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两副面孔
——李泽厚、汤一介印象
从哲学系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李泽厚先生到华东师大来了，并且将仅仅面向哲学系学生做演讲的消息，我却并没有情不自禁的激动，反而是一种心如止水的平静。就好像若干年前为了做某件事情的成功，会在某座神庙许个愿，然后去还愿一样。对于李泽厚先生，我更多的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为早年的痴迷心灵史划上一个句号的心情去看看。曾经让我着迷的倒并非他的那些思想宏论，却是那些谈美学、建筑的篇什。
先后买了两次《美的历程》，最后都不属于自己。一本被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以“讹诈”的方式骗去了，因为她实在太喜欢这本书，我也就“自觉而非自愿”地让与她，另一本却是特意买来送给了一个很珍贵的朋友。所以，等到我想去听李泽厚先生的演讲时，只能从书桌庞杂的书堆里翻检出一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虽没有细致读完，却究竟理直气壮地挟着书来到了会场。
偌大的一个教室济济一堂，坐满了哲学系的学生，当然也会有少许如我这样的“漏网之鱼”闯进了这个哲学的圣殿。李先生还没有出现，人声鼎沸，灯光灰黄，投影仪上播放着1980年代初的一些已成“博物馆文化”的老歌，一下子似乎就硬生生地把我牵扯回到那个从未真正体验过却一直怀恋的时代。
在李来之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浑然天成地成为这个“启蒙的老故事”的前奏。哲学系陈嘉映先生是主持者，他似乎对学生们窃窃私语心怀愧疚，就灵机一动追忆了20多年前与李泽厚先生邂逅的往事。那时，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他说在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共生活还没有“超女”之类的娱乐明星，生活单调，刚刚解冻的人们对现实、未来充满了探索的激情。在陈看来，追“思想星”是他们那一代人共享的历史记忆。李泽厚先生就是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颗耀眼明星。当时在北大就学的陈嘉映先生得知李将会到哲学系座谈，他们是彻底的亢奋起来了，准备了很多一直在思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预备向这位思想大家请教甚至发难，女研究生们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们甚至还准备凑钱在北大一个侧门外的常去酒家请李先生“搓一顿”。陈说他们之所以喜欢这个店子，除了物美价廉外，还因为那里的女服务员都长得秀丽亲切，可在纵谈思想学术的同时一饱眼福。这个奢侈的计划遭到了神采奕奕正值壮年的李泽厚先生的否定，李提议他们就去学校食堂就餐。结果万人空巷，食堂里简陋的甚至没有条凳的长方桌旁围绕着李泽厚先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味和对思想的渴望。粗朴而贫乏的物质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种精神的追求，而沉湎于这种对知识的想象之中更是让平淡的学生生活呈现出丰富的质地。陈先生气定神闲，严肃而诙谐，娓娓述说着这个几乎被尘封的启蒙故事，很遗憾地说当时苦心积虑的问题最终因为人潮汹涌而没有机会去询问，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终于可以有机会从容地追问，却已经不记得当初那么热切地想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真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黑暗中有多少往事袭来？”这是嘉映先生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学生时游览名山大川记录的旅行人信札中的一个“天问”，不知道是否在此刻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而徐徐涌上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陈先生心头？
李先生在我们的翘盼中终于出现了，他身体微微有些发福，灰白的头发稀疏而凌乱，几绺桀骜不驯的头发总悬垂在额前，挡住了我们观察他的视线。他再三地去拂动这些遮蔽视野的头发，却无济于事。他的脸沟壑纵横，却并不瘦削，用苍茫二字差可形容，戴着一副有点夸张的眼镜让我们更是“雾里看花”一样。银灰色的衬衫，浅蓝的牛仔裤，搭配出很精干的模样，倒是在面色与着装之间形成了一种“反讽的调和”。七十多岁的李先生倒是弥漫着一股李大钊先生所谓的“青春精神”，丝毫不见老态龙钟之神情，反而洋溢着活力。李如其惯例，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是随机调查在座的同学有几人读过他新出版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等书，结果只有寥寥落落的几个人似乎很羞怯地举手，而当问讯有多少人曾经读过李先生的文章时，仍旧只有七八人举手。陈先生为圆场插了一句话，说哲学系的学生很低调，不愿意张扬自己，其实很多人是喜欢先生的书的。李泽厚先生倒是很豁达，并不在意这种“阅读的冷遇”，说虽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自己已经是很遥远的一个时代的“历史遗产”了。这与陈先生对往事的追忆构成了多么强烈的无声的对比。
李先生一坐下来就吃惊而好奇地问旁边的嘉映先生是谁。这让大吃一惊的我们不禁莞尔一笑，李先生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有一个心理障碍，怕见生人而且总是很容易就把刚刚还在一块吃饭的朋友的名字给忘了，所以为不得罪人就尽量不见生人，可越是拒绝与外界接触，就越是“健忘”，所以都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还坦率地说不喜欢这种一个人坐在台上，高高在上地面向学生宣讲的方式，他更喜欢闲聊和瞎扯，尤其是与心无芥蒂的年轻人在一起海阔天空地漫谈，更容易获得智慧。知识可以用传授的方式，而智慧却是必须通过交谈和对话的方式才能获取的。李说，他在台上如坐针毡，简直像一只被软禁的供人观赏的猴子，有一种很悲壮的表演的滑稽感。这句话突然就刺痛了本来在台下安然坐着的我，是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思想要么成了消费的对象，要么成了被搁置甚至被鄙视的存在，让依然灼闪着睿智的光芒的李先生，面对茫然而无动于衷的我们讲述一个已然逝去时代的思想，确实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任务，我相信见证甚至领导了80年代思想运动的他肯定会有一种时空错置的不适感。如果说80年代的青年人穷得只剩下思想，那么今天的我们也穷得只剩下金钱或者对金钱的想象了。这不是最好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好不坏让人失语的时代。
所以李先生似乎很通融了，他大 讲特讲的是“吃饭哲学”，觉得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空谈是没有意义的，不如扎实地做些事情，切实地为改善民生做一些努力。李先生浓郁的长沙口音让曾在长沙呆过四年的我倍感亲切，他的形象与神态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同是湖南人的毛泽东。在李的身上，一样的存在虎气与猴气，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他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言说、他告别革命的新思维，都让人感触到的是湖南人的王者之风，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却既得开风气之先又成就为一代宗师。而同时，他在叙述中将被某些学者摆弄得莫测高深的哲学，用一种通俗化的甚至调侃的方式进行解读，甚至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吃饭哲学的学问，包括对深刻影响了国人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解释，都让听惯了学界高头讲章的我们在稍有不适之后，顿感豁然开朗，我想这才是中国学问的境界，诚如古人所言：道在屎溺中。李先生游谈无根，说他根本就没准备演讲的主题，却能散漫而随意地切中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要害，并持一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态度予以“同情的理解”。激进主义乃至浪漫主义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主导了我们思考和改造社会的模式，李先生并无意否定20世纪前半期革命，而是觉得或许我们真应该安静的好好建设了。面对一个青年学者根据政治哲学原理的诘问，李先生双手一摆说他对这种“诸神之争”也“茫然无解”，也许实践逻辑永远会走在理论推演的前头吧。如果说19世纪是古老中国的传统家庭生活的延续，那么流血革命、广场战争与政治激情交织的20世纪就是传统中国的一场激动人心让人癫狂的外遇。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似乎应该重新回归到稳健而平和的家庭生活模式中去。
从这个角度看，李先生似乎可以在湖湘文化特有的虎气与猴气之间左右逢源地游走，而不必为启蒙精神的失落而忧惧。可是，李先生恬淡的叙述中所流露的隐含情态似乎仍旧在“缅怀”一个伟大时代，启蒙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不需要这种在他们看来“宏大叙事”的启蒙，启蒙者该如何重新调校自己的历史坐标，这对已经悟道的李先生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可对于坐在台下仿佛在观看一个“讲到了尽头的启蒙老故事”的“寻情短剧”的我们来说，历史真的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了吗？我想起了某学者在饭桌上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对于没有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学生来说，今天的公共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主义笼罩下的一幕悲剧。在英雄与凡人交织的时代，我们注定只能并习惯了仰望物质的星空而自怨自艾。可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李先生来了，他在喧嚣的人群中，在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中间，他除了被追忆或者叙说又能够怎样呢。诚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汤一介到华东师大思想所作演讲的情景。相对于李泽厚先生身上那种“无可无不可”的狐狸型思想家气质，汤一介先生则更像哲学家丛林里的一只“刺猬”，自然是一只相当儒雅的“刺猬”。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分析俄国思想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他引用了古希腊一位诗人的话：“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伯林引用古希腊这个寓言，是说历史上有两种思想家，一种思想家称为狐狸型，这是创造体系的思想家，刺猬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有兴趣，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到他所思考的一个中心架构里面，最后他创造出一个很严密的理论体系，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这些都是刺猬型的思想家。另外一种是狐狸型的思想家，狐狸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没有兴趣要构造一个严密的体系，他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有点矛盾，帕斯卡尔、尼采、包括伯林本人，都是狐狸型的思想家。自然，在这里引用伯林的狐狸与刺猬的比喻，除了原来的创造体系的意涵外，更多的是从哲学家的个性气质来“比附”。富有意味的是，汤先生祖籍湖北黄梅，是一个“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式的地域文化的“产儿”。说到湖北的思想家，不能不提到的有熊十力、徐复观、殷海光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碰巧的是汤一介曾在纪念他的湖北同乡废名（原名冯文炳）的散文《“真人”废名》（《万象》2002年第9期）中这样记述熊十力：“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而殷海光的脾气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训斥学生的暴跳如雷也是众所周知。由此可见，湖南人走的往往是“恕道”，会绵里藏针，善于拐弯抹角，强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式的卧薪尝胆，特别能忍辱负重。如曾国藩、毛泽东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毛泽东1918年左右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管收发报纸期刊，登记借书等琐碎事情，每月八元（而当时年龄相仿的胡适做北大教授每月200多银元），每每遇其时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来借阅书籍，便虚心请教，常遭“冷遇”（毛泽东一口韶山话可能影响了他的表达，但更多的是因为出身寒微的师范中专，而被名校师生轻视）。甚至当毛作为一个北大“偷听生”在胡适课堂提问时，胡适因其没有正式注册而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毛当时自然心里不快，可也没有如熊十力等湖北人那样“大打出手”，而是回到湖南搞革命去了。湖北人往往是性情中人，耿直、刚烈，有一说一，什么事都打开天窗说亮话，底气充足，走“直道”，能自成一个汪洋恣肆的“世界”，这种一根筋儿式的性格往往有助于大学问家的诞生，学问本来就是“求真”，论语里孔子也说过： “乡原，德之贼也。”“乡原”（愿）就是鄙俗而能与污浊的人同流合污的人，对这种人，湖北人是反抗的态度，而湖南人则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形下，静悄悄地走开，养精蓄锐，往往另外“开天辟地”，自成一个世界。
汤一介身上也时时流露出湖北人那种“刺猬”风格，他讲的主题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个接着讲”，主要是阐述中国现代哲学与古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西方哲学里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区分）。汤先生是著名哲学家汤用彤的公子，民国时代在昆明时，时为中学生的他偶尔读到哲学家冯契（其时冯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写的一篇论智慧的文章，便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那时侯做梦都想成为一个哲学家，能够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入北大哲学系读书也是怀抱着这个理想去的。1951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规定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只能是“哲学工作者”，不能自称为“哲学家”，也不能妄图成为“哲学家”，只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才可以称做是哲学家、思想家等。作为哲学系毕业生，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学习马恩列毛的思想或者用他们的思想来阐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换言之，国家规定他们只能是一个“哲学的工具”，不能有精神的独立性。这对于当时雄心勃勃的汤先生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惊醒了他的南柯一梦。汤先生说到他的好友张申府的命运时，也是不胜唏嘘。他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失业在家，委托其朋友章士钊向毛泽东“谋职”，毛沉默半天后说“给他一碗饭吃”，不甘心的章又跑到周恩来那里“求情”，周倒是很爽快地说“给他安排一个工作”。这样，张才得到北京图书馆做一个研究员的职位。一个学生问询他对于蒋庆等人鼓吹儒学、人大办国学研究院等国学热现象怎么看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并不赞同把儒学政治化的做法，汤先生说儒学可放在三种脉络里来理解，一种是政治儒学，把儒学作为国教，对于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现实来说，自然是不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另一种是道统化的儒学，把儒学要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信仰来追求，这也违犯了信仰自由的准则，也损害了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多样性。最后是把儒学作为我们的学统的“历史遗产” 来研究，用一种平实的智 性的诚实来观照和研究儒学，而把是否信仰儒学作为一个私人的事情交给个人去选择。汤先生说他认同的是最后一种态度，这折射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与宽容。在当代中国解读传统（更多的是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传统（更多的是西方科学传统）的两种路径冲突中，“汉语思想的潮流”在复兴，拒绝用西方的概念与语言来阐释传统中国，试图恢复中国式思想与语言的“本真气味”。我问汤先生怎么看待诸多青年学者这种“主体性的复苏”现象时，汤先生说这是一种“闭关主义”的治学道路，肯定要走进一个死胡同，他说古今中西会通是当今学术的世界方向，不能去螳臂当车自取灭亡。说到这里，汤先生感慨学术界的“代际凋落”现象，他说中国学界是一代不如一代，当今不及民国，民国不及晚清，晚清又比不上古代中国。汤说民国学人自小背诵四书五经，对中国传统学术浸淫深透，很多人负笈海外达十多年，如其父亲汤用彤、陈寅恪等，中西古今会通之后才有民国学术的“短暂繁荣”，这个学术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活生生地“拦腰斩断”了。现在要做的工作上如何与这种传统重新接榫，而不是回到盲目排外的老路上去。汤在演讲结束的时候痛批当今学界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什么都是量化管理，把学者当作“圈养的学术生产机器”，汤还说这样只能生产学术垃圾，不可能有真正优秀的学术产生。这种种细节，都可窥见汤一介先生血脉里那股子湖北人的“气质”。
狐狸与刺猬不能说谁是谁非，气质性情往往与地域文化的特性关系密切，湘楚多鬼魂，丛林密匝，富浪漫主义情调，同时也重视“经世致用”，因而盛产“狐狸”，而荆楚地处江汉平原，男人多血性，好刚勇，常沉迷于“内圣外王”的遐思，因而多产“刺猬”。能够安然自居于一只“老狐狸”或一只“刺猬”，都能获得生命的意义感，都能安顿自我的敏感的灵魂，我们从李泽厚先生的“大象无形”和汤一介先生的“直言不讳”可以体察到这一点。可是，如果本来是狐狸型的性格、趣味，却梦想着脱胎换骨做一只刺猬型的思想家，或者本来是可以做一只刺猬的学者，却想 “摇身一变”成为一只狐狸，就会产生自我认同的困境，心灵也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炼狱”，被焦灼、困惑与挣扎所撕扯，这样虽然可能失却了“内心的宁静”，却也可能从灵魂的炼狱里开出“思想的果实”，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刊于《随笔》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