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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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张献忠为何血腥疯狂屠四川

(2008-09-30 21:32:15) 下一个
【见证】:张献忠为何血腥疯狂屠四川

作者 汪建中


一 、历史上农民“起义者”多是流氓,屠杀起老百姓来比谁都凶狠


在中国的大地上,自古以来,大大小小的屠杀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使人觉得中国人的命,仿佛不是命,而是草、是木、是石头、是泥土、是一大群被肆意围歼着的骨瘦如柴的野狗……


在众多大屠杀中,外国人干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干的,而且,中国杀中国人,那么凶恨,那么歹毒,那么惨绝人寰,那么灭绝人性。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都屠城……每更换一次朝代,要上上下下屠杀一遍;每起义一次,还是要上上下下屠杀一遍,仿佛不这样屠杀,就不足以血洗一个旧的王朝或迎接一个新的王朝;仿佛不这样屠杀,就不足以血祭那面揭竿而起的大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他们本来的动机和目的是反抗压迫、夺取饭碗、推翻朝廷,但是,他们的这一初衷往往会走样,会变味,最后发展成彻底地背道而驰,调转屠刀肆无忌惮地劈向百姓、砍向平民。其滥杀无辜的幅度更加广大,手段更加残忍,花样更加繁多。让人一想起,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诅咒!


陈胜和吴广,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竖起大旗后,立刻忘记自己起义的目的,将刀刃劈向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平民。黄巢仅仅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落榜,就怀恨在心,后来起义,做了头目,就疯狂地屠城,用八百多万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来发泄自己的私仇与旧恨。洪秀全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温饱”的旗号起义,但他挥师南京后,立即开始血腥的专制与屠杀。而李自成,这个恶棍一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更是屠遍了整个北中国。还有李自成当年的把兄弟张献忠,是个恶棍加流氓的农民起义军头目,他的屠刀,几乎削平了整个南中国。有人做过统计,说张献忠在南中国屠杀的平民百姓,不下千万人。


小时候上历史课,我们的教科书总是把农民起义描绘得十分伟大,异常光辉,但是,在我长大后,这才知道,中国的许多农民起义,屠杀起老百姓来,比谁都要凶狠,甚至比外国侵略者还更加缺少人性。因此,我现在对中国的农民起义抱着深深的怀疑——他们的起义,究竟是为劳苦大众,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揭竿而起,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目的?是泻私愤?报私仇?了私怨?还是自己想当皇帝?或者是想独霸九州大地?


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许多农民起义,成功后,与旧朝代的封建专制与残酷压榨相比,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农民起义,不仅没有推翻封建专制,反而强化了封建朝廷对于中国人的奴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历史?为什么要粉饰残忍?又为什么要颂扬暴力?我们给农民起义一次次贴金,一次次唱赞歌,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为一群流氓权力者大肆开脱、百般隐瞒、一味加冕,其真相大白后,最终的结果是:会让我们彻底失望,让我们极度愤怒,让我们加倍渴望民主与自由的曙光来唤醒中国大地上的一片片血泊。


为了彻底弄清楚农民起义者屠杀平民的的真实面目,且让我们走进四川,走进成都,看看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屠刀,是怎样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间起起落落、砍来砍去。


二、张献忠屠成都有外国传教士作证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明万历古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虽然他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恶棍和流氓。他在军中曾经犯法,本来是要被斩杀的,只因为相貌生得威猛而被人求情,这才免于一死。


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反明的号召在米脂起义。之后不久,他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从此,中国大地上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在北方席卷天地,一支在南方横扫千军。


张献忠的起义军南下后,先后在湖北和湖南一带迂回与明王朝的军队作战,由于他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和“避实就虚” 的战术,使得他打胜仗的时候多,吃败仗的时候少,这样一来,张献忠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在此期间,他还大玩政治欺骗的把戏,一会儿提出归顺明王朝,当朝廷刚刚同意并委以重任时,他又突然更改主张,给朝廷的军队以突然袭击,把朝廷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会儿他又要与李自成紧密合作,说是共同反击明王朝,李自成正积极与他配合的时候,他忽然变卦,乘李自成放松戒备后,大肆扩张地盘与人马。张献忠就是用这样一种奸诈、卑劣和无耻的伎俩,一次次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张献忠因此了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张献忠进入四川后,虽然遇到多股地方武装的抵抗,但这对于他强大的军队来说,简直就如入了无人之境。八月初九这一天,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了四川的首府成都。


攻克了成都后,张献忠立即铲除了各路诸侯的势力,至此,他彻底控制了四川的局面。


局势刚一稳定,张献忠就迫不及待地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完全照搬历代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和专制机制,看不出一点他要革封建专制的命的意思,堂而皇之地做起皇帝来。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亲自任命自己的四个养子为王:任命孙可望为平东王,任命刘文秀为抚南王,任命李定国为安西王,任命艾能奇为定北王。这样一来,四川的东南西北都被他的养子和亲信们给把守着了。


张献忠之所以要定都成都,是他十分看好成都这块宝地。因为,成都平原不仅物产丰饶,四季如春,而且易守难攻,成都平原周围的群山,成了他的天然屏障。在这样一个地方做皇帝,张献忠似乎就有了高枕无忧之感。


建立了大西政权,自己又当了皇帝,这对于打打杀杀惯了的张献忠来说,就感到异常的空虚与寂寞。这时候,他想到了佛教。一天,他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血里流入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


就在张献忠大肆屠杀僧人的时候,有两个在成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劝他不要如此灭绝人性,张献忠一听,立刻大怒,把两名传教士拖到跟前就要杀头。由于考虑他俩是西方人,就放了他俩一条生路。但是,张献忠没有放他们出去,一直把他俩软禁在自己的身边。


张献忠当了皇帝,自然是要招贤纳才,开科取士,以之巩固他的政权。于是,他就四处张榜,广告川内,要选拔人才。四川历来的才子云集之地,有了这样的好事,响应者自然就趋之若骛。应试的才子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赶往成都,以期被录取,获得个一官半职。在考试那天,由于一个应试学子得罪了张献忠,让他感到十分不快,立即咆哮考场,下令把前来参加应试的一万七千多名才子全部杀掉。于是,在成都青羊宫内的空坝子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学人的惨剧发生了。这些学子,他们哪里有反击之力,屠刀一闪,立即人头落地,血光飞溅。有的学子想跑,但还没跑出十米,随即被砍断双腿,接着又开堂剖肚,五脏六腑混合血浆流了一地,活活被痛死。有的学子开口大骂,即刻被割去舌头,剥去头皮,然后再杀掉。有的学子被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但他求饶的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活活戳死。有的学子为了自己活命,就帮助屠杀同类,结果,他依然没有逃过劫难,还是被杀了。这次对学子的屠杀,整整进行了大半天,青羊宫内到处都是血液,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被屠杀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巨大的山。后来清理屠杀现场,光是毛笔和石砚就堆得像一座浩大的帐篷。由于张献忠对学子的大屠杀,致使四川的知识界在若干年后都萎靡不振,几近荒芜的程度。两个西方传教士在回忆这个场面时说:“血肉横飞,痛极而死。”


张献忠把两个西方传教士软禁在身边,还经常听他俩布教,但是,张献忠一点都没有从天主教义中获得仁爱,反而更加地变本加厉地残暴着。他说:“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圣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主之命,珍灭此种僧党及世间恶人”在张献忠看来,他屠杀的是僧党,是恶人,是奉天主之命才杀人。这就是一个农民起义者得在天下后,依然是四面皆兵和诚惶诚恐的心态,并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的封建帝王的镇压手段。


每当捉着所谓的乱党后,张献忠一般不急于杀掉,而是叫手下去剥他的皮。在剥人皮的过程中,张献忠有许多规定。这些规定是:一、不能把人剥死,要把他痛死。二、不能手软,谁手软就剥谁的皮。三、开展剥人皮竞赛,剥得多就奖赏,剥得少就死。由于有了这样一些规定,参加剥人皮的人,个个都残忍无比,动作飞快,又小心翼翼。在剥了大量人皮后,一些心肠软的、心理承受力差的,或者是因精神崩溃而失常的,就本能地放下屠刀,不敢再剥人皮。这时候,张献忠就狂怒不止,以为他们在通乱党,就下令把这些放下屠刀人一个个吊起来,对他们实施剥皮。这些与张献忠一块起义、一块打天下的人,就这样被他剥去了人皮,活活地痛死了。张献忠不仅剥了心软者的皮,而且还把他的家人全部抓捕,无论老少妇孺,统统被剥去人皮,最后被惨烈地痛死。张献忠把剥下的人皮用竹竿绷着,沿街插满,一时间,成都的一些街头,全是绷张着的血淋淋的人皮,风一刮,就呼啦呼啦地乱鸣不止。望着满街的人皮,张献忠居然昂首阔步,前呼后拥,大笑不止。


最是残忍的,是对于婴儿的杀害。一天,张献忠捉到一名乱党的妻子,这个女人正是怀孕期,挺着个大肚子,张献忠一时兴起,叫人把她的肚子剖开,看看里面的婴儿是什么样子。于是,女人的肚子被剖开。婴儿被取出来。一见这婴儿,张献忠就很不高兴,说这孩子不杀,二十年后又是一个死对头,就叫手下想个最绝妙的办法把婴儿弄死。想来想去,最后想到这样一招:在地面插满大刀长矛,然后把孩子抛向空中,孩子坠下后,就被刀尖戳死。见到这个场面,张献忠觉得很有乐趣,就叫再来。于是,他的手下就开满城寻找孕妇,找到孕妇后,就如法炮制。据说,在这一天,张献忠杀害了许多妇女和还没有出生的婴儿。


同样是剖开肚子,还有一件事,张献忠干得就实在是荒唐无比。一天,他的一个手下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和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


张献忠的荒谬与变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一天,他突然想看女人的小脚,就命令把城里女人的脚砍下,带回宫里来慢慢欣赏。第二天,在他的园子里,女人的小脚堆成了一座山。这时候,他带着他的妃子一道去欣赏女人的小脚。欣赏了一会儿后,他忽然觉得这座山缺少一个山尖,就拔出刀把妃子的脚砍了放上去。这座脚山有了尖,张献忠乐得是前仰后合,哈哈大笑。


张献忠这些种种行为,应该说,是权力无限膨胀后的心理变态,是一种彻底的无信仰者嘴脸。一个曾经的人下之人,一个吃遍了万般苦、受尽了万般罪、历尽了万般辱的人,一旦翻了身,做了主,他的疯狂、残忍、暴戾与歹毒,就会以数万倍的能量释放出来,去获得他所谓的平衡与补偿。张献忠,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者,无疑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文明的扼杀,对于人性的摧残,一个比一个凶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在这样扼杀和摧残中步入了恶性循环,始终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虽然张献忠荡平了四川,但他一直没有收复汉中。自从三国以来,汉中就属于四川的领地。出于这样的考虑,张献忠决定收复汉中,获得一个完整的四川。但是,张献忠去收复了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时候,他疑心是成都有人通风报信,才使他在收复汉中时连连吃败仗。于是,他决定剿灭内奸。然而,他又不知道内奸是谁,更不知道他躲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了不漏掉内奸,张献忠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屠城。


这次大规模屠城,西方来的两传教士是亲眼目睹了的。其中一个叫安司铎的传教士这样描述道:“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谴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这时候,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这时候,两个传教士情词恳切、声泪俱下地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他俩的请求根本就没被张献忠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安司铎目睹完整个屠杀过程后,已是黄昏,日落西山,他不禁凄凉,几近崩溃的程度,在迷迷糊糊中漫步而回。一路上,他看见道旁死尸狼籍,血迹斑斑,其中还有没有被杀死的小孩在呻吟。于是,这位西方传教士就为小孩付圣洗,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入天国。在回家的路上,安司铎共付洗了12名孩子。


这两位西方传教士是来四川传授天主教义的,让他俩万万没想的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着他们的面,演绎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多么对立的两个世界观!在成都,这两个对立的世界观,最终是文明屈服于野蛮,是仁爱屈服于残暴,是信仰屈服于无赖,是上帝屈服于张献忠。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这就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东方暴戾,这就是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的流氓政权和痞子革命。


张献忠在成都的大肆屠杀,还没有解他心头之恨,紧接着又开始对四川各州市县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与牲畜等类,悉行诛灭,几无遗类。”由于血腥屠杀的恐怖笼罩着全川,致使流民四逃,土地荒芜,仓廪无粮,锅釜无食。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人就开始吃人,强者吃弱者,老者吃少者,少者吃病者,一时间,在四川这块土地上,四处都是人吃人的惨况。张献忠把四川人逼成了一匹匹饿狼,逼成了一群互相蚕食的畜生。土地荒废了,张献忠就收不到军粮,于是,他下令把杀死的人腌制成腊肉,供军队食用。这期间,成都各地到处是尸首,到处是瘟疫,一个美好的天府之国,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在成都城里,一些尸体来不及掩埋,就统统扔进河里和井里。成都的两条河,全被尸体塞满,根本无法行船。成都一万多眼井,全被尸体塞满,致使成都人无处获得饮水。


杀尽了成都人,张献忠现在准备去收复汉中了。在出发前,他开始焚烧成都,甚至连他的宫殿也不放过,统统化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出征失利,不能把成都白白留给敌人。


这时候已经是清大顺三年(1646年),汉中已被清朝所统治。在出发去收复汉中的前几天,张献忠又两次杀人。一次是杀军队中的老弱病残者。他认为这些人不仅不能打仗,而且还要消耗粮食,所以就把他们全杀了。二是杀他的老婆和孩子。他说不能把老婆孩子留给清兵去杀,因此他就亲自把他们杀了。

一切如张献忠所料,他此次出征,没有能够获得胜利,在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被偷袭而来的清军乱箭射死。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


成都一位知识界的老人在描述张献忠屠城后的景象时,这样说:“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四川原本是一个人口大省,被张献忠的屠杀和淫威,弄得几乎成了荒原。


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就是这样一个无比残忍、暴戾、专横、野蛮的张献忠,却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这真是旷世的荒谬与荒唐!


三、李自成“均田免粮”,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全是假口号。要解决中国问题还须思想启蒙


中国的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以欺骗的手段起家的。比如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张角的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李自成的是“均田免粮”,洪秀全的是“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宋江等人的是“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实在是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蛊惑性,因此,农民起义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迅速成气候,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揭竿而起后,尤其是得到天下后,就个个都变得像张献忠一样,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下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因而就歇斯底里地变起态来,大肆滥杀无辜,草管任命,为所欲为。


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一个以专制政治为体系的集团,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一个把儒家文化奉为神灵的民族,在他当道后,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奴化人民,强化自己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一改变,更无一例外。


在这样的时候,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只有依靠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状况。但是,几千年来,我们总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先锋,因此,我们的祖先总是把外国人称为蛮夷。殊不知,我们的每一次所谓的起义和革命,都是以国力衰退、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为代价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张献忠们的暴戾,就成了必然,想躲都躲不开,无数人的人头,想不落地都不行。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的;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以无数白骨把它支撑起来的。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说:“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了一次次血肉横飞的大屠杀。鲁迅因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立他们的奴隶了。”


让人感到一点庆幸和欣慰的是,张献忠死了近三百年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思想,终于进入中国,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人。


2004年10月12日于弄月斋


作者 汪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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