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阿育王的君士坦丁之路

中国阿育王的君士坦丁之路


王永贵


公元502年，那年农历四月十八，是南朝梁武帝登基的日子。萧衍率领群臣、僧道、百姓上万人，在都城建康的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天子“祭天”，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仪式；被祭祀的“天”，无疑具有宗教人格神地位。
四月十八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农历四月十八，俗称“浴佛节”，又是“佛诞日”，萧衍选择这样的日子登基，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宗教意味。
自西晋以来，四月初八佛诞日，举行“浴佛”、“灌佛”、“行像”仪式，已经成为南北朝流行的一项节日庆典 。
萧衍选四月初八登基称帝，意味着他将像如来佛祖一样。在这一天诞生的新君，当拯救天下众生，像转轮圣王一般，在三界行正道，而庇护十方人民。

萧衍“少年学孔周，弱冠穷六经”。在青年时代，他游于齐竟陵王门下，为“竟陵八友”文坛领袖之一。
萧衍具有十分深厚的儒学修养，儒家思想已经进入他的骨髓当中。
而在他登基的这年，正值三十八岁的中年。这段时间他的信仰中，又刻有道教文化的印记。他说在他晚年，开始系统学习佛教经典。
他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徒。选择如来诞日登基，也就是在政治寓意上，他希望能够成为如来式人物，并拥有他那样的权威与尊严。
纵观梁武帝执政后政策的变化，他这时的政治思想，和当时对峙的北魏王朝，在宗教政策上“同处一辙”，那就是“皇帝即如来”的政治理念。

在公元500年前后，北魏王朝发生了十起暴乱。在这些农民暴乱中，其中竟然有六次是由佛教徒领导的。面对佛教徒领导的起义，北魏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最后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当时北魏的一位高僧，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北魏世俗政权，具有超越宗教性的权威。就连北魏开国皇帝的雕像，也被刻在山西大同石窟寺当中。
萧衍在此时选择在佛诞节登基，他的政教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北魏的影响。

梁武帝的生前死后，一直是一个不容易被理解的人。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前后期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变化。
天监元年至十八年间，他先后实行土断，安定民心的政策，然后颁布新的法律，置五经博士、定百官九品十八班，诏试通经之士，不限门第授官，让下层的庶族地主阶级，也有参政的机会；修丁五礼，规范儒家文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
天监六年（507）之后，对北魏战争获得胜利，梁朝大抵在安定的社会中，得以不断的推行各种政策，历史上的“天监之冶”，为史官们所称誉。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乱世中，梁朝政权在萧衍的统治下，能有48年的和平与稳定。然而，夹杂在士族和僧侣阶层之间，他依然是一个弱势的君主。

在天监十八年四月初八，萧衍亲受菩萨戒的后，提出了“皇帝菩萨”的称号。由此开始了萧衍政治上，一系列看似荒唐的举动。
佛教史上说，萧衍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而《梁史》和《南史》都记载，萧衍曾“四次”到同泰寺为奴。
在大通元年，也就是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建一座同泰寺。这年三月，梁武帝对文武大臣说：自己已看破红尘，要到同泰寺里当和尚。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梁武帝竟真的脱了龙袍，剃了头发到同泰寺出了家。
在同泰寺里，梁武帝住的是便房，睡的是素床，床上是百姓用的葛帐，茶具和碗都是土瓦器皿。每天不但晨钟暮鼓念经文，还和僧众一样打扫佛殿，他所有举动与出家人一模一样。
满朝文武大臣急坏了，到同泰寺皇帝跟前跪了一地。又是磕头又是央求，坚决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开始怎么也不答应，直到群臣答应用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十亿）为梁武帝赎身，梁武帝才勉强点了头。

公元529年9月，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大典，召开了佛教“四部无遮大会”。皇帝身穿袈裟，口念佛号，带着一批大臣前来拜佛。当晚，梁武帝便住在同泰寺里，依然和僧众一样素床瓦器。
第二天，在佛堂之上，他为四部大众（即和尚、尼姑、善男、信女）开讲《涅崒经》。他学识渊博，讲得活灵活现，大臣们又急坏了。公卿以下群臣，又一次集资一亿万赎金，梁武帝在十月份才回皇宫。
第三次“舍身”，相隔十五年之久；第四次“舍身”，梁武帝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就在梁武帝最后一次从同泰寺赎身，当晚同泰寺突然发生大火，大火把同泰寺的佛塔烧毁了。
梁武帝下令重建佛塔，新塔比旧塔高出一倍。他招大批和尚尼姑做法事，给他们吃上等的素斋，消耗了上万斤香烛，念了好几天经。叫大臣们跟他一起烧香磕头，还派出大批工匠上山采石砍树，花了无数的钱财，建造一座十二层的高塔。
新塔还没有竣工，就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
连续七年的社会动乱中，百姓遭受荼毒之苦，皇族遭受相互残杀的惨剧，梁武帝萧衍也在动乱中被软禁，最后在痛苦、无助中死去。有人说，梁武帝是饿死的。

史官们无法理解梁武帝，士大夫则评价他“佞佛”；就连唐代著名宰相姚崇，文坛领袖韩愈、司马光，对他也同样无法理解。
在梁朝的士族阶层，说萧衍佞信“小人”。士族阶层眼中，所谓的“小人”，正是魏晋南北朝的“庶族”阶层。
而“庶族”阶层代表，官员贺琛上了一个奏章，对梁武帝提出四条意见，说现在各地州郡官吏搜刮残酷，官员穷奢极侈，浪费太严重；奸臣当道，作威作福，陷害好人；百姓实在受不了。
后世佛教界更不认同，尽管他大量设施寺院，广泛地剃度僧尼，为四部大众大做法事，为佛教传播编辑经典。教徒们还是编排他的故事，就连当时的达摩法师，还当众忤逆梁武帝。
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则普遍逃避税赋徭役，就连当时征兵都成了问题。

以上，仅仅是梁武帝“佞佛”的表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
梁武帝，可是说是第一流学者，不但兼备玄、儒、文、史的士大夫教养，也受到竟陵王优遇沙门、崇敬佛法的影响，对佛教以及佛学思想，有一定的接触与理解。
梁武帝登基之后，在着手解决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同时，他知道魏晋南北朝，朝代更替频繁原因是什么，更知道他的政权是怎样的来的。
齐永泰元年（498），萧衍任雍州刺史，雄据一方，开始联结雍州豪族。永元二年（500）建牙集众起义，更扩大联结荆州豪族；而中兴元年（501）十月，义师登陆建康城南之后，联结首都中央士族，最后才推翻了萧齐，建立新的梁朝。
梁武帝创业，不仅需要贵族的支持，同样也僧侣们“图谶符命”之说。萧衍运用宗教预言，进行登记前的舆论宣传，他必须寻求寺院僧侣们的支持。
南朝受到“沙门不敬王者”影响，沙门在佛法理论上，地位不亚于王者，甚至凌驾于王者之上；沙门在实际社会中，也有不敬王者的传统。同时，在社会上，也存在着一系列政教冲突，宗教是任何帝王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
作为贵族势力的士族，和作为宗教力量的佛教，是梁武帝政权的基石。
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变换的是如此之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皇权的政治基础太薄弱。这种皇帝、贵族、沙门三方鼎立抗衡的形势，不是雄才大略、兼备文武才干的梁武帝，所乐于见到的。
为了抑制“士族”势力，梁武帝启用“庶族”阶层；为了消除“沙门不敬王者”的论调，他就必须拉拢、控制僧侣阶层精英，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要想消除僧侣们“制外发权”，就必须从“佛理”的阐释入手，掌握“佛理”的阐释权，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宗教的控制权。
梁武帝是一个真正儒者，他以“法王治世”的目的，在中国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
他的这场改革，在历史上，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对佛教的本土化改革，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样影响深远。

梁武帝的宗教改革，在和风细雨中进行。
梁武帝于齐永元二年雍州起兵， 翌年九月在建康新亭附近上陆，与结集在新林的齐军决战，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梁武帝建国的第二年，为了纪念这个“首祚王业”的战胜之地，于此建造“法王寺”。
印度的阿育王，被称为“阿育法王”。“首祚王业”之地兴建法王寺，梁武帝就已经以“武帝法王”自居了。
梁武帝即位前“龙兴故宅”，于天监元年至六年，被改造为“光宅寺”。一方面彰显政冶上将“光宅区宇”，另一方面则可以“广集四部弟子”，发扬无尽的宗教作用。
天监十四年（515），梁武帝为纪念“保志菩萨”，而再次建造“开善寺”。梁武帝想开展黄帝、尧、汤、武以来的美善之风，不局限于黄老神仙独善其身之术，而效法菩萨普渡众生，使游于法海波澜。
此外，梁武帝还建造解脱寺（511），大智度寺（ 520），同泰寺（527），皇基寺（536）等寺院等一系列的寺院。

第一步拉拢佛教精英，然后把这些精英人物，组建成自己的“建康教团”。“健康教团”是梁武帝宗教政策，制定、执行，乃至发挥梁武帝王权影响力的核心机构。
在这一机构中，不仅有这些皇家寺院家僧，甚至有持不同政见的反对者。
梁武帝自即位之后，立即礼遇神异、明律、义解各科高僧，并且聘请其中八位为“家僧”。梁武帝聘请这些高僧，不但协助制定与执行各种“政教结合”政策，且担负起卫护佛教与审查、批判伪经等工作。
与此同时，这些僧侣们，也在从事大规模佛经编译与批注的工作。
在儒学道德家的眼中，这就是梁武帝的“佞佛”行动。
梁武帝从天监六年（507）起，应用帝王的政治权力，敕令僧侣或学者从事各种佛教经律论类聚书的编篡工作。在天监末年（519）之后，这种大规模编纂工作大抵完成。
梁武帝在佛教经典编撰中，发挥君王主导性的影响力，不但要清除“沙门不经王者”的传统，同时还利用“建康教团”，进行宗教裁判，惩治宗教异端，促进儒教和佛教之间的文化融合。
“健康教团”，在人数最多的时候，曾达到几十人之多。

梁武帝从对佛教义理与戒律的了解，进而掌握义理与戒律的解释权。即通过佛法而指导、规范每一个僧、俗佛家弟子，这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所有的阐释中，《阿育王经》的翻译与注疏，与《涅盘经》、《般若经》的注疏，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西晋安法钦翻译《阿育王传》七卷，留传至今。梁武帝不但请沙门重译，而且于天监十一年（512）六月二十六日，初次翻译时亲自笔受，再交给僧正慧超等人，译成《阿育王经》十卷。
《涅盘》与《般若》，是佛教的两部重要经典。这两部经的集解、注疏，对于当时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思想演变史，都起重大的承先启后作用。
梁武帝“建康教团”为中心，透过“涅盘学”的研究，编纂、注疏，而建立一广博深邃的“涅盘思想”体系，作为政教结合政策理论基础，并进而据以实施政教改革。

梁武帝按儒家治世传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治世”的标准，而且在改革中身体力行。
梁武帝称帝不久，于504年下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饭依佛教。梁武帝亲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炒这道诏书，以示决心。
天监十八年（ 519 ）四月八日， 梁武帝亲受菩萨戒。日进一食，素食粗饭。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乐。
梁武帝深知“榜样”的力量，以菩萨皇帝的身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扩大它的影响。
梁武帝佛教本土化改革，也正是按照儒家标准进行。制定佛礼祭祀内容，与佛教音乐的创作，把佛乐引进宫廷，同时对百姓也进行音乐的移情教化。

在梁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教案”。
在天监六年，梁武帝与光宅法云为领导，动员王公、朝官、武将、地方大吏、博士学官等六十四人，对范缜《神灭论》进行讨伐，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的首次宗教裁判。
在武帝政教结合的决策中，这场“神灭论争”凸显了僧侣集团的重要性。
也是这场论争，意味着梁武帝在政教关系中，要获得佛教领导权，必须透过佛理的解释、应用，甚至是佛法的体会、实践等途径，方能取得稳固的地位。
天监九年（510），梁武帝敕僧正、慧超召集能讲大法师二十人，共同审查伪经《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结果判为异端，作者妙光被处以终身监禁，服劳役的刑罚；伪经被烧除，犹恐再为惑乱，特详加记载以告天下。
在争取主导“健康教团”过程中，他同样遇到了来自僧侣集团的阻力。在梁武帝的“建康教团”中，梁武帝虽对释智藏，师礼遇备至，并未获得其对帝王的尊重。
智藏本身承袭了士族的地位，又是有“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在梁武帝面前，他不仅遵循抗礼王侯的传统，甚至故意侵犯帝王权威。武帝不但无可奈何，在辩论中，不得不承认沙门，甚至可以坐上皇帝宝座。

可见，当时梁武帝政教改革的艰难。

天监十四年，（515）年的“白衣僧正论争”，起因是有些规避税、役，或趋势逐利之徒，遁入寺院为沙门，引起僧团秽恶芜乱等问题。
梁武帝想自兼“白衣僧正”管理僧团。武帝首先征求高僧大德意见，当时无人敢抗圣旨，皆署名同意此事。只有智藏横笔敲打“诏疏”，并抗议道佛教世界，超然于俗世之外，不是世俗君主所能介入管理的。
梁武帝想以帝王的君权，兼任“僧王”的教权来管理教团，结果遇到很大的阻力。武帝虽援引佛典主张王权正法的责任，但是面对智藏所指出：“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在这样理论前提之下，他不得不屈服。
梁武帝在政教关系的发展上，必需通过大规模佛教经典的整理、重编与译注与阐释工作，从而使皇帝地位提升，在佛法中得到神圣的地位。

如果把萧衍、阿育王、和君士坦丁三人放在一起，另两位无疑是历史成功者。而梁武帝，年轻的时候文武双全，一个活了86岁的小老头，在人生的晚年，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得不把某些工作放一放，必然给王朝管理带来了大量的疏漏。
政治上的失败，对他的家族是一个损失。但是，他的佛教阐释工作，为中国后来的佛教发展，乃至王权的建设，不能不说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梁武帝的“佞佛”行为，如果从他政治实践上看，更接近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三世纪初以后，随基督教传遍罗马帝国全境，成为除国家政权之外，最大的宗教政治力量。
公元325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
他不仅确立了基督教，正统教义和教会组织条例，而且确立罗马皇帝，对基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基督教的性质，从此发生变化，逐渐成为维护罗马帝国的精神工具。到了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皇帝，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梁武帝虽然是一个创业，同时又是亡国的君主，在他的身上显示出巨大的人格魅力。
“侯景之乱”破城以后，侯景带五百甲士来见萧衍。萧衍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汗流满面，竟不知如何回答。
旁边的部下说：“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所杀，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
最后，萧衍安慰他：“你有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 侯景答应了。
侯景后来对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见萧衍时竟然有点怕他，莫非，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
侯景作乱打进都城，军队掌握了都城管理，卫兵进出皇宫很随便，身边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景、侯丞相的卫兵。
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
在帝王中，人格分裂的很多，但萧衍去是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