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
由上可知，毛共建立的“新社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这决非愤激夸张之词而是逼真贴切的准确描述。它的特点是，若略去非人的“阶级敌人”不计，则社会由奴隶主（党）和奴隶（人民）两大等级组成。和古代西方奴隶一模一样，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特别是全部生产资料，连迁徙择业自由都被剥夺了，以致不能自食其力，得靠党来操心喂养之。新时代的奴隶主等级则完全是苏联的邪恶发明，漫说在中国，就连在世界历史上也见所未见。
凡是大陆人都该知道，中国社会的唯一统治等级就是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真ＴＮＤ文盲！典型的分类交叉，难道“学”不是“民”的一部分？）它伸入社会每一角落，成了全社会唯一具有主动性以及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能驱动社会同步运转的大脑、脊髓和神经，而人民（包括本是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在内）则统统成了瘦肉、五花肉甚至肥肉，唯一的功能就是被动地听从党神经的驱策，如臂使手一般圆满实现中南海意图。
这种奇特景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而且也不存在于西方文明世界。西方是“大社会，小政府”，从无一个严密的政治军队作为脊梁贯穿全社会。政府的权力不但极端有限，而且各级政府是分别选出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无党派隶属关系，可由不同政党组成。不仅如此，民选政府其实只是蛋糕顶上薄薄的一层奶油，人数很少，政权的主干还是公务员集团。后者并非民选，是只知忠实执行民选政府制定的法案的中立职能机构，决不会听某党某派指挥。这种社会结构和“大政府，无社会”的中国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中国社会的特殊权力结构，使得党成了构成社会稳定性的最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假定美国政府和中共政府同时被核弹消灭了，引发的社会后果绝对不一样。美国是由多个“自治板块”拼装起来的，即使没有联邦政府，全社会照样能运转。而中国政府乃是全系统中唯一能发出主动指令的中枢，一旦把这中枢去了，全社会瞬间内就要陷入无法想象的混乱。
因为把全社会资源和主动性全部集中在领袖一人手里，这种极权社会能无限制地强制动员人力物力，由此发出的群体合力是惊人的。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２０多年内就迅速地从欧洲最落后原始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业大国特别是军事强国，靠的就是这种军队式社会设计。
不幸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搞的不是苏式专家治国而是太平天国式白痴痞子治国，于是掌控在他手里的空前的人力物力资源便成了“大跃进”一类民族切腹的好快刀，折腾３０年非但没有造出苏式奇迹来，反倒使得中国进入了穷国前缘。
如上所述，这种新型奴隶社会的稳定性是空前的。如果只从私利计，邓小平毫无必要搞改革开放，只需当守成天子就是了。那今日中国肯定也是北韩那种稳定天堂。虽然党内权斗无比凶险，但绝大多数人民一定非常幸福，哪会有８９年的百万人民上街示威？
但老邓既然从九死一生的权力斗争中好不容易胜出，当然就想干一番事业，好青史留名。他在江西“将军楼”庭院里兜圈时，总算看出了现代奴隶社会虽然空前稳定，也能如古埃及一样，靠强制动员人力资源，完成与原始条件极不相称的浩大工程，但它和西方古典奴隶社会一样毫无生机。奴隶们给彻底剥夺了主动创业精神，当然只会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工不出力，再怎么狗屁倒灶，奴隶主还不是照样得喂养？
这就是老邓为何一意孤行，逆党心民心而动，执意“恩赐”，把抢去的部分经济自由归还给人民，这结果便是不但自行去除了制造虚幻幸福感的８大软件，还削弱了操控人民的３大硬件：
１、党虽然继续垄断全国精神资源 、信息资源和大部分物质资源，但不得不放弃部份物质资源。
２、私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人民在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有限的流动，使得相当比例的国民逸出了组织网络，削弱了党监控全民的能力。
３、私有化使得党失去了对全民粮道的严密控制，奴隶社会开始解体。
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统治者和人民的实力对比，但人民的绝对劣势仍然保持不变。这道理连白痴都能明白，就民运革命家不懂：所谓“暴力”的涵义与时俱进，现代暴力手段再不是原始人的拳头、弓箭、大刀长矛、甚至步枪手榴弹了。连萨达姆拥有的暴力对老美来说都根本不是暴力，而况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乎？他们和政府的关系乃是鱼肉和刀俎的关系，谈何“和法西斯政府较量”？
这倒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民才是“裤子档里阮”，全世界人民的硬度我看都差不多。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纳粹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被捷克流亡政府派出的杀手刺杀，６天后伤重不治身死。捷克人民闻讯后先是暗自称快，可没多久便开始忧心忡忡，最后竟然痛恨起杀手来。那原因非常简单：纳粹和我党一样，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事件发生后便开始大批枪毙人质，一直枪毙到抓到凶手为止。光是海死那天就枪毙了１５０多人，先后一共杀死了１５００多名捷克人和犹太人。
这疯狂报复吓坏了据说是决不会向暴力屈服的英雄人民。被枪毙的人质以抽签随机选出，于是每个人都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海德里希下葬时，２０多万布拉格人民全体出动，举行了该市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全民追悼大会，沉痛哀悼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家海德里希同志不幸逝世，愤怒谴责胆敢谋害国家领袖的恐怖分子。
这集会完全是自发的，当局并未组织。英雄的人民之所以干出这种令后世子孙甚至盟国蒙羞的丑事来，动机很简单：向当局表忠心撇清自己，希望当局就此开恩不要杀了自己，同时真诚地表示对累及无辜的凶手的强烈义愤，更由衷盼望他们早日落入法网，就此摘下无端挂到了全城人民头上的那柄达摩祖师神剑。
须知纳粹是异族侵略者，日尔曼民族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积怨长达几百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抵抗德国入侵。纳粹占领了该国后，全民都将入侵者视为仇敌，这与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态度有本质差别。饶是如此，两者实力对比之悬殊，仍然不能不让英雄的捷克人民乖乖俯首对屠刀。
这还不仅是捷克一国。所有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除苏联和南斯拉夫外，都始终没有像样的地下抵抗运动。直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长驱直入，纳粹内外交困、大局崩坏时，抵抗运动才开始活跃起来。那也丝毫不难理解──望风使舵打死老虎从来是人民最拿手的专业。
这在法国最明显。因为英国先把法国扔在灾难里，自己从敦刻尔克逃回本国去，后又在法国在北非的海军基地搞“珍珠港事变”，击沉了中立的法国舰队，法国人民恨透了英国，反和德国占领军建立了军民鱼水情，把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当成卖国贼谴责。在某将军拒绝在北非向戴高乐投降而回国时，巴黎人民倾城出动，欢迎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因为此，在诺曼底登陆后，英军一直怕遭到法国人民抵抗，连进入巴黎都只有请和维希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美国人打先锋。不料进城才发现水性杨花的人民只知忙着抱胜利者的粗腿，无论是美军还是英军都成了解放者，一律以姑娘的免费热吻（法国式湿吻？）不限量侍候。
因此，哪怕人民和朝廷真成了敌国，前节所述硬件软件统统丧失，统治者陷于全民包围中，只要朝廷“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那就一定会“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更何况三大硬件只是部分被冲蚀，并未全部崩解，丧失的只是那８大软件而已。但８９“风波”吓破了我党的胆，近２０年来它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弥补破墙，在防民如防寇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替代软件。大概可以总结于下：
１、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列毛主义国教，靠煽动仇外思潮转移人民对内政的注意，唤起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认同。
２、以高工资收买人民中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变成与政权休戚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借鉴传统社会以科举制度牢笼士大夫的作法，将政权向知识分子有限开放，把他们变成统治等级的“士官生等级”。
３、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将经济自由部分归还给人民，刺激起人民的主动创业精神来，为僵死的奴隶社会注入生机，促成经济起飞，以此给人民普遍带来空前的发财机会，不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空泛的政治转移到具体的经济事务上去。
４、形成一套社会赖以“和谐”运转的新时代的“潜规则”，其主旨是，尽量避免“取之于民，塞之狗洞”的毛作法，代之以“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的明智作法。这“潜规则”说白了就是：不可不贪，不可太贪，要贪大家贪，我拿大头，他人拿小头，综合起来便是“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使贪污从个人行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升华为全民行为，大家都分了一杯羹，只是多少而已，于是领导满意，群众开心，大家都幸福。
这就是贪官反而获得人民欢心的原因：他尽管给自己搂了许多钱，但还是给人民扎扎实实地办了许多好事，最主要的是思想解放有魄力，敢于并善于找到灰色甚至黑色的发财空间，敢于并善于使用灰色和黑色手段搞活本单位经济创收，使得全员沾光。虽然自己是最大受益者，但百姓觉得那是应该的。换个谨小慎微的清官去，虽然本人两袖清风，但也害得众人跟着他两袖清风，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官淘汰律”（请参考吴思著《潜规则》）。
当然，这第四条软件恐怕并非中央的原设计，而是社会在强制转型过程中自行“磨合”出来的。但不管怎样，它的确是那个烂污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兼稳定粘合剂。
５、人民抛弃了“仇富心理”，改而信奉弱肉强食的“狼羊律”。
如上所述，毛将“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误识，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培养出了人民空前绝后的“仇富心理”。８９“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心理大规模发泄的产物。一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它还是人民嫉恨的主要来源。
但人民总是务实的，因为经济起飞给全民带来了空前的发财机会，于是大众终于发现，与其作无济于事的愤愤不平家，还不如钻头觅缝地去寻找发财机会。“先富起来”的幸运儿们如今不再使得人民胃酸大量分泌，转而刺激其唾液腺，使得中国人民成了发财欲望最强烈的民族，万众一心，红了眼睛，效法跟随领导，扔下一切顾忌，寻找机会去肆无忌惮地宰人。
这其实就是网友观察到的“人民对腐败的耐受力空前提高”的实质。如费正清指出，传统社会使腐败制度化，让它变成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运转杠杆。为网人普遍推崇的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其实不过是用具体事例来演绎费正清的发现罢了。但无论是费还是吴似乎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潜规则之所以能存在并成为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杠杆，乃是因为在等级社会中权能生钱而已。如果严格实行西方社会的权钱分离，则这一套潜规则顿时消解于无形。
但即使如此，我认为，以上五条稳定软件除了第一条后患无穷之外，其余四条都值得肯定。第三条允许人民发财就不必说了，那绝对是应该的。哪怕是剩下那三条也是相对进步。相对于西方常态社会而言，它们当然是肮脏的，但相对于毛式奴隶社会而言，不能不承认还是伟大的社会进步。
就连那污浊不堪的新时代潜规则的出现也如此，“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虽是违法分贼赃，总比“取之于民，塞之狗洞”对人民更有利吧？即使与传统社会相比它都是一大进步。如《潜规则》一书所举大量历史事例表明，传统社会的潜规则实质是“百姓收买官吏免遭迫害”，而新时代的潜规则则是“群众容忍官吏贪污以求尝点残汤剩饭”。两者之间有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总而言之，这些软件除第一条外，其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社会转变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说它“半封建”，乃是它类似中世纪欧洲，存在着一个贵族等级；说它半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正因为是一个“解放脚”，于是便出现了新时代潜规则之类的“病态的社会进步”的吊诡现象。
由上可知，80年代后期乃是社会最不稳定时期，此后党控制人民的三大硬件虽然进一步削弱了，但由于上述一系列软件的建立，社会稳定因素较前有极大增加，六四一类全国性政治事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是我为何鼓动胡温采用“婴儿学步疗法”，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为六四平反。如果社会极不稳定，政府反而不宜作此类让步，否则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但若在天下基本太平时还不施这种有利无弊、无惊无险、防患未然的仁政，则政府真是蠢到不可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