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1958年蒙冤始末

粟裕1958年蒙冤始末

《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侗枫


根据毛泽东卫士李银桥同志回忆，在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让’，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军区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闹着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1958年突然蒙冤。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中一大罪状是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陈毅与粟裕之间，确实有过分歧。那是在解放战争初，研究在何处歼敌的问题，充其量是工作分歧。当陈毅知道党中央、毛泽东已经批准了粟裕关于“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后再行西进”的意见后，便改变了态度，与张鼎丞、邓子恢一样，全力支持粟裕。从而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这个极其辉煌的伟大胜利。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按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1954年10月粟裕任总参谋长。
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粟裕的第二大罪状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军委扩大会于1958年7月22日结束。粟裕近二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有时也会给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坚决主张把粟裕“斗倒斗臭”的彭德怀元帅，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
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
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作了为粟裕平反的批示。但直到粟裕在蒙冤二十六年后离开人世，仍没能等到组织上为他正式平反。直到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共同署名的文章《追忆粟裕》，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粟裕蒙冤始末 侗 枫

粟裕戎马一生，究竟让了多少次司令，谁也说不清。据钟期光前辈回忆：“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一直是在粟司令率领下，在枪林弹雨中进行战斗的。只记得粟司令讲：共产党员，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只记得粟司令说，顾全大局，这个大局，不是一军一地，而是全党全军。只记得每与兄弟部队合并一次，我们又要回到副职，从副职干起。谁知道就因为如此，在解放以后，定职级、授军衔时，我们这些人又跟着粟司令吃了亏了，吃了大亏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１９５８年突然蒙冤。在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１９４３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便能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间，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一千余次，平均一天要打三仗。粟裕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刘炎同志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不错，陈粟之间，确实有过分歧。那是在解放战争初，研究在何处歼敌的问题，充其量是工作分歧。当陈毅知道党中央、毛泽东已经批准了粟裕关于“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后再行西进”的意见后，便改变了态度，与张鼎丞、邓子恢一样，全力支持粟裕。从而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这个极其辉煌的伟大胜利。     后来，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中央军委、毛泽东二度电示：“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与此同时，陈毅致电中央：“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从此，陈粟之间，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陈毅自井冈山红军时期至建国后的１９５６年对粟裕的赞扬是很多的。如陈毅在１９４７年８月６日给中央的电报称：“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１９５２年夏提出了批评。 （上）

 

粟裕蒙冤始末 侗 枫

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后来，聂粟之间的“误会”有无消除，社会上也有一些传闻，但无可靠史料依据，委实不敢说。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１９５２年７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成立国防部后， 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６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粟裕的第二大罪状就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粟裕面对种种不实之词，也想解释几句。然而，越解释会场的火药味越浓，一位军委领导甚至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军委扩大会于７月２２日结束。粟裕近两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８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