:57) 下一个
王安廷:与五万像章为伴
新京报
 
 

  从收废品起家,小小博物馆也能进吉尼斯世界记录

  王安廷:文革像章收藏家,193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45年开始木工生涯。1951年开始收藏毛泽东像章。1989年元月创办个人毛泽东像章家庭收藏博物馆。

  在过去的18个年头里,路过成都市五福街的人或者会瞥见一个不起眼的门脸———“王安廷小小展览馆”,从敞开的大门进入,恍如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幽暗的光线下,不到30平方米的屋内从墙壁到横梁、床头,满目都是密密麻麻各种毛泽东像章、画像、塑像等物品,从椽上挂下来的也是各种陈旧的“领袖像”。而坐在一边的王安廷乐于和任何有兴趣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收藏品,因为,这是他一生最为骄傲的事情。

  从废品站到“小小展览馆”

  1932年出生的王安廷十来岁的时候就投师学木工,出师后在成都打临工,1949年还到川藏公路建设工地上干过几年木工、泥水匠,1961年回成都后仍在街道生产组干自己土木老本行。让他后来出名的并不是他的手艺,而是对毛泽东像章的收藏热情。和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各种毛泽东像章、画像是他们所能见到的主要图像。在“文革”中,非常崇拜毛泽东的他开始用心收藏毛泽东像章,如果给他像章的话,他甚至可以不计较工钱多少。同时,也从国营商店、工作单位那里花钱“请”来过一些藏品。就这样,他积存了自己最初的一批藏品。

  “文革”结束后,人们手里的像章绝大多数作为废品回收,他经常到废品收购站搜寻,用很便宜的价钱把东西买下来。这一收集就是多年,以至于他成为了事实上的“文革”遗物的收藏家。1987年底,王安廷收藏的像章已达到1万多枚,已经过世的妻子当年常常抱怨家里这个“疯子”把钱全花在了像章上,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妻子只能靠加工衣服赚点钱为生。

  随着他收藏的增多,前来交换藏品的也多起来,也有很多人来参观他的藏品,这让王安廷萌生了办展览馆的念头,1988他就把自己住的堂屋腾出来做展览馆,1989年元旦,更是在自家门口挂上“王安廷小小展览馆”的牌子。最热闹的是1990年末,五福街破天荒地挤满了上千人从各地赶来参加他创立的“中华毛泽东像章收藏研究会”的成立大会,至今还是街坊口中的盛事。他发起成立的“中华毛泽东像章收藏研究会”短短几个月会员便发展到500多名,他还自办了一份名为“当代文物”的小报,专门登载一些“文革”时期的歌曲、图画、故事,以交流像章收藏和研究信息。

  当时他发誓要在有生之年攒够25000枚毛泽东像章,象征红军长征25000里。而十多年后的2003年,他存下了5万多枚毛主席像章、700多尊毛主席塑像、贴满了天花板和墙壁的毛主席画像以及重达2吨的相关文字资料。

  在“文革藏品热”的浪潮中

  根据不完全统计,他收藏有53919枚、15870个品种的像章,质地有铝、金、银、铅、铜、镍、有机玻璃、陶瓷、塑料、象牙、不锈钢、铁皮、海绵、竹、胶木、贝壳等,形状有圆形、方形、心形、菱形、五角星形、国徽形等。其中,最大的如脸盆,直径为38厘米,最小的似钮扣,仅直径仅1厘米,最重的达4000克,最珍贵的为6克24k黄金像章,最早的为1951年制造。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一些群众团体制造的毛泽东像章在这里都有陈列。这些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像章,反映了当时许许多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反映革命历史的“韶山”、“延安”、“瑞金”、“井冈山、“去安源”,反映“文革”的“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吐故纳新”、“九大”等。

  王安廷最出“风头”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当时红色热潮中有关毛泽东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大量问世,“文革”年间各种特殊制品———毛泽东石膏像、红卫兵袖章、战斗队队旗、传单、忠字牌、红宝书、语录袋、唱片———都成为人们重视的藏品,在这股潮流中,夹在高楼中的“展览馆”也极受关注,随着报刊、电台记者的采访,以“粗人”自称的王安廷成了街坊口中不大不小的“名人”,还因此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曾经的名片上有“东方的红色收藏家研究家”、“中华毛泽东像章收藏研究会会长”、“当代文化革命博物馆第一创始人第一馆长”、“成都市五福街小小展览馆馆长”、“《当代文物》主编”等等名号,市政府也特批了一间平房赞助他。

  藏品去向未定

  随着90年代初“毛泽东热”的过去,如今的展览馆已经大为萧条,每月才有几个参观者。更让老人担心的是,这些藏品的未来也成了问号。作为“展馆”,不足20平方米的瓦房显得破旧而局促,室内光线很差,所有的空间都被老人的藏品占得满满当当,屋四壁缀满了琳琅满目的像章和画像,还有不少藏品因为无处可放而被常年压在箱底。下大雨屋子常常漏雨,挂满墙的毛主席像章只用破旧的塑料薄膜所遮盖,而大多数的文献资料已经泛黄,许多纪念章上面的颜色也已经脱落,并被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更为现实的问题则是,这间已有百年历史的瓦房已经被列入拆迁范围。

  王安廷有严重的气管炎,腿也不好,只能够坐轮椅出入,甚至已没有力气整理藏品。过去几天,他一直希望为收藏的5万枚毛主席像章寻个归宿,“如果哪家博物馆愿意收藏这些像章,或者有人要在成都市修建毛主席像章纪念馆,我愿无偿捐赠。”

  而靠吃低保和子女的赡养费过日子的老人也希望同时解决自己的晚年生活,他希望能有人给他千把元生活费,同时能给自己治病。但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不简单。实际上,成都市文化局90年代中期就与王安廷商量过由政府出面代为保管这些藏品的事宜,可有人反映王安廷要价太高,另外他还提出要修建一个专门的毛主席纪念馆来陈列这些物品,并且希望担当纪念馆的馆长,因此此事就拖了下来。至于藏品的未来,不外乎以捐赠的形式交给政府或者转让给有财力的公司或个人。

  现在,只有很少的人路过这个等待拆迁的小展览厅,偶然来参观的人有的会给老人几个钱补贴家用,曾有人资助他5000元看病,他就送藏品给对方以示感谢。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孤独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常常怀念十多年前拜访者不断的场景,十几本发黄的留言簿记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的观感。据他说,曾经有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夫妇花50万美元购买这些像章,可是他没有卖,他想把这些东西留在自己可以看到的地方。

  ■收藏背景

  毛泽东像章的产生

  古今中外,不乏以人物头像为主体的纪念章,但是毛泽东像章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数量和造型上的丰富都超出一般徽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毛泽东像章,根据报道和记载,第一枚毛泽东像章是193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为祝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而特地制作的。在50年代制作了少量毛泽东像章,约占总量的百分之十,这期间多数是商店或全国性机构为了纪念活动而制作的,如1950年上海“老凤祥”银楼出品的22K金质毛泽东像章,“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在全国性的政治狂热中各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大量铸制毛泽东像章,各地还相继成立了毛泽东像章办公室。当时,毛泽东像章发行单位之广、面世数量之巨、制作品种之多,都堪称世界之最。像章成了一种政治符号,佩戴毛泽东像章是对社会主义忠诚对毛泽东忠诚的体现。据估计,当时生产了20亿到50亿枚毛泽东像章,大约有90%的人都佩戴毛泽东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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