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6年 6月2日
40年前，一个“516”通知，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序幕。“我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燃烧十年的动乱之火。
40年过去，当年的发动者与被斗倒者都已经作古。当年千万“意气风发”的红卫兵，“改天换地”的知识青年已经成为进入退休之际或已经下岗的老人。40年，足以让一个人青春老去，伤痕愈合，却不应让一个民族健忘。对于这场耗时十年，千百万人丧生，亿万人牵连，数千亿物质财产损失，无以计数的文物损毁的“大革文化命”，决不能停止记忆，不作反思。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文革，成了中年人怀旧和青年人猎奇的对象，变成了像章收集与样板戏回味的逸事。认真的回忆，严肃的思考，都被一句“向前看”所封杀。更何况，中国刚刚大张旗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相形之下，对文革的冷淡使人惊心。记住外患，遗忘内乱，这不应是一个健康民族的所为。
诚然，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不争议”，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受到政治冲击，每个单位都被派性所困，争议的结果只能是国家与个人的两败俱伤。“不争议”才使中国“闷声发大财”，得以收获今天改革的成果。
但是，政治上的“不争议”并不等于历史的遗忘。对文革所作出的结论，不代表思考的终结。尤其是，在40年过后，恩怨已经淡去，往事已经如烟，毛与刘的后人已经握手言欢，这应使我们的思考更清晰，更客观。
如果说，文革的过程象个闹剧，文革的结局是个悲剧，而文革本身绝对是一出历史正剧。它是一个有其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大事件。文革空前，但不一定绝后。即使不是“七八年来一次”，如果有合适的土壤，类似的事件仍难免或大或小地重演。因此，十年文革，留给这个民族的和世界的，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个硕大的问号和惊叹号，以及未尽的省略号：
---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出现文革的体制性因素是什么？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消除了这些因素？换个角度说，中国是否找到了一种国家可以长治久安，不需要通过急风暴雨，大破大立的方式，来消除自身的弊端？文革斗争对象的“官僚体制”是否已经不成问题？
---为何文革能有如此广泛的和激情的群众参与？如果仅把它归结为领导人的发动或误导，是否过于简单？其社会基础是什么？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青年的参与？如今的两极分化，贪污腐化是否会导致类似冲突的重演？
---文革这么一种反文化的，反理智的运动，为何能在一个文明古国，在一个礼仪之邦出现？在一个号称“温良的民族”(辜鸿铭语)中出现？是我们的文明有问题？还是文明因不断的革命而出现了断裂？这种情形在今天有何变化？
---如果说文革仅仅是一种中国现象，为何当时在有不同政治文化土壤的海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法国的“五月风暴”，等等，除了当时“反修防修”的背景外，国际体系的不合理，如冷战的封锁，遏制，贫富悬殊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文革的外部土壤？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国家在封锁与遏制下的过激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与文革类同？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指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点，在文革历史上更显得如此。站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上，站在一个互联网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中，站在中国大步崛起与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回首文革的历史，将启发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结论，使我们更加警醒，更加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