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陈伯达的九大报告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兼和林彪的关系(1

论陈伯达的九大报告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兼谈和林彪的关系 《五•一六通知》是陈伯达亲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起草的。他深深明白文革实质是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把赫鲁晓富式的人物揪出来。但这个文化大革命需要多长时间呢？陈伯达并不知道。早在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1] 到了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 。如果说此时的文革正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特别是刚经历了武汉7-20 事件，有可能是毛泽东的一时之念。陈伯达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但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则毫无疑问的点明了文革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完全摧毁。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麽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 这个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由於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既然是九大的预备会议，毛泽东的讲话就是九大报告的精神，文革结束了，毛泽东也重新回到一线了，也还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个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中心。但陈伯达知道这场文革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质是毛泽东夺回被“资产阶级司令部” 所把持的权力。现在文革要结束了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应该著重经济建设。 实际上真正文革的目的对毛泽东来讲并没有完全达到，而此时的陈伯达确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陈自己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把枪口掉头指向了林副统帅，如果知道的话，他绝对不会投向林彪，这可从他历次的“押宝” 得知。作为跟从毛泽东多年秘书的陈伯达，肯定会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会从当前的由重点“抓革命” 转移到重点“促生产” 上来。所以可以这么说陈伯达的思想是揣摩毛的意思而不是揣摩林的意思去写这个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彪同这个报告的渊源也不深，这在下面还会论述到。 真实的情况却是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的说法只是虚假的，因为文革并不是简单的夺权，还最终要解决的是接班人的问题。在九大的时候，林彪作为一个接班人知是权宜之计，如果此时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産”的说法当然不是毛泽东所想得到的。 在陈伯达传里陈伯达是如此回忆道：“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虽然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并且得到了康生和江青的支持。 这段回忆正不正确呢？有没有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呢？在《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王文耀著) 是这么写的： 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由中央办公厅送来之后，陈伯达在他房间里很快看完，就拿着稿子急匆匆地来我们办公室，很激动地对我们说，他们这个稿子你们看了没有？他们这个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说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中央开会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是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会上争论很激烈。后来毛主席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会上大家都表了态。最后，陈伯达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讲的话，“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 这明确的点出了陈伯达版的报告中的重点和张姚写的不一样，如果张姚的是“阶级斗争为中心论”(看看九大报告是怎么写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么陈与张姚的区别就在与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的主次之区分或重视程度的不同上。如果说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 ，那么毛泽东怎么看待陈伯达的呢？1970年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通知汪东兴谈话。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何来此言？毛主席早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而此后更是“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 为什么这样？难道是陈伯达完不成任务了嘛？不是，毛泽东最后连看都没有看陈版的政治报告，因为根本不符合“满脑子的路线斗争” 的毛泽东的胃口，根本的问题是“陈伯达不管帝、修、反” ，那还能管什么？不言而喻了吧。( 汪东兴的回忆) 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做的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是这样对陈版的九大报告定性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翻版啊，只是换了个表述，换枪不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