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4日
中国乡村走进了直选时代
1998年11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中国乡村走进了直选时代。法律颁布后不久，广州市就宣布明年l200多个村委会全部直选。
在这个法律草案公布之前，中国大部分乡村就已经进行了直选。1997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参观中国陕西农村并与中国农民交流了农村选举情况之后不久，6月29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在重要位置全文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
1997年7月6日，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向全球播放了一条长达17分钟的中国报道，详细介绍了CNN记者赴福建沙县、官庄两个村拍摄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全过程，“中国有这样一种民主，是许多西方人根本想象不到的。”
附录
孙君：《民主放的太开 自治缺少方法》
民主在中国农村推行近二十年，对乡村直接选举村官各抒已见，喜忧掺半，我在最初也是乡村民主的积极支持者，那时，我生活在城市，看的是《黄河边的中国》、《我向总理说实话》等，听的是媒体报导的镇匪村霸的宣传，民主在城市人的心中油然升起拯救苦难的农民，唤起农民的民主渐渐地成了我们这些人的理想。
从1999至2006八年的乡村实践中，不论的感性还是理性，我觉得农村民主有三大问题，一是现阶段民主直选不适应在乡村实施，主要的农村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均没有做好民主建设的准备工作；二是我们城市人太不了解农民，过于理想的把民主改革简单化了；三是我们的民主应该先党内后党外，没有一个政治先行的民主改革，民主建设显得无力。我所以说中国农村不宜在目前的状态下推行民主与选举，是因为我在这八年中深深地感受其中的利大于弊。
我希望民主我更希望中国乡村自治和民主，说这话时，我是生活在城市时说的，当我生活在农村时，我就忧郁了，因为我更加面对现实。
民主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信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法律保障机制，民主必须有和谐的环境，必须建立一个有自治的社会意识之中，这时的民主才显得有意义，而这些条件中国农村都不具备，正因为如此，我今天不赞成现阶段仍处在”愚、穷、弱、私”的中国农村的民主直选。
乡村发展是二张皮，一张是政府的粉饰太平，政府要的的是GDP，某某领导是否在选举时高票当选，修建了多少公里马路，墙上刷了多少标语，清理了多少村民的柴堆，建了多少个群众民主建议箱，电视台，媒体给予几次宣传报导……，另一张皮就是乡村干部对具体到乡村做事的声音，近日我在湖北、江西、北京、吉林、贵州、安徽、江苏、陕西等乡村咨询和帮助新农村建设，我们感受的问题决不是现在媒体上太平盛世，也并不是我们专家与学者坐在北京想象的“什么新农村建设的五大方法”，什么“民主乡村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却正好相反，因为我们”愚、穷、弱、私”乡村民主正随着发展和利益走向了不当之路，恰恰不理解乡村民主正在延迟中国乡村民主的进程。
民主的建立首先要农民和乡村干部知道什么是民主?就像毛泽东当年提出“革命的意义是打土豪分田地，”，就建国以后又提出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领取自己的东西，正因为毛泽东为中国人设定了目标，才让中国人有了人定胜天的年代。
民主是什么？我问了上百名（远远不止）农民民主是什么？95%说就是我们做主，乡镇村的干部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他们90%以上表示反对民主，他们声音基本一致说：乡村不适应推行民主因为我们民主需要集中，现在只有民主没有集中，以前说我们干部”干扰民”，现在应该是”民扰干”了，制定这个政策或者为乡村民主呼吁的人可能还没有听到在北京的昌平、顺义、密云、河南、河北、安徽、陕等等地干群关系的高度紧张的冲突，想这些村镇的精英们都从心里反对，他们有权有钱民主的工作还能顺利吗?
民主在乡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村官直选，选出的村主任，应该说村主任是村民、选出最能代表群众利益与声音，可现实村主任的权力与声音是极其弱小的，而真正代表村民声音的是村书记，书记的最上级确定权利不在村民，而是在政府，有的地方在走形式，我们只要下过乡的人都知道，村主任在乡村就是一个秘书，拿钱服务的角色，所以民主首先在权力和声音就不能实现民主。
乡村民主经过十几年的历程，乡村民主直选基本分为三个层面，一种是东部地区的村官是棒着钱拉选票乱许诺；一种是贫穷的西部地区，不愿当村官，山也卖了，水也没有，大队部田也分了，村村都是债务；三是中部地区，千差万别，以我们目前的目标设立，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学习，我想中部和西部地区都学东部和西部的民主，就不妥了。
民主的定位我以为在现阶段不准确，民主应该与和谐和致富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与维权、直选村官作为目的，我们应该让农民知道和谐是发展致富的根本，而直选与维权只是其中的手段罢了。
什么是民主，简单的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建立新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为人民服务”和我们的干部一直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仆人，我父亲和丈人都是工厂的领导，单位到年底分肉、分鱼，拿贺喜家是最小最不好的一份，是老丈人单位分房，分的最差的房是我们家的，那时我们小，不懂事，问为什么？大人们说：“我是共产党员”！小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有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乡村的很事就有政府说了算，村组还好一点，现在有一村一议，相对来说乡村的公共事业破坏少多了，城市就差多了，很多都是政府和商家合作，面子上很好，公众不知情，不参与，这就造成大事小事找政府，有事无事就投诉，原因就的本来公众想参与想支持的事，政府全部承担，最终是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反过来政府还说群众的觉悟不高，这一点台湾、新加坡、美国、日本做的很好。
那个年代很少听人说民主，说维权，工人与农民没有多少区别，干部与群众在工资与待遇也；没有多少区别，看病和上学对工人与农民来说是简单的事，应该说，那个年代基本体现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体系，而这种状态，我们在今天的韩国新村运动中又看到了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在呼吁乡村民主，村官直选，成互助级和合作社，本质上是农村还是农村，农民还是农民，农民没有变，是政府在变了，是干部不当仆人当主人了，社会福利与利益从主人转向少数的干部了。如果今天还有人说我们政府是为人民服务，那这话的人已我想已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基本诚实。
中国的乞丐90%是来自农村，人天生的需要尊重，走上讨饭绝对不是康庄大道，中国的农村90%高中生离开了农村，大学生100%不愿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农民包红包，放鞭炮送走了无数大学生，眼巴巴的等着他们回来，30年中国乡村的文化是建国以来这100年最严重的年代空缺。
三农问题昭示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改革，同时也提示了中国农民基本失去了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待遇，，在这样的一个城乡二元如此之大的社会中，文明、文化、信仰、和谐和法律自然失去了意义，尊严、公平、生存成了第一要求，中国农民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明时代步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痛苦的不公平的年代。
近十年中，凡是在农村工作过的人和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们，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干部关系的紧张，以北京昌平为例，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是什么？就是群众上访，基层干部70%的工作要忙于做上访的工作，这以致于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方向，稳定不出事是第一，发展是第二。
农民上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说话，要让他们有尊严，就是要让他们能像城里人和乡镇干部一样的生活，这个要求不过分，他们曾经有过，他们记在心里，他们所以上访其实是内心里还对政府充满着希望与信任，因为当今在中国的城市家中挂上毛主席、周恩来的画像的人越来越少，相反，乡村的农民越来越多。在佛龛上供的不是佛，而是毛主席，我们通过这种现象就能体会到农民的心里状态，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们比任何一个时期渴望他们能“当家作主”。
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在我看，农村民主已推行了十几年，然而这十几年乡村民主建设几乎是在一个奄奄一息的状态，看中央一号文件，看报纸电视，上网看乡村民主进程一片阳光，可是只要你回到村里住上20天，我们就自然知道了这其中的不真实。
这其中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政府既制定政策，又实施政策，最后还评估政策，整个一套是近亲结婚，我喜欢美国的制度，可我也并不非常反对集权的一党制，新加坡、韩国、中国历史上的盛唐、大汉等都充分展示了集中的一党制的风采，中国乡村应该在现阶段更适应这种制度。一种制度的建立是依据一个国度的文化、信仰与民族的性格决定，几千年来儒、释、道宣传的是礼仪、是修身养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和为贵，这种体制和惯性，今天并没有改变多少，这个是和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几千年的欧洲的基督文化是不一样的。
那怎样在中国乡村建立一个民主的集权体系，政府2005年开始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并把“民主管理”提到中国乡村改革的议程，同时在借鉴韩国的新村运动，韩国与中国的体制文化很接近，值得我们学习。那一党集权的韩国是怎么建立他们民主的呢？韩国新村运动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官民一体，由初期原“官主导”转向“民主导”，充分体现农民的价值与自信，韩国新村运动的精髓是发息农民内心的声音，“我们能做，干！就成功”，农民在这里成了主人。
韩国的新村运动转变成了韩国全体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建立国家伦理与便民道德，建设了一个民主、诚信、和谐、文明的社会作用，是一次泛国民的精神运动。
什么是民主呢？说简单就是韩国的农民当家作主了，民主的本质就是平等，有了平等就有了法律，就有秩序，就有了和谐。
中国农村民主应该怎样建立，我想主体在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像韩国政府与农民“官民一体同同吃同住”，那乡村文明只是文件上的民主，乡村不和谐的声音将会随着新农村的加快而不断漫延。
公平才能和谐，和谐才能民主，民主才能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的声音，也是农民的声音，在现今的960万平方公里上，如果我们还想寻找善良和本质上的中国人的精神，我我建议，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民的心里，在那我们能感受到人与人的关爱，人与人的真诚，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包括对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农民时时的记在心里，他们说的话常常刺激我们这一60年代的人。
中国势必在这个世纪步入文明现代化的社会，什么是文明现代化呢？那就是自由、民主、文明、公平，这个源头不在城市而在渴望民主的中国乡村，而开启乡村民主的路径恰恰掌握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手中。
2006-9-12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