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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25日 - 红色教授王稼祥

(2008-01-24 17:22:40) 下一个


1974年1月25日 - 红色教授王稼祥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城市工业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他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

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焦急万分。在担架上,他向毛泽东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籍顾问下台

王稼祥于3O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

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到了险要难行的路段,他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撑着下来自己走——爬雪山时,他就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回忆,每天大家到了宿营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担架才能跟上来。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这真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

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儿,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60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虽然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今人不仅佩服其真知灼见,更敬重他能独立思考并敢于畅言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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