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3月28日
高尔基诞生
（1868－1936）
ZT刘晓波:在斯大林金丝笼中死去的海燕
——高尔基死亡之谜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暴君是从为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慨许愿……但一旦成为暴君并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祇好不由自主地消灭谴责自己的人，直到他既无友，也无敌。”不幸的是，柏拉图所言屡屡被后来的一个个暴君所证实。在各种类型的暴君中，共产极权体制下的暴君——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尤其是祇看重一己权力的孤家寡人。
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极权体制下，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既是受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又是被收买的主要目标之一。迫害是为了让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人封口，收买是为了让知识人按照钦定的调子歌唱。如果说，斯大林是所有极权者的榜样，那么，高尔基就是所有御用文人的楷模。高尔基为斯大林征服苏联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受到极权者的特殊“优待”，就要“知恩图报”，率领众多名流集体礼赞伟大的斯大林及其血腥独裁。正如《高尔基传》的作者芭拉诺夫所言：“苏维埃政权为何觉得高尔基重要和宝贵？简言之，就因为他听话。”
高尔基的同时代人的苏尔吉切夫这样评价所谓的文学大师：高尔基这样一个中流作家所获的成就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所不曾获得过的。高尔基拥有一切：荣誉、金钱、女人的爱。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高尔基与被耶稣抛弃在沙漠上的那个魔鬼签了合同。高尔基对斯大林极权的接受、谄媚和屈从的恶劣性质，是何等懦弱而猥亵的生存策略！
极权者对任何人都不会完全信任，也都是采取极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高尔基这只无产阶级的“海燕”，当斯大林要利用他为自己的权柄歌唱时，他不仅给高尔基种种物质优惠，还为大作家披上华丽的羽毛——崇高的名誉和地位，但在斯大林的金丝绒集中营里，他却没有丝毫自由。他的一言一行全要看是否投合斯大林的心意，他祇能按照钦定的谕旨来歌唱，稍一跑调就被封嘴，最后变成被金丝绒鸟笼闷死的海燕。
（一）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冲突
当斯大林基本完成党内清洗，其绝对权力不可动摇和个人形象进入神化之时，他与高尔基的蜜月期也随之过去。特别是在高尔基拒绝了为斯大林作传之后，大作家对于斯大林而言，不再是摆在最显眼处的超级花瓶，而是大幅度贬值为可有可无的碎片。所以，斯大林对他的请求基本置之不理，对他的公开言行也不再看重。在生命的晚年，尽管在私下里，高尔基对斯大林越来越不满，但他在公开发言中继续充当斯大林的第一颂扬者和苏共政权的驯服工具。
从二十年代高尔基与列宁的冲突以来，秘密警察对高尔基的监控从来没有放松过。高尔基被列宁逼出国门后，克格勃仍然定期给他生活费，在他的身边安插间谍。在他被斯大林捧为“苏联的二号人物”后，他的身边也布满了内务部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了严密监控。
高尔基的情人布德别尔格是双料间谍，她要向苏共内务部报告欧洲及英国的情况，也要把苏联的情况报告给英国情报部门。就是她把高尔基在英国及欧洲的档案交给克格勃。
高尔基的所谓秘书克留奇科夫实际上是随身看守，他不但安排高尔基本人的事务，居然还掌握着高尔基家的财权，控制着全家日常生活，所有来访者都要经他挑选，高尔基所能见到的来客大都是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和一些无耻文人。他经常安排行迹可疑的女人陪伴高尔基彻夜纵酒狂欢，直到作家昏昏睡去。
更可耻的是，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与妻子的关系不好，经常在晚间外出与别的女人厮混。马克西姆挥霍无度，一夜就能花掉上千卢布，动不动就私下向掌管财权的克留奇科夫伸手要钱，这就为秘密警察们提供了猎艳的机会。克留奇科夫为他的顶头上司雅戈达与这位美艳儿媳的私通提供方面。雅戈达之所以经常光顾高尔基的家，既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作家，也是为了追求作家的儿媳。为此，雅戈达自称是高尔基的远亲。马克西姆死后的第二年，高尔基全家乘游轮沿伏尔加河旅游，雅戈达也参加了。这位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先为自己作了特殊安排，命令手下的人用一道暗门连接两个相距较远的包厢间，为雅戈达与年轻寡妇的私通提供方便。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与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会面，两人谈及苏联文学，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高尔基也谈到他对《真理报》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和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的反对；谈到他被阻止去莫斯科，从事他热爱的工作；谈到他的处境孤独和心情抑郁。而这一切会面细节都保存在秘密警察总部的高尔基档案中。
高尔基慢慢地了解到集体化带来了可怕的大饥荒和镇压，知道了无数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他开始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但他已经失去了公开批评的勇气，至多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就一些个案向高官做出私下请求。比如，他经常向雅戈达发牢骚，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但斯大林绝不在乎这种私下牢骚，祇是让雅戈达敷衍一番。
高尔基余怒未消就再遭打击。“国际民主作家协会”邀请高出国参加协会的大会，但因为该协会的部份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抗议苏联处死了许多人。所以，斯大林指示雅戈达：绝不放行。雅戈达告诉高尔基：政洽局反对他去参加大会，希望他要自觉维护苏共和祖国的声誉，让他在国内发表声明，警告那些污蔑诽谤苏联的作家们好自为之。
尽管，高尔基对大饥荒及其滥杀无辜表示愤怒，但那祇是自家内部的分歧，而外国作家们请他出国参加会议，显然是希望通过他了解到苏联的饥荒和迫害的真相，并与他们一起发表公开抗议。这就不再是“家内事”，而是能否顶住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能否维护苏维埃祖国的声誉的问题。所以，高尔基再次本着“内外有别”的惯例，他私下表示愤怒，但他又公开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自己由某种原因而无法参加协会。他在信的末尾违心地说：他确信那些被处决的人是罪有应得。
导致斯大林彻底抛弃大作家的事件是高拒绝为斯大林作传。斯大林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另一自私目的，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借大作家之笔，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当雅戈达确信大作家已经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后，斯大林先命令一直与高尔基保持联系的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转达，哈拉托夫把斯大林的传记材料寄给高尔基，隔段时间便询问“您是否还需要什么材料和您想在什么时间把书给我们。”但高尔基没有回应。斯大林又吩咐雅戈达去暗示高尔基：他若能像赞扬列宁那样再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但无论斯大林给高尔基多少桂冠和好处，也无论斯大林的部下们如何暗示、开导和劝说，高尔基皆不为所动。现在，高尔基的个人档案中还保存着一摞有关斯大林的传记资料，上面还有一些高尔基翻阅时留下的各种记号。
对高尔基的最大打击是他儿子的神秘死亡，传说是斯大林对高尔基的第一次重拳打击。马克西姆的生活虽然放荡奢侈。但他经常向父亲讲一些不祥的消息，诸如饥荒、逮捕、清洗等等。1934年5月11日，马克西姆染上肺炎，突然病逝。斯大林等政要马上前来安慰大作家，但随后的一连串事件不能不使高尔基产生怀疑：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祇能被迫中断；接着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死去，死因不明。高尔基自然会想到，随着高尔基对国内真相的更多了解，他在怀念儿子时，就想到儿子向他讲过的那些听闻，一群群因饥饿而骨瘦如柴的身体，一个个沿街乞讨的孤儿，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一张张因恐惧而惊慌失措的面孔……高尔基意识到：斯大林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在谎言制作的虚假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恐惧。据说，高尔基晚年的日记中，有大量发泄不满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内容。可惜，作家死后，这本日记落入秘密警察之手并被销毁。
斯大林建议由大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员，高尔基藉口无管理才能，谢绝了。他也越来越不愿意为斯大林树碑立传。写不成传记，斯大林还不甘心，请大作家写篇文章总该答应吧。奉斯大林之命，雅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了一个请求：1934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雅戈达深信，这次作家总不可能再拒绝斯大林的“请求”了。然而，高尔基再次拒绝，令雅戈达尴尬，让斯大林气愤。
1934年年底，斯大林企图最后一次利用高尔基。该年12月1日，一个年轻的苏共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尔尼宫，枪杀了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洲第一书记基洛夫。当晚，既没有经过政治局决议，也没有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仅仅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仅用了两天的时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该决议对苏联当时的刑事法中的侦察、审理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有关规定作了大幅度修改，1，对这类案件的侦察不能超过十天。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夜交给被告。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如此修改，显然是为血腥大清洗打开为所欲为的司法大门。开始，官方把凶手锁定为残余白匪分子，几天后就宣布处决了参与暗杀行动的104人。可是，两周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被诬陷为谋杀基洛夫的策划者，所有报纸毫不留情地向原来的反对派头目们开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许多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统统被捕。
在当时的苏共高层，基洛夫是唯一一位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高层人物，他关心人民能否吃饱肚子，在经济上他反对极端集体化而主张某些“自由化”政策，他不但与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等人争论，甚至曾面对面地对斯大林大声说：“我认为，早就该取消配给制了，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吃得像样些！”在政治上，他反对对一切党内外异见进行无情镇压，主张改善党内关系、党与知识界的关系。他靠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把斯大林已经下令判决死刑的案子，通过政治局的集体决定改为流放。
最让斯大林嫉恨的，是基洛夫在人民中的声望很高，甚至有超过斯大林的趋势。比如，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一切程序都预先规定好了，连欢迎领袖们的掌声也不例外。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规定鼓掌时间为两分钟，祇有给斯大林的掌声要长达十分钟。可是，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台时，代表们似乎忘记了规定，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掌声。基洛夫所赢得的掌声持续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基洛夫的反对票祇有3张，而斯大林的反对票却高达270张左右。以至于选举委员会迟迟不敢公布选举结果，后来，在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选票，宣布基洛夫和斯大林的反对票都是3张。大会结束后，基洛夫的巨大声望更是广为人知。
稍微了解苏共内幕的人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被斯大林清除出权力高层的，绝不可能谋杀基洛夫。真正谋杀基洛夫的幕后指使者很可能是斯大林。因为，除掉基洛夫并将罪责转嫁到原反对派领袖的头上，实为一箭双雕之策。
虽然，至今也没有找到斯大林指使暗杀行动的直接证据，但间接的证据起码有：1，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警卫逮捕，而且发现他带着枪，但他却两次都被释放。2，在案发前，斯大林想调走负责基洛夫保卫工作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菲利待。麦德维基，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叶甫多基莫夫，因为麦德维基对基洛夫极为忠诚，但是这项人事变动由于基洛夫的强烈抗议而推迟。于是，雅戈达就打起麦德维基的副手伊万。扎波罗热茨的主意，他带着扎波罗热茨来莫斯科面见斯大林，然后扎波罗热茨带着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宁格勒。 3，案发前，内务部还通过一封密报信了解到：尼古拉耶夫因被开除出党而心怀不满，无法找到工作使他陷于愤怒和绝望，遂产生了要杀党的监委主席的恶念。斯大林通过雅戈达密令扎波罗热茨与尼古拉耶夫接触，扎波罗热茨通过告密者偷看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确认他有杀人报复的心理。扎波罗热茨便主动帮助尼古拉耶夫，时不时给他些钱花。这期间，斯大林又在莫斯科再次接见扎波罗热茨。 4 ，案发后，斯大林马上赶往列宁格勒，亲自操控对案件的侦讯和审判； 5，对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审判由秘密法庭执行，没有向社会公开任何审判细节； 6，在处决尼古拉耶夫之后近一个月的1935年1月23日，苏联报纸又报道说：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菲利普。麦德维基、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及其他十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刑，其罪名是“在获悉有人正在酝酿杀害基洛夫的情报后……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谋杀发生。”而在实际上，这两位列宁格勒分局的正副局长根本没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两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矿”托拉斯的领导岗位上，在西伯利亚负责富金矿的勘探工作，生活过得很悠闲。
高尔基对基洛夫颇有好感，他被暗杀让高尔基感到震惊和愤怒。12月4日，他发表文章谴责恐怖行为，但当清查凶手的方向由白匪残余转向党内反对派之后，高尔基已经看出这背后的阴谋。斯大林认为，大作家仅仅谴责恐怖分子是不够的，应该让他公开谴责季诺维也夫分子这些“真正的谋杀者”，祇要高尔基再次发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们”的怒吼，对反对派的指控就会在人民中坐实，也可以应付国际舆论。
于是，雅戈达再次向高尔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他为《真理报》撰文谴责谋杀者的“个人恐怖”。已经看清了斯大林的高尔基断然拒绝。而且，他对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国家恐怖”显然是指斯大林的大清洗。
1935年1月，高尔基再次就基洛夫案件在私下里评论道：“无产阶级的警卫队花了17年时间去捕捉和消灭欧洲资本主义的奸细，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8个年头，作为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谢尔盖。基洛夫却被人暗杀了。”
由于斯大林的要求大都被高尔基谢绝，两人相互利用的关系基本决裂。从此，斯大林拒绝高尔基的任何要求。
（二）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出国
无论高尔基的心中有多少疑虑和不满，但他在公开场合仍然对斯大林进行肉麻的吹捧。他一面私下抱怨“好像是被围墻围住，不能逾越一部！被包围，被封锁，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很不习惯啊！”“我感到我过的是流放地的生活，……什么都看不到，过着这样的日子心里难受极了。”另一方面，他在公开场合却讲着另一套语言。比如，在儿子神秘死亡三个月后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成立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召开，高尔基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主报告。在致大会闭幕词时，一上来就高呼：“为斯大林祝福！”致辞的结尾更肉麻：“列宁的党——无产阶级的领袖万岁！党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万岁！”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1935年2月，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突击手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高尔基身体欠佳，没能亲赴参加，但他给大会写了祝贺的短文，通篇仍然是言不由衷的赞美。该年4月9日他又写了《两个五年计划》一文，又在高呼：“伟大的、具有博大的组织家思想的”、“富于感情而又智慧非凡的”、“给予欢乐的青春的……约瑟夫。斯大林万岁！”
但这些虚伪而肉麻的颂歌不再能够打动斯大林。高尔基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斯大林立刻命令《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并派人专门把那张报纸送给高尔基。此篇批判文章意味着不允许公开批评高尔基的禁令正式解除，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公开批评高尔基的文章，并且大都在《真理报》等重要报刊上公开发表。而高尔基写给《真理报》的反驳文章，却被拒绝刊登。
斯大林还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惯用伎俩。当年，为了收买高尔基，斯大林压制马雅可夫斯基领军的“拉普”作家群。现在，为了打击高尔基，斯大林又抬出马雅可夫斯基。1935年12月5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公开申明：斯大林同志认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遗忘了他，就等于犯罪。领袖现在出面捧诗人而贬小说家的拉偏架，如同1932年他出面捧小说家而贬诗人一样。
老朋友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给高尔基，惶恐地告知克格勃的人把他和高尔基的通信全部搜走了。这让高尔基想起当年列宁逼他出国时的卑鄙恫吓，他极为气愤，找雅戈达质问。雅戈达安慰说：请放心，一切都会妥善解决的。
最让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高尔基立刻投入营救行动，他四处打电话，找雅戈达、找叶努启则，让他们去请示斯大林，但斯大林再不会开恩了。
高尔基对营救加米涅夫（前政治局委员，曾与季诺维耶夫一起，帮助斯大林搬倒了托洛斯基）尤为卖力。因为他与加米涅夫早已熟悉，在加米涅夫失势之后，曾被安排在科学院出版社作高尔基的副手，高任社长，加任副社长。两人早年的熟悉和后来的一起共事，加深了彼此了解和私人关系。所以，高尔基把加米涅夫视为老朋友，多次为他向斯大林求情，但都被粗暴地拒绝。
斯大林像当年的列宁一样，借调查加米涅夫的名义，下令查抄了作家负责的出版社。高尔基愤怒了，声称要离开苏俄，去意大利的索伦托治病。但斯大林汲取了当年列宁放作家出国的教训，不会再放他出国去公开说话。甚至，高尔基被选为巴黎国际保护文化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并于1935年6月8日拿到了护照，大会发言稿也准备好了。但他仍然无法成行，公开原因是遵照医嘱，此时他不宜出国。之后，高尔基又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允许他出国，但斯大林再次下令：基于健康原因，不准高尔基出国！
历史的轮回就是如此讽刺，当年，列宁以让高尔基出国治病为由，逼走大作家；现在，斯大林也以治病为由，却是禁止大作家出国。
（三）高尔基死亡之谜
即便到了此时，这些黑箱中的迫害也并没有影响高尔基在公开场合的表演，他仍然被邀请出席各类庆祝会和纪念会，与其他高层政要一起为斯大林站台。1935年2月，他出席布琼尼第一骑兵集团军十六周年庆典；同年6月30日，他又与罗曼。罗兰一起站在红场的主席台上检阅体育大军。
儿子的神秘死亡、看透真相的失落、被严密监控的压抑和日渐加重的肺病，使高尔基的情绪落入谷底，在被封锁的孤独中，他经常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罗曼。罗兰在访苏时见到了高尔基，他在《莫斯科日记》中也记述到：“高尔基的眼睛中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
高尔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在向斯大林陈述无效的情况下，他写信给法国的诗人兼共产党员阿拉贡，陈述自己的危险处境和悲痛情绪，请这位著名诗人马上来见面。但斯大林早就下令严密地监控高尔基与外国作家的通信，特别是他与罗曼。罗兰等人的通信，因为斯大林从一封高尔基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了解到，作家对苏联现行的各种制度的不满日渐明显和加深，正在想方设法地要求会见外国作家。被秘密警察包围的高尔基写下的这类求救信，当然也无法寄出，而是通过内务部头子雅戈达落入斯大林手中。正在指挥大清洗的斯大林，害怕高尔基一旦造反，必将危及他的统治和信誉，所以，斯大林责成雅戈达一定要好好看护高尔基。在秘密警察的看护下，高尔基的行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他甚至看不到真正报纸，而祇能看秘密警察通过拼版专门为他印制了一份报纸。
阿拉贡在高尔基死后写到：“已经有两个月了，高尔基不断地叫我们去，而且一次比一次显得急迫”。但有人劝阻阿拉贡不要急于来莫斯科见高尔基。所以，直到1936年6月15日，当诗人和他的俄国妻子到莫斯科之时，高尔基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虽然见了面，但高尔基已经无法说话。当时在苏联访问的法国作家纪德也要求见高尔基，也被陪同他的秘密警察所延误，没能在高尔基生前见上一面。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
围绕着高尔基的死亡之谜，如同基洛夫被谋杀之谜一样，一直有斯大林秘密下毒之说。但也像基洛夫之死一样，无人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因为斯大林已经毁灭了包括杀手们在内的所有证据。所以，祇能根据一些现象进行推测：1，斯大林了解到高尔基对现政权的不满日益加深，为了防止大作家在忍无可忍时突然向斯大林挑战，还是从肉体上除掉更为保险。2，在高尔基死后，甘愿充当斯大林的御用杀手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克格勃头子们，一个个死于非命。清除掉这些了解真相的人，显然是为了杀人灭口。3，污蔑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合谋害死高尔基。4，在高尔基的最后十天里，斯大林曾三次来到作家身边。5，雅戈达领导的内务部里建有毒药实验室。
1，斯大林要利用大作家的亡灵来作秀
高尔基死后，苏脸媒体上最突出的主题是“斯大林是高尔基的最好朋友”。因为，斯大林还要继续榨取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亡灵，利用“斯大林－高尔基的真诚而深厚的友谊”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要：既要让死去的海燕继续高唱颂歌，又要借助大作家之死来继续党内清洗。
早在高尔基病危之际，斯大林就下令按照当年列宁病危时的规格，从6月6日开始，每天在《真理报》上发布高尔基健康状况公报，直到6月18日去世为止。
作家去世后，斯大林决定在红场上为高尔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斯大林亲手捧着大作家的骨灰盒，后面跟着苏共的政要。他还特意安排来访的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致辞，让这位多次要求拜访高尔基而不得的作家为高尔基的亡灵祈祷，也让欧洲知识界看看苏共对高尔基的尊敬。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中回忆到：当他荣幸地在红场举行的隆重追悼会的主席台上，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杨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苏联政府还邀请他为高尔基致了悼词。这对于一个左派作家来说，是何等的礼遇和荣誉呀！
在高尔基死后的第二天，三份主要报纸同时刊出参加过抢救大作家生命的三位医生的三篇文章。《真理报》发表了斯帕兰斯基的《高尔基一生的最后几天》，《消息报》发表了列文的《最后几天》，《文学报》发表了康恰洛夫斯基的《高尔基的最后几天》。一望而知，文章的标题几乎相同，内容也完全雷同，什么高尔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和红色苏联的忠诚仆人，什么党和政府一直对他关怀备至，作家能够在病情早已恶化的情况下活了三年并从事创作，全靠党和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一个名叫叶法诺夫的御用画家创作了大型油画《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在高尔基病床前》，描绘国家领导人对高尔基的关怀。这一“杰作”自然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高尔基身边的人员还特别突出大作家对“斯大林宪法”的赞美。回忆文章的作者一律宣称：在高尔基患病期间，斯大林曾经把载有新宪法草案全文的报纸寄给作家，新宪法使身患重病的高尔基欣喜若狂，他甚至不让护理人员为他朗读，而非要让护理人员把那张报纸放在枕头下，为的是自己要亲眼看完，哪怕每天祇读几段。
看看这几段完全雷同的回忆，就会对斯大林如何利用高尔基的亡灵有更细节化的了解。
布德别尔格回忆道，高尔基看了新宪法草案后说：“咱们老在这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疾病）周旋，那边，大概石头都高兴得流下泪来。”
医生斯帕兰斯基回忆道，自从接到新宪法草案后，重病中的高尔基总是激奋地谈论新宪法，“虽然气喘吁吁，有时说话不得不停顿下来，但还是不断反复地谈论……‘瞧，我和你们老在这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周旋，要知道，现在国内，也许石头都在歌唱哩。’——他不止一次地对照料他的人员说。”
另一位在高尔基死前的几个月拜访过作家的马尔沙克回忆说，斯大林是在作家死前4个月的2月12日把宪法草案寄给高尔基的，高尔基看过后对马尔沙克说：“瞧，这个小册子超过我们写的全部东西，……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力的文件。”
这一切对高尔基与新宪法的回忆，全部源于斯大林极为看重这部宪法，把它视为个人的伟大功绩——俄罗斯历史上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事实上，从1935年开始，高尔基已经处在“软禁”状态，他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他要见的人和想来见他的人都要经过“秘书”克留奇科夫的审查和允许。就连高尔基每天看的《真理报》都是假造的。在高尔基临终前的十天里，斯大林三次亲临作家的住所，第一次就赶走了包括雅戈达在内的所有人，除了他自己可以随便来看高尔基之外，他祇派了一个名叫切尔特科娃的护士看护高尔基，要求她寸步不离，而不允许其他人再靠近高尔基。
据这位从6月8日-18日昼夜看护病人的护士后来的回忆说，她从未见过布德别尔格或斯帕兰斯基叙述的事情，每天都在与死神搏斗的高尔基，没有见过新宪法。
1938年6月，大清洗进入高潮之时，一本名为《海燕——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生卒》一书出版，印数三十万册。作者米哈伊尔。科里佐夫是著名记者、《真理报》编委、《星火》画报创始人、《鳄鱼》漫画巡刊编辑，他还是科学通讯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与高尔基的关系非常亲密，一起编过杂志和多种丛书。这本高尔基传的主题是：作为列宁的最忠实继承人的斯大林，也继承了革命领袖与无产阶级大作家的动人友谊。继列宁之后，斯大林成为高尔基的最好朋友，两人之间有着炽热而有效的友谊。作者写道：“作为高尔基家的常客，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常常坐到深夜。”“高尔基作为斯大林的老战友，作为他的老朋友，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祖国，列宁、斯大林、高尔基三人的这一友谊也已经成为反映我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的历史事实。”书中甚至公开谈到，高尔基父子都是被托洛斯基和布哈林指使雅戈达招募来的医生列文等人谋害的。
但是，《海燕》出版半年后的12月17日，这位作者也被逮捕，之后便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人间蒸发了。
2，斯大林还借高尔基之死进行新一轮大清洗。
“死亡政治”是人类文明的变态，却是所有的独裁体制的常态，即著名人物的死亡常常伴随着凶险而残酷的权力格斗。纵观漫长的独裁制度史，共产极权的野蛮实乃前无古人，其“死亡政治”也更为残酷。在前苏联，列宁之死引发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争，基洛夫之死变成斯大林清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的藉口，高尔基之死也不例外。
高尔基的死亡像基洛夫之死一样，既充满令人困惑的谜团，又被斯大林解释为罪恶的政治谋杀，是由“资产阶级的走狗和间谍”、“法西斯败类”、“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共同策划完成的。具体而言，谋杀高尔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右派集团”的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和在国内的布哈林的合谋策划，在国内由雷科夫和雅戈达直接操纵，由安排在高尔基身边的秘书和医生执行。他们先用谋杀作家的儿子来打击高尔基，接着又借高尔基身体的每况愈下谋杀了作家本人。而谋杀高尔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斯大林，如果这个阴谋不被揭穿，下一个谋杀的目标就是斯大林本人。所以，高尔基死后，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立刻被捕，几位医生也被相继失去自由，大作家的别墅被多次彻底搜查，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死后两个月，1936年8月19日，在莫斯科审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1937年，斯大林开始清洗布哈林等党内元老和作家们，1938年3月，对布哈林、雷科夫等人进行了第二次大审判。在两次大审判前，斯大林都曾许诺：祇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人在审判中公开认罪，就可以免于一死。这些非常了解斯大林的“战友们”居然相信了，承认了所有被诬陷的罪行，布哈林还出卖了几十个学生，并以恶毒的语言进行自我羞辱。而暴君是不会遵守承诺的，违心认罪的布哈林等人全部被处死。
据出席过此次大审判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布哈林等大多数被告已经失去了个人意志，完全处在任人摆布状态，一个个精神委靡不振，消极待毙。特别是布哈林，一反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的常态，而祇是机械性背诵早已准备好的认罪台词。由此爱伦堡猜测，很可能克格勃头子叶若夫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被告的口供。至少，布哈林的交代和认罪，是在审讯人员发出要杀死其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的威胁之后。
斯大林是玩弄权谋的高手，大清洗使他的权力得到空前巩固之后，他又要用祭奠死人来收买人心。他一面利用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百年祭日来笼络知识分子，一面把大清洗的主要罪责栽赃到他的忠实打手秘密警察的身上。
像当年筹办高尔基诞辰庆典一样，苏共中央成立了普希金百年纪念活动的专门委员会，由政府高官、作家和研究普希金作品的专家组成，纪念活动的序幕是出版了各类研究专着，尽量把普希金与现政权联系起来，如《普希金——我们的同志》，《普希金的遗产和共产主义》等书。重头戏是在克林姆林宫的大厅举行纪念活动的筹备会议，斯大林等高官悉数出席。据受邀出席纪念会的作家楚科夫斯基的日记记述：斯大林的出现令整个大厅沸腾起来，“我四下张望，所有的人都是一副迷恋、温和、表现高尚精神和露出笑意的面容。看见他——不过是看见而已——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种幸福。杰姆琴科老是在跟他说点什么，我们大家都很嫉妒，但又很羡慕——她太幸福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体味着他的每一个姿势。我甚至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具有表露这种情感的天分。当人们向他鼓掌，他掏出一块（银白色的）表，含着迷人的微笑向大家展示时，我们都不由自主地低语起来：”表，表，他让我们看表了。‘后来，散会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存衣室旁边又回想起这块表来。帕斯捷尔纳克不住地低声对我说些赞叹他的话，……我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回家，两人都沉醉于欢乐之中。“
先让秘密警察清除掉政敌，然后再清除掉最了解大清洗内幕的秘密警察，并从中挑出几个替罪羊来安抚人心，是斯大林的一贯做法。斯大林先把高尔基之死栽赃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和雅戈达等人身上，让叶诺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克格勃头目，而雅戈达、高尔基的秘书和医生等人都被枪决；继而，为了缓解大清洗造成的普遍不满，斯大林又把37年、38年的大清洗栽赃到叶诺夫身上。1938年11月，苏共中央作出缓和镇压运动的决定；12月，叶诺夫被解职，39年秋被捕，40年夏被处决。
毛泽东在还未夺取全国政权的1940年代，他拒绝斯大林在中共内的代理人王明，却在割据地延安搞出了斯大林式党内清洗的中国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的整肃也是针对党内异见者和知识分子，张国焘和王明是党内异见的代表，被控为“托派”的王实味等人是知识界的代表。而且，毛泽东学习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方式，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越。斯大林主要依靠“肉体暴政”，毛泽东则是双管齐下，除了以白色恐怖从肉体上征服之外，他还要从灵魂上征服——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实施“精神暴政”。他让被整肃者接受党内会议和群众大会的羞辱，从尊严上人格上精神上摧毁对手。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发动群众的大清洗贯穿于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停息过，直到大浩劫文革进行了十年之后，毛泽东的自然死亡才使中国走出了大规模政治清洗的时代。
结语：知识分子与暴君为伍的教训
高尔基，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耳详能熟的著名作家，由一个“不合时宜”的独立知识分子，变成了“太合适宜”的御用文人的现身说法，为所有独裁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无论是出于观念上的糊涂，还是出于人格上的懦弱，在与极权制度的合作上，越是大知识分子就越可能成为独裁者的大帮凶大帮闲大花瓶，前苏联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亦如此（如郭沫若等），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毛时代的“右派”变成了邓时代的郭沫若（如费孝通等），邓时代的开明派又变成了江时代的“稳定派”。物理学家钱学森是纵贯毛、邓、江各个时代的三朝古董级花瓶，每个时代都受到独裁者们的特殊宠幸；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就是执政党用来收买社会名流的制度化机构，专门供养大帮凶大帮闲大花瓶。
虽然，邓时代和江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像毛时代的那样驯服，但是，中国知识群体的质量还是无法与前苏联的知识群体相媲美，人家有索尔忍尼琴和萨哈洛夫，我们呢？
国内知识界流行“顾准热”时，出版过一本《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作者居然还好意思宣称：“顾准一个人的不屈人格洗刷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耻辱。”不错，在血腥而愚昧的毛时代，无论是圣女林昭的壮烈殉难，还是堪称伟大的睿智顾准的人格，他们的倒下和长期被遗忘，比如，林昭反抗暴政的伟大行迹，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知识界的关注；顾准的思想和人格，也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被重新发现，非但洗刷不了中国知识群体的耻辱，反而祇能加深我们的耻辱。林昭和顾准作为知识个体的高贵，恰恰反衬出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弱智、胆怯、猥琐和下流。祇有当我们能够在他们的坟墓的面前长跪不起、真心忏悔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才能在强权高压下挺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智慧。
《克林姆林宫秘史》的两位作者说：“如果伟大是依据所残害的人数和征服的领土多少来体现的话，那么1945年的斯大林，在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谋杀者中，其声望之隆仅次于希特勒一人。斯大林的成就多，祇有他的错误可与之等量齐观。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就杀死了大量农民，并利用农民的尸骨制造了欧洲最为庞大的战争机器，足可与纳粹德国相匹敌。此后他又血腥地消灭了军队中的核心指挥层，阻碍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创造，并在疯狂般的政治和社会‘清洗’中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忠诚支持者、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和工人。他与希特勒共同瓜分了东欧，把大片领土连同生活在那里的数百万居民一起并入苏联。”
与斯大林这样的暴君相处，很少有人能获善终，党内的高官如此，社会名流亦如此。综观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他作为斯大林的最高级花瓶，其生死都服务于暴君私利的最大化。
我祇能慨叹：可怜的高尔基标示着可怜的无产阶级文学！
不知为什么，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想到巴金老人，现在，这位百岁老人终于解脱了，带着他未能兑现的“说真话”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心愿，也带着中共恩赐的“人民作家”的荣誉和王蒙等人给予的“旗手”美誉。巴金去世之前，自从1999年以来，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医院中的某一间特护病房内，躺着中国文坛仅存的所谓泰斗。这位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媒体上却说，巴金对前来祝寿的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来表示谢意。据说，每天用于维持巴金生命的费用则高达三万元左右，而这对于正在经济腾飞的大上海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为了炫耀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独裁党肯定不会在乎。
病夫治国，乃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但通过对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还重，也仍然是“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许多歌功颂德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每年的生日，这位“文坛泰斗”又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的祝寿。2003年，全国同贺巴金百岁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温家宝总理亲临病榻前探望。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得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一点也不亚于斯大林统战高尔基。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高高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这祇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
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他曾数次请求安乐死，但是，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几经交涉，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祇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2002年的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把植物人钦定为国家领导人且全力维持巴金的心跳的中共当局，继续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德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