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乌托邦的最后一个守护者

乌托邦的最后一个守护者

作者；黄章晋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许过很多“面包会有的”诺言，被许多古巴人私下称为“明天会有先生”，但社会主义开国领袖中，有一句诺言也许只有他许过且被践行，2008年2月19日，卡斯特罗宣布辞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不过，这一刻比起他当时无意中的许诺来得要迟了20年，——他曾说，古巴领导人的年龄决不超过60岁，那年，卡斯特罗39岁。
　　卡斯特罗似乎是惟一活着辞职的社会主义开国领袖。

　　【我们要归功于美国人】

　　卡斯特罗从不讳言，“是美国人把我变得这么出名。如果有很多人钦佩古巴的话，我们要归功于美国人。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对手，从而使我们赫赫有名。”
　　对今天的古巴来说，美国意味着目前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但祛除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也是卡斯特罗和同志们当初革命后的一个重要目标。某种程度上，美国经济封锁的存在，给了古巴物资匮乏一个最好的外界理由。虽然今天西方其他国家并没有效法美国。
　　美国要求封锁古巴最大的力量来自古巴流亡者。在与古巴隔海相望的佛罗里达州，古巴流亡者拥有巨大的活动能量，这个州拥有近百万古巴流亡者，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古铁雷斯即使其中一员。
　　被卡斯特罗称为“蛆虫委员会”的“解放古巴委员会”，长年出资用于制裁古巴的政治游说，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小觑这股力量。
　　古巴革命后，美国无条件接受古巴逃亡者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古巴人，当时除了海上逃跑这一经典方式外，还有一种就是今天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采用的方式，闯大使馆，通过第三国抵达美国。
　　对人口逃亡，卡斯特罗曾经的举动颇见其个性：1980年4月1日，不胜其扰的卡斯特罗突发奇想，宣布取消秘鲁和委内瑞拉大使馆的警卫，几个小时后，这个两个国家的大使馆比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还拥挤，甚至连树上都爬满了人。
    　卡斯特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解除对马里埃尔港的管控，不但与古巴流亡组织接洽，要他们把亲属全接走，还下令将大批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精神病人和有同性恋嫌疑的人，都集中起来送上前往美国的船。美国不是宣布“伸出双臂欢迎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寻求自由的难民”么？OK，成全你们，一次性给你们15万人！
　　顺带说一句，这些古巴官方眼中的“蛆虫”，当时的确是美国的不小难题，但这些人倒也争气，佛罗里达的迈阿密，1950年代还只是个普通渔镇，古巴移民成批到来，使之迅速成为一座繁荣富裕的大都市，那些“蛆虫”大部分都混得有模有样。而且，卡斯特罗的叛逆女儿阿丽娜•卡斯特罗也是蛆虫之一，她不久前受聘于ＣＮＮ。
　　今天，这些人的汇款也许部分抵消了美国制裁造成的损失。而且，“国无敌国者恒亡”，反古巴的流亡者是古巴安定团结局面的最大促成因素。

　　【美国人培养的共产党】

　　许多研究者认为，卡斯特罗革命前可能从未真正接触过马列主义，卡斯特罗为革命坐牢时，古巴共产党与当时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某种程度上算得上相敬如宾。
　　革命后，时任总理的卡斯特罗1959年4月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邀请访美，在被问及新政府的道路时，卡斯特罗不但宣布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的政策，还一再强调其反对共产主义。
　　可以确认的是，卡斯特罗受华盛顿、林肯等美国自由民主的大哲先贤的影响颇深，也许他最初的革命理想，目的就是恢复宪法和建立社会正义。对美国记者关于民主选举的议程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我在权位上一分钟都不会多呆”。
　　卡斯特罗的美国之行，精心准备了上好的雪茄和酒，毕竟经济上古巴不可能不仰仗美国，然而，美国虽然第一时间就承认了新政权，但只有副总统尼克松有空接见卡斯特罗。
　　美国政府对卡斯特罗“听其言，观其行”的冷遇，很快在年轻的古巴领导人那里有了猛烈反馈——新政权一系列政策、法令，尤其是国有化运动严重损害了美国商界的利益。其实，美国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喜欢和扶持巴蒂斯塔，但卡斯特罗无疑才真正令人如坐针毡。
　　卡斯特罗迅速转向。当初参与革命的同路人纷纷掉队。1959年7月17日，卡斯特罗突然宣布辞职，有消息说，没有任何实权的总统乌鲁希令卡斯特罗不开心，古巴人民不高兴了，愤怒的人群在乌鲁希的府邸外越聚越多，于是，乌鲁希步巴蒂斯塔后尘逃往美国。
　　没有跑掉的另外一些战友，比如阿马斯——他曾是卡斯特罗率领下乘坐“格拉玛号”（Granma）游艇登陆古巴的82名游击队员中幸存下来的12个人之一。他认为卡斯特罗悖离了当初的民主理想，遂在1961年被送进监狱，1991年才得自由。总体而言，卡斯特罗对待昔日的战友和同志，算的上很有人情味，很少枪毙他们。
　　相信不断革命论的格瓦拉无疑是游击队中最激进的一位，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也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在观点明显分裂的新政权领导层，卡斯特罗越来越倾向于他们。
　　最早教卡斯特罗建立社会主义的老师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左派教授。游击队员们大多数连家庭都没有管过，何况一个国家，于是，美国专家来了，在他们眼里，生产搞物质奖励刺激的苏联，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了。对从小就热烈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卡斯特罗来说，这些人的观点非常对胃口。
　　对正在困难中的古巴，苏联人很快伸出援助之手，卡斯特罗迅速改宗，1961年12月卡斯特罗在演讲中说：“我在这里自信和高兴地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将始终如此直到生命的最一天。”
　　几十年后，当西方记者再次问起卡斯特罗，当初的口号与日后的实际不一致时，得到的回答是卡斯特罗式的经典回答：“林肯发动内战时也没告诉大家他日后要解放黑奴。”
　　其实，卡斯特罗是美国人逼成共产主义者的。

　　【“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大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习惯吃小麦，那样对健康更好。”1965年3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大学发表演讲时，直接点名批评中国是修正主义者。因为古巴试图在中苏论战中骑墙，1965年中国突然大幅减少出口古巴的大米，不过，中国送去了大规模的精神食粮，——中国大使馆直接向古巴公民投递宣传品。
　　卡斯特罗演讲对毛的批判调门比苏联人还高。卡斯特罗称，中国向古巴公民大规模投递诽谤苏联和古巴政府的宣传品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毛的观点和所作所为显然证明他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在谈到年老问题时，他即兴发挥道：古巴绝不允许年满60岁的人还呆在领导岗位上。
　　这次演讲前20天，格瓦拉刚刚率团访问了中国，试图调停中苏关系。
　　其实，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游击队起家的卡斯特罗对中国天然有亲切感，尤其是激进的格瓦拉甚至持有强烈反苏观点，苏联早已是个官僚体制国家，而中国的绝对平均主义和人民公社体制，非常对卡斯特罗等人的胃口。
　　同样，卡斯特罗赞同中国的世界革命理论，不赞成苏联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古巴导弹危机时，卡斯特罗、格瓦拉等都做了与美帝国主义摊牌的决心。
　　古巴心在中国，但胃在苏联，可以少了中国的大米，但少不了苏联。
　　苏联人以高价收购古巴糖，以低价向古巴销售石油和其他工业产品，外加上各种源源不断的援助，这个当时仅700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400美元，这个好处远比美国人封锁造成的损失大得多。
　　中苏论战，毛主张用分化瓦解多多争取的策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他认为苏共才是批判攻击对象，其他胁从不问。但因为大米和宣传品问题，卡斯特罗称中国是“所有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由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最恶劣的海盗和土匪行径”。
　　原本在毛眼中只属于无害“狐狸”的卡斯特罗跳出来叫骂，终于引起毛的重视，由此，毛的语气变成“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古巴在中国的被批判待遇，远高于苏联外的其他东方阵营国家。
　　古巴确非普通小国。与毛时代的中国一样，古巴也奉行与苏联不同的“输出革命”。在拉美和非洲，两大阵营角力处，为避免美苏两国直接冲突，苏联不宜出兵的地方，由古巴直接打头阵。在1970年代，古巴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在海外参战，当然，苏联出钱出枪。
　　由于是苏联人赞助的“输出革命”，在当时中国眼里，古巴就是苏联打手，成了穷凶极恶的代名词，以致中越反目后，越南被中国称为“东方古巴”。
　　当然，中国在教训“东方古巴”时，正牌古巴也不含糊，卡斯特罗宣称中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革命的例子”，并威胁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核战争，而《格拉玛报》的社论则称：古巴将援助越南，甚至是用自己的鲜血。
　　中国外交部网站关于古巴的资料介绍，有这么一句话：“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中古实质交往不多。”不到20个字，把20年时间的一切都轻轻带过，也许是有道理的。

　　【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如果把古巴称为今天最后一块还在实行乌托邦制度的土地，相信没人会反对。
　　但古巴的乌托邦色彩与卡斯特罗强烈的游击队气质密不可分。
　　标准乌托邦，是一种惟理性主义的社会设计，从社会生产到成员日常生活都服从一个严密的宏大设计，苏联三十年代基本完成了这种体制，它依靠的是一个庞大但日渐专业的管理团队，随着这个体系的完善，国家机器运转中，领导人随心所欲的影响逐渐被降至最低，正因为有整套冰冷、理性的官僚体系，苏联的经济、科技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长足进步。
　　尽管，中国、古巴的社会实践曾被认为是纯而又纯的乌托邦，但就理性设计而言，却是典型的反乌托邦，因为它们始终对理性设计所必需的官僚体制保持高度警惕，全社会的一切活动完全受国家领导人随心所欲，无计划和理性可言，虽然也有类似苏联的各种经济计划，但只有一个名目而已。
　　革命后，新政权的领导人们不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是多数国家一开始的通病，但古巴则将这个传统保持了很长时间，其草率程度也非前辈可比。譬如领导人的分工问题，据说卡斯特罗问道：谁是经济学人（Economist）？正走神的格瓦拉以为问谁是共产主义者（Communist），立即举手，卡斯特罗立即把央行行长给了他。
　　老游击队员们喜欢像紧张忙碌的战争年代一样管理国家，他们突然想起一个主意，立即跳上吉普就走，中途若有所闻或所想，会突然宣布各种命令，譬如：你，立即派人去把这条马路给我修好！要沥青路面的。
　　在反乌托邦的理性设计上，卡斯特罗走的比毛时代的中国还远，甚至卡斯特罗在宣布将自己的革命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很长时间里，党组织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古巴的运转，长期采用一种直接民主的革命狂欢方式，卡斯特罗突然有了想法，就直接对被发动起来的国民做长篇演讲，通过电台直接传播到每个古巴人那里，省略了政府科层结构的层层传达和任务布置。
　　没有任何人知道卡斯特罗准备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卡斯特罗的演讲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他能在麦克风前滔滔不绝演讲到深夜三点，说什么完全视当时心境而定。报纸的转载，光看标题，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必须整版整版读完才能理会卡斯特罗最近的想法。
　　很长时间，古巴没有人知道卡斯特罗在哪，下一刻会去什么地方，老百姓都可以直接找他，全国各种大事小事都需要他来决定，卡斯特罗总能很干脆地答复：行，明天一定解决，然而由于组织混乱，卡斯特罗日后不免成为空头支票专家。
　　卡斯特罗为人民操碎了心，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早餐时要阅读 200页参考消息，为了古巴人民的健康，有几年他成了奶牛专家，天天痴迷于对这些东西的研究。卡斯特罗个人的突发奇想有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曾投巨资建造了拉美最大的生物医学中心，长期效益不佳，但却在艾滋病时代能出口大批艾滋病药物。
　　卡斯特罗经常会在动辄数小时的演讲中顺带奚落挖苦一下所谓的专家、学者，这与苏联对专家的顶礼膜拜大异其趣。好在，卡斯特罗的艺术修养不错，他虽然也被迫关过些知识分子，但迫害程度要比苏联等国轻得多。
　　古巴今天老百姓每月能分多少面包、牛奶、糖，全部是被精确计划。但这个越来越局促计划，却是生产无计划的结果。
　　刚刚革命后的古巴，洋溢着青春，革命者廉洁而激情，西方世界的左派学者纷至沓来，他们以前曾被斯大林欺骗过，这次的古巴要他们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写下无数类似《听着，扬基佬》这样的赞美篇章。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后，当年热烈赞美过古巴的人大多收声，与卡斯特罗依然保持良好个人关系而未决裂的，只有一个马尔克斯。
　　而今天中国关于古巴的报道介绍，多倾向于把古巴描述为一个清贫的乌托邦社会，除了物资短缺，基本是一个自由、宽松的和谐社会。人人有医疗保证、各个读书免费，干部群众依然如鱼水关系。也许古巴今天还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政府平均分配资源所取得的成绩，消灭了文盲，人均寿命大幅增加。

　　【我不能忍受任何非正义】

　　很多人会说，独立的、赶走了美国人的古巴是古巴人的古巴。
　　也许一开始曾经如此，但随后苏联人在古巴的存在和影响之深，应该远超过美国，为了保卫古巴，苏联曾长期在古巴驻军，官方请来的苏联专家，其地位不亚于美国当年资本家派来的员工。当然，一个是来“帮助我们”的，一个是来“掠夺我们”的。
　　但是，今天的古巴，对西方人和西方资本的欢迎程度超过了革命前。美元重新成为流通货币，外国人可以用外汇券购买古巴人买不到的东西，西方旅游者可以占有古巴最好的海边沙滩，为了更好地服务西方人投资的宾馆饭店，经过精心挑选的古巴人又重新开始接受西方资本家的规范服务训练……
　　卡斯特罗早年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能忍受任何非正义”，西方人仰仗资本力量在古巴的垄断地位，就是卡斯特罗眼中的非正义之一，但今天西方人甚至有了古巴人所无的特权。至于曾为世界理想主义典范的社会风气，其腐败程度早已与第三世界国家无异。菲德尔学会了面对这不正义的一切，和所有的古巴人一样，当然，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是美国的阴谋。
　　理想社会实践的经济失败，加勒比海的明珠变成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是卡斯特罗革命走入悖论轮回的根本原因。与中国越南以积极的改革应对不同，卡斯特罗从1989年开始，演讲经常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的口号结尾。
　　内部要求改革的声音，曾是卡斯特罗面临的最大危机，卡斯特罗曾被迫在八十年代末以腐败和贩毒名义枪毙了他的几位高层战友，这些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很大的一批人私下表达了对古巴体制的不满。
　　卡斯特罗反对改革吗？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回忆，他在1980年代再现古巴奇迹获得全国政权后，曾向卡斯特罗请教，卡斯特罗告诫，不要追随古巴当年的激进化的社会改造政策，不要开罪美国，不要搞单一的计划经济，要给反对党宽松的政治环境。奥尔特加大选失败前，卡斯特罗就打过预防针：要做好输的准备。
　　也许，在一个重复卡斯特罗道路的后辈面前，卡斯特罗的一番语重心长才是卡斯特罗真正的内心想法，而奥尔特加再次大选赢得胜利，也许能证明卡斯特罗的洞见。
　　然而，古巴人永远是不会听到麦克风前卡斯特罗说这样一番话的，卡斯特罗从不忌讳在小错上道歉认错，如果菲德尔说古巴革命后许多道路选择是错的，哦，他将如何面对满大街切的画像上那坚毅的眼睛。
　　在1960年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确定接班人地位的劳尔会对古巴进行变革吗？劳尔比乃兄更革命，他缺乏卡斯特罗的魅力，他年事已高，与菲德尔一样，他也是这个乌托邦的看护人。
　　也许所有乌托邦的创建者中，卡斯特罗是生前就对其有痛彻反思的一个，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乌托邦体制都是由后来者改变的，而且不是指定的那个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