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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 来看看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必要性. 从战国时期, 从百家争鸣, 中国知识分子就积极的投身到社会活动中. 他们周游列国, 传道授业, 希望自己的政治见解得到应用, 而那时候的统治同那时代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 即使在观点不得到认同的情况下, 在人格上还是得到基本的尊重的. 所以那时候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好的社会环境的. 到了董仲舒后, 知识分子的作用虽然仍然是帮助统治者治世, 但是却把知识分子的出路做了很严格的规定, 那就是你的言论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并且随着皇权集中的越来越集中, 知识和思想的禁酷也越来越残酷, 发展到鼎盛时期就是清的文字狱. 但是也是在这样也个发展规律的过程, 围绕着对不同统治阶级的维护,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大小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奋不顾身. 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现代中国的评论来说是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的. 但是如果放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 我坚信他们也也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是进步的, 如同我们对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一样, 是对国家这匹硕大的俊马, 起到使其精神焕发的作用, 是一只叮人的牛虻.

回到现在, 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事务中担当的任务是否是以监督的作用多于些呢, 还是参政建议的作用多于些? 我想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还是监督的作用大于建议.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 监督机构和执政机构是为同一个利益集团服务的, 这就局限了监督机构的客观性, 所以, 一个客观的批评和监督个体存在必然是在是在政体之外的. 这样的个体的存在才是令人信服的.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个体在中国的大量缺乏, 所以当郎咸平出现时, 才会有一呼百应的效果. 在另一方面, 这就对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他必须具有专业知识, 他只能在他所精通的领域给出见解, 他必须独立, 他必须选择价值中立, 不依傍任何政党, 总是一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那么社会, 执政党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呢? 我想用储平安的话来解释执政党的态度: “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 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 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 我们所仅仅一致的是我们的立场, 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能够做到这是件很难的事. 如果社会是 “党天下”,班那么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是不可能的事.  ‘党天下’ 其实从本质上讲就是家天下. 这天下是我的, 必然不同的声音就是妖言惑众, 就会给糊涂的人提壶灌顶的作用, 所以有了储平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