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迫害我国著名计算机专家康鹏的故事

康鹏本姓袁，祖籍山东鱼台。 康鹏考入开封一中，三年的理科成绩全优，特别是数学成绩奇好，老师们为他选择的目标是北京大学数学系。1955年，18岁的康鹏在开封高中毕业后，学校来了几个军人，他们是哈军工招生组的，首先挑上出身好又成绩拔尖的康鹏。哈军工是什么学校？说不清。姐姐担心弟弟光想当兵，上不了大学，后来才弄明白，那是陈赓大将办的高级军事学府啊。

照搬苏联军校教学计划的哈军工，课程之繁重，学员压力之大，在全国高校里是有名的。在中学时代就养成自学习惯的康鹏，有一套与其他同学不同的学习方法，他上课很少记笔记，他认为一般老师讲课创造性不够，不会超过课本的范围。而课本上的内容他早就自学过了，他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一天到晚总在琢磨着自学中遇到的难点难题，然后深入钻研。几年下来，康鹏的数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候政治报告很多，他常常听着听着脑子就开了小差，思考起某个数理难题。报告会结束，他还在原地痴痴地坐着，直到同学连喊他几声，他才如梦初醒。同学们都觉得康鹏的大脑很特殊，说他是个“怪才”。

研制441—B计算机

哈军工的计算机专业起步于1957年，在陈赓院长的关怀下，院系领导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海军工程系柳克俊小组研制出作为鱼雷快艇指挥仪的中国第一台军用计算机，不久，康继昌等人又研制出机载计算机，哈军工在刚刚起步的中国计算机科技领域独占鳌头。
1961年初，海军工程系教育副主任慈云桂教授随中国计算机代表团访问英国，参加计算机学术会议，其间访问了剑桥、曼彻斯特、牛津等几所大学，历时两个月。慈云桂注意到国际上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全晶体管化，他收集了不少有关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资料，头脑中构思着晶体管化的通用计算机体系结构。回国后，他向国防科委领导汇报了出国考察的体会和研制新计算机的设想，得到领导的热情支持。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指示：哈军工的计算机要用国产晶体管，尽快研制出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来。
是年秋，哈军工成立电子工程系，康鹏等年轻教员随慈云桂副主任从海军工程系调入这个新系。康鹏所在的404教研室是学院第一个计算机专业教研室。此时，慈云桂决心在电子系重新组织一班人马，开始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机器命名441—B。
慈云桂点将的头一个人就是康鹏，他对这个山东小伙子敢字当头的秉性和“拼命三郎”劲头印象很深，他让康鹏做课题组的技术负责人和逻辑设计师,此时见习助教康鹏连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手。
当时，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等几个大的专业所都在研制通用计算机，他们面临同样的困难：大跃进时起步的半导体工业举步维艰，国产晶体管先天不足，质量不过关，人们悲观地认为国产晶体管不可靠，五年之内，休想用到计算机上。如果要使计算机全晶体管化，只能采用进口的晶体管。可那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计算机的关键技术是完全封锁的。
康鹏带领同志们投入艰苦的逻辑设计和电路实验工作中。国产元器件质量差，触发器一触即发，插个电烙铁、关个电灯，触发器都要翻转；信号抢道、脉冲变形引起信号逐级恶化等问题，都是当时各个计算机研制单位共同面临的科研难题。康鹏提出一个“隔离阻塞原理”，设计出全新的电路，攻克了一个个科研难关。1963年10月，哈军工十年校庆的时候，441—B的研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参加校庆的各地专家学者都来看441—B，听康鹏讲他的“隔离阻塞原理”，当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第三届计算机学术会议上，康鹏的论文引起全国同行的重视。
中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化通用计算机诞生了，在这台机器上，任何部件都是国产的,它是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的典范，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造”。 从此国家擺脱了仿制电子管计算机的老路，迈进自制晶体管计算机的时代。

聂荣臻元帅颁发“康鹏电路”发明证书

1965年年初，在国防科委的主持下，全国30多个单位的代表齐聚哈军工大院，参加441—B推广学习班。其中有国防科委系统的八大院校，有解放军的三大试验基地，还有各军兵种的研究机关，各国防工业部门和邮电部等。这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计算机复制培训。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哈军工毫无保留地敞开大门，441—B的所有技术机密全部公开，与会单位的代表人手一份技术资料和全部图纸。
不久，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工程学院和北京工业学院五家大学首先成功仿制了441—B，哈军工也在自己的工厂里为军方三大试验基地生产改进型的441—B，彻底改变了国防尖端武器试验中使用电子管计算机的落后局面，为此后两弹一星的宏伟大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是年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仪器仪表展览会上，441—B和其他单位研制的计算机摆在一起参展，其间突遇邢台地震，接连不断的余震和忽高忽低的电压，迫使许多单位的计算机关机休息。只有441—B一切如常，并现场为观众免费算题，吸引了地质、气象等众多大单位的技术人员观看，在这次由于地震引发的计算机的无声大比武中，441—B的高可靠性又一次得到公认。著名的两院院士、时任四机部科技司副司长的罗沛霖老先生在全国订货会上大声称赞441—B，说它是“高可靠性的优选品种”，他带头点名订购，在全国影响很大。移植生产441—B的好事儿让天津电子仪器厂争取到手，该厂先后生产了150余台，占当时全国计算机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强。
“王牌产品”441—B在全国开花结果，在中国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康鹏和他的战友们做出永载史册的贡献。
李庄向聂荣臻元帅进行了汇报，聂帅说，我们要争中华民族的志气，不要一说发明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给康鹏同志的发明颁发证书。
李庄说，那就叫“康鹏电路”吧。
聂荣臻元帅签发了“康鹏电路”的发明证书，这在中国科技史上是惟一的事例。发明证书送到哈军工的时候，文革狂飙已冲天而起，各级组织瘫痪，“康鹏电路”命名会无法召开。学院科研处的干部怕红皮发明证书被红卫兵抄走，就匆匆锁进保险柜里。然而，随着哈军工的两派群众组织打得你死我活，许多保险柜都被砸坏，后来哈军工奉命南迁，在大逃亡似的混乱中，“康鹏电路”发明证书竟不知下落了。

研制高炮数字指挥仪催生了两门新生学科

文革前夕，哈军工奉命退出军队序列，集体转业。改制后的学院成立中国高校第一个计算机系，慈云桂出任系主任。文革狂澜一起，李庄局长被造反派打成“大特务”， 慈云桂也受到株连，关进了牛棚。有的人想把火烧到慈云桂的爱将康鹏的头上，这一回，康鹏有了政治斗争经验，奋起自卫，把心怀叵测的人顶了回去。当然，康鹏之所以能够平安度过文革浩劫，主要原因是他身负重要国防科研任务，造反派不敢轻易动他。
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我援越高炮部队多次反映仿苏机电式高炮指挥仪技术落后，我军在与美国空军的生死搏杀中付出血的代价。国防科委紧急下达研制全自动高炮指挥仪的国防科研任务，还是慈云桂把这个任务争取到手的，上级要求哈军工和一家大军工企业合作，然而，1966年秋后天下大乱，这种别扭的合作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和争论中。不久，军工企业的人马撤离哈军工，打道回厂了。这个重大国防科研任务进退维谷，进展缓慢。
哈军工重新调整力量，组织了由康鹏任组长的研制小组。研制组的十多个成员都是年轻人，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国防建设豁出命去干，但他们不了解高炮，不掌握空中目标及其飞行数据，也不懂得雷达，更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内、国外技术资料，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极大。

文革的灾难使中国炮兵科研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从越南前线回来的高炮部队干部气愤得直骂娘，以至后来连伟大领袖都着了急，毛泽东专门发了一个最高指示：“抓高炮指挥仪和光学仪器……”炮兵司令部在全国设了六个会战区，同时攻关，谁的高炮指挥仪好就用谁的。康鹏的课题组属于天津会战区，此时他把一半的人马支持了慈云桂新争取来的大课题，研制小组只剩下5个人，然而，这么个小不点的科研单位，却被军委领导看成最可能出成果的希望之星，哈军工人的“三严”科研作风（严格、严密、严谨）有口皆碑，派到康鹏小组里跟踪任务进度的炮司参谋不断地向上级汇报康鹏小组的好消息。（图3）
漫长七年的心血，康鹏成为中国高炮数字指挥仪的第一发明人，后来这台设备被定型，称为59式57-1数字式高炮指挥仪。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康鹏催生了两门新生学科——数字仿真和人工智能，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这两门新学科起跑线上最早留下的是康鹏的脚印。

1970年夏，哈军工主体奉命南迁长沙后，康鹏和他的战友们忙于科研任务，家都扔在哈尔滨了。王兰英是康鹏的中学同班同学，1962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国防工程设计院，在哈军工和国防科技大学的二十多年间一直是基建办的技术骨干和土木工程专家，她有自己的事业，但为了康鹏那更大的事业，她做出了莫大的牺牲。康鹏是幸运的，他常说，跟我一起干441—C的同事中有好几位都因为积劳成疾，在后来的研制工作中累死在岗位上，我要不是王兰英全力以赴保护照顾，早就累死了。1974年，罗沛霖来找康鹏，要求他搞多功能、小型化、高可靠性的专用计算机。这一回，康鹏带着6个助手来到黄山脚下，那里有两家上海迁去的军工厂作为康鹏的研制基地，工厂领导见到这位一身破旧的黄军装，脚上是双大头鞋，面色黑黄的精瘦汉子，惊讶地问：“你就是那个有名的计算机专家康鹏？”

DG—1多功能专用计算机研制成功后，装备到了向阳红10号导航船、远望1号和远望2号测量船上，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随后又进行水下潜射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些振国威扬军威的重大国防科技试验，震惊了全世界。当中国的导航船和测量船行驶在浩瀚的大洋上的时候，为国家战略火箭发射试验作出重大贡献的康鹏和他的同伴们，甘当无名英雄，仍在自己的科研岗位上继续默默耕耘。
“四人帮”一朝覆灭，十年浩劫结束，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康鹏的“E•B•C”理论与441B、441C计算机均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的科技成果奖。
那一年，国防科技大学（当时还叫长沙工学院）首次为知识分子提职称，只破格晋升了两位副教授，硕果累累的康鹏是其中之一，这年年末，又有一件好事掉到康鹏的头上，国家组织一个赴法国的科技考察代表团，有关部门点名康鹏当科技顾问，生平第一次出国，康鹏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吗？
康鹏要出国，他的政治面貌可是个普通群众啊，学院说，那好办，突击入党嘛。康鹏感慨不已，多少年来，自己靠拢组织，积极争取入党，可就是通不过，要我接受长期反复的考验；多次下工厂，工厂领导听说自己不是党员，都摇头不相信。现在可好了，一夜之间，这般顺畅，全体通过，康鹏觉得不可思议。
康鹏要出国，愁坏了王兰英，这个寒酸的书呆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幸好国家给了置装费，细心的妻子赶快帮他置办几件新衣服，最后总算让康鹏体面地走出国门了。
康鹏从法国回来，让王兰英吃了一惊：“你怎么长胖了？
“营养好呗！”康鹏嘿嘿笑道：“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天天吃炖鸡、牛排；在人家法国人的公司里吃自助餐，管够……”
出国前，康鹏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回来一称，乖乖，126斤！康鹏大笑，在国外平均每天长半斤肉呀！大开眼界的康鹏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看来，国家真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了。

一个论证，为国家节省两千万美元外汇

1982年初，为了解决我国同步通信卫星工程火箭发射的数字、模拟混合仿真问题，主管国防科研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老将军指示有关部门要大抓仿真技术。有人提议我国应该进口美国的混合仿真机。
然而，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危及本国安全的国防尖端技术卖给别国，靠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美国政府对我国进口混合仿真机百般刁难，关键的部件、软件不卖给我们，还要派人到中国监督使用，真是霸道得可以。进口问题严重阻碍了工程的进展，张爱萍很着急，与副主任张震寰和秘书长李庄商量能否自己来干。张震寰、李庄马上想到曾做过高炮数字指挥仪仿真系统的那个哈军工的康鹏，一个电话打到长沙，召康鹏速速进京。康鹏受命于危难之时，他组织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仿真论证课题组。
6月20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在北京西山召开了联合论证会，康鹏代表国防科大提出了论证报告，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充分可靠的数据，提出比国外算法快多倍的K-P算法,说明用国内现有的计算机进行数字仿真完全可以解决通信卫星发射工程中的仿真问题，康鹏的论证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认可。张震寰当场拍板决定，终止进口美国的混合仿真机，责成国防科大改进和仿制VAX780计算机来完成这一任务，仅这一项就为国家节省了约两千万美元的外汇。
是年9月2日《国防科技简报》增刊第16期作了专题报道，称康鹏副教授领导的小组进行的仿真计算和方法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新组建的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对康鹏在计算机实时数字仿真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委以重任，让他留京筹建系统仿真技术研究所。因种种原因，筹建工作暂缓。其间，康鹏于1984年4月调入军事学院。

德高望重的肖克老将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一贯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他多次和康鹏促膝谈心：“你是个专家，调你来搞仿真，也是为了改变一下学院的旧教学体系，增加大家对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认识。搞军事学不懂高科技要落伍啊！” 军事学院破例把王兰英和远在31基地工作的大女儿一起调进来，肖克院长亲自接见王兰英，叮嘱道：“把你和大女儿同时调进来，就是为了让康教授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多为国家出成果啊！”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都特别爱护和尊重康鹏，为他装电话，为他送煤气罐。康鹏心情舒畅，全力以赴投入科研工作，为了给学院俭省经费，他去二炮司令部找哈军工学子、二炮装备部副部长张翔求援，张翔大力支持，康鹏一分钱没有花就得到六台电脑。肖克高兴地说：“人才太重要了，调来一个康鹏，二炮一下子就支援我们这么多电脑。”

然而世事难料，人生多舛。康鹏万没有料到竟因为用了法国设备惹上了麻烦。当时军委通讯兵部发了个文件，全军只能使用一种型号的计算机，军事学院训练部H副部长以此为由，当众训斥康鹏，不准使用法国的设备。康鹏有话直说，他想论证自己方案的合理性，然而话不投机，H副部长怒气冲冲拂袖而去，他在群众中扬言： “有什么了不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离开他照样转！”
在不经意间，康鹏得罪了这位握有实权的干部，从此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危险的陷阱。

神奇的袁氏话屏

康鹏在军事学院工作还不到两年，就赶上了军队院校大调整。解放军在北京的三所院校——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奉命合并，1986年1月24日，在北京西郊红山口正式成立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上将，政委李德生上将。
之前，那位训练部H副部长代表军事学院参加国防大学的筹备组。康鹏后来才知道，自己竟成了国防大学没有列编的待处理人员。他这才明白“离开他照样转”的含义。
失去肖克老将军保护的康鹏处境变得微妙起来，他不能再干仿真技术了，根据校领导的指示，他不分晨昏的埋头研制办公自动化系统，1987年，在缺少经费和人员的困难情况下，康鹏拿出了成果。他用一台微机组成网络，带八部电话和八个荧屏，为八位校领导建立起实时咨询信息系统。他祖姓袁故系统冠名“袁氏”，“话屏”即电话与荧屏，合称“袁氏话屏”。
康鹏找李德生政委汇报，李德生指示赶快给校领导现场表演。
表演那天，康鹏坐在张震校长和李德生政委中间，向他们讲解“袁氏话屏”的用法：“只要拿起电话，不管讲什么方言，荧屏上就会显示出你要的信息。”
张震对着话筒问道：“外军系下周有什么活动？”
荧屏上马上显示出具体的活动内容。
李德生对着话筒问道：“我想看看肖克同志，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荧屏上马上给出满意的回答。
其他校领导也纷纷试用“袁氏话屏”，真是灵光，就像是变魔术一样的神奇，大家禁不住鼓起掌来。张震和李德生更是高兴，他们问康鹏：“这么好的发明，你申请专利了没有？”
康鹏叹口气，含糊地说：“我没有申请专利，就是申请也和国防大学没有关系……”
校领导们的表情一片愕然。
康鹏索性把话说明白：“因为我在国防大学是黑人黑户，是个编外待处理人员。”
张震和李德生吃惊不小，他们不知道一年来康鹏教授竟然被列成没有职务的编外人员。
隔了一天，康鹏的任命书下来了：国防大学电教中心副主任。
李德生也是一位爱惜人才的好领导，他把康鹏找到办公室，听取全面汇报，亲切地询问康鹏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条件。
康鹏说：“免去电教副主任吧，我就想要几个人，集中精力把科研工作搞起来，至于科研经费，我自己去想办法。”
在张震和李德生的大力支持下，“袁氏话屏”系统研究中心成立了，直属校领导，国防大学政治部还给电教中心下文，规定康鹏仍兼该中心的付主任，但中心必须保证康教授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不应让他参加过多的会议。
那个想把康鹏挤走的人暂时沉寂了。
1988年7月，经过进一步的完善，国防大学召开“袁氏话屏”的技术成果鉴定会，康鹏特把恩师慈云桂请来主持。当时国内27家有影响的媒体迅速报导“袁氏话屏”，一时造成不小的舆论影响，国家科委的有关领导也前来参观，他们建议康鹏申报国家级“火炬计划”。（图6）
1990年， “袁氏话屏”成为国防大学第一个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看到“袁氏话屏”，高兴地说：“这个成果好，对领导干部特别适用，会打电话就会使用电脑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很重视这个项目，在一次谈话中曾叮嘱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关心一下‘袁氏话屏’”。

袭向“三呼”成果的疾风骤雨

进入90年代，李德生和张震先后调离国防大学，随着领导班子的更替，了解和支持康鹏的“伯乐”走了，康鹏的处境逐渐变得恶劣起来。当年得罪过的那位H副部长，已升任副校长，正伺机收拾康鹏。
“政治家”都重视和善于造舆论，什么 “康鹏对学校没有什么贡献”，“康鹏的科研还没有新的经济效益”， 康鹏手下仅仅四个人，还说什么“话屏中心人多了，要精简！”
后来，不找康鹏核实情况，学校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康鹏看到这个意在砍掉话屏中心的文件后大怒，在与W副校长谈话时，南辕北辙，无法沟通，随即他给仍兼任校长的张震写了一封信。
知道情况后张震校长召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请康鹏来参加。
离休副校长张霖将军仗义执言：“康教授那100万元技术转让费是我经手的，不是贡献是甚么！现在是市场经济，没有人才，没有技术成果，谁认你国防大学？”搅混的水似乎又变得清澈起来。
查经济问题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国防大学派人到二炮去调查，寻找康鹏在科研协作中是否有多吃多占的“四不清”问题。二炮的干部哈哈大笑：“你们有病吧？康教授到我们这里协作，从来是买饭票吃大食堂，他经常加班，深夜工作，我们要给他点误餐补助费，他死活不要，这样的老专家，会有什么问题！”
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特地给国防大学发了文。那位H副校长在内部的会议上武断地说，康鹏不够档次，不要通知他。三年后，蒙在鼓中的康鹏才知道这一“暗阻”的真相。
当时的国防大学，若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业绩和知名度，无人可以与康鹏比肩，如果允许康鹏报名，中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一道无形的壁垒把康鹏封锁得水泄不通。接着，原校领导关于康鹏晋升技术三级（文职少将）的决定被取消，国防大学电教中心为康鹏争取政府特殊津贴的报告也被弃之如草纸。
这期间，不懂“关系学”的康鹏自己“大意失荆州”。有一位在国防科大任教的哈军工校友找到他的头上，因为在北京找接受单位处处碰壁，夫妇俩一起行动，请康鹏帮忙推荐，希望调进国防大学，谦恭的话说了一箩筐：我钦佩您，能同您一起工作，是我感到荣幸的……
古道热肠的康鹏伸出援手，他牵线搭桥，热忱相助，终于把这位校友调进电教中心。后来这位校友变换了一副面孔，不久就在背后说起康鹏的坏话来。无怪俗话常说人心难测，过河拆桥了。电教中心的老同志都同情康鹏，说老康太没有眼光了，把一个并不了解的人弄到自己的身边，竟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不用说，康鹏的人际关系更趋复杂化了。
1994年，又开始申报工程院院士了，总政治部早就通知了国防大学，康鹏请求电教中心查问干部部，截止期只剩下一周的时候才得到申报文件。康鹏急忙准备材料，电教中心也紧急开会，全体通过，把他列为第一申报人。申报材料送到校领导，校领导指示干部部办理，由于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拖过截止期，让康鹏白忙一场。他第二次申报院士之路就这样被“拖阻”。
1994年，在二炮和邮电部的大力支持下，在“袁氏话屏”的基础上康鹏又有了创新成果，他研制出一种移动通讯的超前技术系统，实现“电话拨码查询信息，呼机接收（查呼）”、“发方发送邮件，收方呼机自动呼叫（告呼）”和“电话电脑短信直发呼机（信呼）”。这一追身通信系统简称“三呼”。“三呼” 中的信呼比后来出现的手机发短信至少超前了五年。康鹏为此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由于在国防大学得不到支持，康鹏只能仰仗二炮，张翔副司令鼎力相助，把二炮的“神箭寻呼台”拿出来作为康鹏的试验平台。为了不影响二炮的工作，康鹏和几个助手只能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做试验，他们所吃的种种辛苦，一言难尽。身心疲惫的康鹏哪里还有功夫去搞关系？
1995年10月，“三呼”在二炮建站成功，在二炮的竣工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三呼”技术在国防建设上的战略意义：“该技术将会促进机关及部队的军事指挥自动化向更灵活、机动性强的方面发展，也有利于寻呼台的发展和寻呼台的军事、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
地方用户单位也好评如潮，他们赞扬“三呼”技术是“呼出民族精神，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新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也找上门来谈合作。通过大庆讯通寻呼台与俄罗斯合作，“三呼”技术进入了俄、美市场。
然而，只有几个助手的康鹏势单力薄，作为中国手机发短信的第一发明人，却没有条件去大力推广这一重大成果。
康鹏很想向学校领导汇报他的新成果，然而，自从和W副长不愉快的接触后，他谨言慎行，有事只向电教中心领导请示汇报，二炮的建站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以国防大学的地位， “三呼”技术如能向全军推广，其在科技强军上的意义不言而渝。电教中心的领导理解康鹏，他们到校部去呼吁，没有料到受到冷遇，W副校长说：“评价高了，我们不懂；评价低了，他又不高兴，不必看了。”
1997年3月，又到了申报工程院院士的时候了，关心康鹏的总政科技干部管理局及时通知国防大学以及康鹏本人，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也非常关心老校友康鹏，早早就把他当年的突出科研贡献获奖材料报给总政了。
有了前两次申报院士被暗阻和拖阻的教训，康鹏认真准备申报材料。 4月16日，康鹏的申报材料已经通过各级组织的审查，只待政治部主任签字上报总政。此时离总政规定时限只剩下3天。
翌日，国防大学领导突然决定，马上召开“三呼”鉴定会，等鉴定会以后再研究康鹏申报院士的问题。
国家有明文规定，有发明专利权的技术成果不需要组织鉴定，对“三呼”一直不听不问不看不用的校领导为什么一反常态，非要突击召开“三呼”鉴定会呢？学校领导的意图不言自明。
三天之内要组织一个技术鉴定会，怎么来得及？春寒料峭，冷风凄雨。伥望无言的西山，康鹏忧心如焚，他无奈地带着老花镜，领着助手和两个女儿，彻夜不眠，为“三呼”成果鉴定会做应急准备。
一般来说，任何单位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手下的人多出成果，可这里恰恰相反。W副校长亲自挂帅，精心组织和策划，非要让这个“三呼”成果鉴定会砸锅，非把康鹏的科技成果贬得一文不值不可，朗朗乾坤之下，竟会发生中国科技史上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大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阻止康鹏申报工程院院士。笔者真是弄不懂，他们如此厌恶和惧怕院士这个称号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态？
鉴定会自始至终变成一场充满诡秘和荒诞的暗箱操作，作为鉴定会的主角，康鹏被排除在预备会议之外，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国家科委要派人参加会议，W副校长居然敢打电话粗暴阻拦，接着再派人去科委机关当面阻拦。国家科委火炬办的领导气愤地说：“关于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再开发的技术成果鉴定会，让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无正式资格和发言权参会，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最后，让康鹏在室外坐等4个小时后，难产的鉴定书不顾用户的反对意见，硬把康鹏的新成果贬低成“没有市场推广价值”， 这份践踏科学精神的鉴定书是谁起草的？当然不是与会的科技专家了，康鹏的女儿找到校领导，希望看看鉴定书的原稿，答曰：丢了！
1997年这个所谓的成果鉴定会酿成迫害科学家的严重事件，说穿了，这是狂妄自大的弄权者与一位孤独的、爱国的老科学家的较量，这是“斗争哲学”与科学良知的较量，这是党风腐败与人间正义的较量。
这里的将军们踌躇满志，弹冠相庆，强阻成功；而把毕生都献给了国防科研事业的老科学家心里在淌血。这里将星灿烂，可以车载斗量，偌大的校园里张贴着“科教兴国、科技强军”和“造就创新人材”的标语，惟独容不下一个对谁都不构成威胁的老科学家。
康鹏的双脚还没有碰过中国工程院的大门槛，却遭遇到暗阻、拖阻和强阻，三次被人绊倒在中国工程院的大门之外。不久，学校领导宣布：“不上报康鹏申报院士的材料”，同时，一纸冰冷的退休令送到康鹏的手中。冻结康鹏的级别也便罢了，可按实际年龄来算，他离退休还差半年啊，他多么想在科研事业上再做最后的冲刺啊！
将军少一个可以补上一个，逼走一位科学家，能补上吗？
苍天在上，为何如此不公？多年遭遇无端打击的康鹏，壮志难酬，义愤填膺。他拍案而起，他要揭露这里的黑幕，他要为自己的一世清白做最后的抗争。
1998年12月，康鹏迈进总政治部的大楼，他向总政干部局呈送揭露事实真相的书面报告，申述自己这么多年在国防大学的不公遭遇，之后，他又正式约见学校的纪委领导，留下书面报告后，他说：“请领导在一周后给我一个答复，如果不回音，我就公开散发！”
一周过去了，军号声依旧嘹亮，学校领导却沉默无语。于是，康鹏带上500份书面报告，送到几乎每一个干部家的信箱中。
顿时，西山脚下这座静谧而神秘的大院子里如惊雷炸响，一场轩然大波冲击到各个角落。耳语传闻，舆论哗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康鹏老教授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怒不可遏，他向上级告状了。
校方终于有了反应，他们约康鹏来校部谈话，那语气还挺客气的。
一身老百姓衣服的康鹏缓步走进了会议室，抬眼望去，黑鸦鸦坐满了一屋子的各级领导干部，那明晃晃的将校肩章让康鹏一阵眼晕，他终于明白了，这可不是什么平等谈话的场合，这是要开我的批斗会啊。
围攻开始了，组织部长吼道：“康鹏！你必须把散发的材料全收回来！你必须作出深刻的检查！”
康鹏面带微笑，从容不迫，他面向围攻会的干部，正气凛然，慷慨陈词，他把一桩桩、一件件鲜为人知的事实坦露于众，会场安静得让少数道貌岸然的人如坐针毡，有人大呼小叫，想封住康鹏的口，却招来人们厌恶的白眼，众目睽睽之下，谁心里有鬼、谁心里难受，谁自己知道。
康鹏最后说：“你们可以告诉校长，他是上将，他是中央委员，但是，真理并不在他的手中，我不相信，在我们的祖国，权势可以永远扼杀真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康鹏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党和军队，我对得起中国的国防科研事业！”
围攻会变成了康鹏精彩人生的报告会，主持人狼狈不堪，尴尬收场。散会后，不少干部走到康鹏的面前，默默地举起右手，行了庄严的军礼，这无言的军礼啊，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逼迫康鹏做检查的事不了了之，年底，校长来敲康鹏的家门，“快过新年了，我来给康教授拜年来了，”校长笑容可掬：“哎呀，康教授，我犯了一个官僚主义的错误啊……”
好一个“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样就能抹去国防大学迫害科学家的丑闻吗？

历史不会忘记他

康鹏晚年的遭遇辛酸而离奇，他以舌战围攻会的悲怆演说为自己的科研生涯谢幕，同时也给中国科技史留下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绝唱！
那么，康鹏到底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要常年品尝“穿小鞋”的苦涩滋味而且一再被剥夺申报院士的正当权利呢？
据说，领导层对他不满意的主要理由是：性格孤僻，脾气燥，情绪偏激，不好接触，不参加支部会，我行我素，等等。还有什么更为要害的原因吗？笔者不得而知。
和康鹏共事多年的国防大学的干部怎么看他呢？笔者曾采访过几位最了解他的人。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康鹏教授是一位研究型的学者，思维活跃而敏锐，创新能力强，专业水平很高，是非常敬业的科学家，干起科研工作来不吃不喝，如醉如痴。他从来不走歪门邪道，不吹不拍，一身正气，一切靠科研成果说话。
他们对康鹏科研生涯的结局感到十分惋惜：可惜了，可惜这位才子了，他走错了门！他就不该来我们这个地方，这里关系复杂，领导喜欢听话的人，他不适应这里的生存环境，没有用武之地啊。
客观地讲，人们说康鹏走错了门，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里是擢升将军的摇篮，沙盘推演、战例分析、纸上谈兵，搞的是社会科学，的确不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加之康鹏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他的坦率直言、不避锋芒的性格可能异化为伤害自己的弱点。
但是，就算康鹏有上述那些弱点，就应该遭受如此长期的打击吗？
无须讳言，十年前打击康鹏的真正原因，是个别坚持极左思维、固守文革遗风的高级干部罔顾国家利益，滥用职权，败坏党风党纪，顺昌逆亡，一手制造的严重事件！
八年穿小鞋的日子告一段落了，退休后的康鹏和王兰英有过心情苦闷的短暂时期，一种失落感郁结于心，挥之难去。罗沛霖院士等老前辈、哈军工的老同事和他的学生们，都在关心他，劝慰他，康鹏和王兰英终于走出阴影，乐观地开始新的生活，康鹏继续活跃在科技战线，他的“三呼”追身通信技术，先为北京286等寻呼台所用、后为有四千万呼机用户的中国国信寻呼有限公司所用，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当今中国，真正具有科技原创能力的科学家寥若晨星，曾得过聂荣臻元帅颁发的发明证书的康鹏无疑是中国科技界难得的奇才，他在计算机、数字仿真、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移动通讯超前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创新贡献，他的科研生涯和彪炳青史的开国元戎聂荣臻、陈赓、肖克、李德生等英名相连。罗沛霖院士曾经有一个广为传播的评价说：“我认为康鹏教授是一位极有科技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多学科的突出的优秀专家。” （图8）

历史决不会忘记康鹏。《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等多种权威史册和回忆录中，都记录着康鹏不同凡响的业绩。在中国的科技史上，康鹏宛若一只大鹏，直冲九天云霄。相反，笑看那些一朝权在手，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等他下了台，他的名字和威风就如同落叶随风而去了。
康鹏晚年的遭遇给社会学家和史学家提出了严肃的研究课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保护不了那些生态环境欠佳、往往处于弱势的自然科学家？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善待那些所谓“性格孤僻”、不会拉关系、套近乎的科技专家，给他们点宽松的生存空间？难道偏要他们修炼成八面玲珑的市侩政客或讨人喜欢的小品笑星？为什么当今备受学术界诟病的院士遴选制度会把真正的顶尖科学家关在大门之外？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建立一个保护人才的有效机制？
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迄今还没有两院院士的国防大学里，哪位校领导为康鹏教授受迫害的事件说过公道话？十年过去了，在建立和谐社会，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今天，康鹏教授受迫害的事件难道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深思吗？
2003年9月，作为特邀代表，康鹏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参加50年校庆活动，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他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功臣，他是哈军工人的骄傲。他当年的学生在一起畅谈康鹏老师在中国早期计算机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贡献。
鉴于康鹏从不张扬，他获聂帅签发“发明证书”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原哈军工科研处的两位老参谋——邵国材和宁钢，即当年聂帅签发的“发明证书”的目击者，特地为康鹏教授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原国防科委四局李维六局长和唐遇鹤副局长更进一步确认，隔离阻塞推拉电路曾经命名为“康鹏电路”。
2006年，是中国计算机起步发展的50周年纪念，中国计算机学界评出对中国计算机事业贡献最大的十大科学家，康鹏位列第三，其余九位均是两院院士。
2007年2月8日，在纪念中国电信应用计算机40周年的晚宴上，在人们敬佩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里，康鹏激动地接过一尊刻有“康鹏电路”和 “发明人康鹏”文字的水晶纪念奖杯。中国计算机学界的权威人士公布： “康鹏电路”是中国有关计算机的第一项重大发明，现在已经查到，“康鹏电路”的原始技术档案当年已上交国家档案馆，作为重大科技成果永久保存。
历史如铁，历史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