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 - 十月革命和共妻
是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
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多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才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新经济政策，却多不知道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多不知道早在1930年～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一切领域……
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搞乱了俄国
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史学界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指责“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搞乱了整个俄国，破坏了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国人民就不会经历如此多的苦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扬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在苏联刚解体的那几年，俄罗斯史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论点，其中有不少人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这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足为奇。经过十多年的整合和反思，现在的俄罗斯史学已基本步入正轨，多数学者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把十月革命看作‘俄国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是对俄国历史的曲解；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舒宾博士说：“俄国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革命：1905、 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90、 1991年‘革命’。前两次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革命，是俄国社会基本矛盾演化的结果。有人提出‘经过二月革命，俄国政治变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之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遗憾的是这一发展进程被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打断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当时的世界正在进行激烈的战争，刚建立的俄国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各党派凑合起来的。由于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在政府里代表各党派利益的人对战争态度的不同。临时政府因此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是要不要把战争打下去；二是要不要先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继续战争，就来不及改造旧的国家机器，重建新政权，同时也顾不上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而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就不可能集中有限的物力来保证战争的继续。
围绕这两个问题，使当时的革命者分成了三股力量：一股以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为代表，他们要求临时政府优先解决人民的生活出路；第二股力量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为代表，他们坚持必须在战争结束以后再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第三股力量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主张继续革命，停止战争，满足人民对和平、面包和土地的渴求。由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经不住来自协约国的威胁和十月党人的压力，坚持继续战争，拖延解决经济问题，结果错过了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改造旧国家，巩固新政权的时机。列宁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发动十月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舒宾接着说：“其实，在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续革命，而在于用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主张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以‘立宪’的方式，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阶段’；而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初期也是主张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平夺取政权的，只是到了后期才竭力主张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
但是，二者的做法对未来的苏联的影响是不同的。假如按照前者的主张，那么后来的苏联可能就不会发生诸多的悲剧性事件，也许不会在原苏联的领土上分裂出十几个独立的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解决财产所有权，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革命就结束了。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发动二月革命，就是为了获得财产所有权，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个目的尚未实现，就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就是苏联解体后有人说，‘俄国历史的正常发展被十月革命打断了’的意思”。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奥·列沃诺娃教授则认为：“舒宾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巨变称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与事实不符。‘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是‘进步’的意思。现在的俄罗斯多数人都认为，俄罗斯人民近十几年来所遭受的灾难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的，俄国历史倒退了几十年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合谋搞垮了苏联造成的。怎么能把这样的‘灾难’和‘悲剧’，说成俄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呢？”
（以上资料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8月10日，作者段启增）
十月革命初期的共妻制度
共妻制度自古就有，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存在。受此影响，俄国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就已经实行了共妻制度，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干部们能享用女子的数量。但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居然也实施共妻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苏联解体，大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苏联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曾有俄罗斯杂志报道称，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十月革命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成立了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专门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而她们都不满十六岁。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但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它还破坏了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