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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封建之美(2)

(2007-05-25 19:20:54) 下一个

再说封建之美 2

朱雨心

其实,“羊吃人”的事并不稀奇。改革开放后,大批工人下岗,与“羊吃人”非常类似。本来,工人附属于各个“单位”,既没有随意找工作的自由,也不用担心会失去工作。工人的几乎一切,都由这个“单位”掌管。这一个个“单位”,就象是一个个小小的“封国”,里面的工人就是这个“封国”的臣民。工人与“单位”的关系,就相当于封建臣民与封建君主的关系,彼此有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人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也必须,找“单位”解决。工人在“单位”工作是“作贡献”,有点类似封建臣民为封建君主服役。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人不自由,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也坏不到哪里去,至少象马洪亮唱的那样:“生老病死有依靠”呀。

当然,这里只是从工人与“单位”的关系上讲,有封建色彩。但是,这里的“单位”,实际上是政府的政治、经济、宗教三合一的派出机构,并没有政治、经济上的自主权,与封建社会的封国完全不同。

后来,“改革开放”了,不需要工人再“作贡献”了。“单位”既放弃了管制工人的权利,也不再背负照管工人的义务。以前具有封建色彩的“单位”,变成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公司了。资本主义色彩的公司,当然是“利”字当头。公司必须按其经营的需要,来雇佣工人,用得着工人时才雇工人;用不着工人时,不但不雇工人,还要把多余的工人解雇。失去工作的工人怎么生活呢?那得靠工人自谋出路,不关公司的事。这是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与资本家黑心还是红心,没有关系。公司首先要能营利,否则,公司就要倒闭,工人还是照样没有生计。原来的“单位”那一套,若是很好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搞什么“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搞什么“改革开放”。正是因为原来的那一套糟糕到了搞不下去的地步了,才会有“改革开放”。可想而知,原来的许多“单位”根本就不能营利,改成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公司后,必然是:要么倒闭,要么裁去冗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人没了生计。不光中国是这样,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苏联“改革开放”后,连人均寿命都大大地降低了,平均每人少活五年。 几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这个事件就叫“改革开放吃人”。

乡村农民的情况与城市工人的情况不同。在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之前两千年,大多数农民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小农,本是“小资产阶级”。富农、上中农的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套用共产党的理论来推导:富农是稍微“剥削”一点(别人)的小资产阶级;上中农应该是基本上既不“剥削”,又不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就算是“贫下中农”(即,贫农和下中农),也是小资产阶级,只不过资产更少,生活更苦罢了。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农民,自己都没有了土地了,所以,不再是小资产阶级了,而成了“无产者”了。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乡村农民与“集体”(生产队或公社)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这个人身依附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很有限。这个“集体”,除了组织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收入外,并不负担管理农民“生老病死”的义务。这些都要靠农民自己。农民基本上是自生自灭,自谋生计,但是,却没有自谋生计的自主权。乡村农民在迁徙自由方面,其实比城市市民要宽松些。跨地区的婚嫁,无论是女人出嫁,或是男人入赘,即便是跨省,都没有户口上的障碍。而城市市民基本上只能是市内通婚了,否则,就有户口上的障碍。所以,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乡村农民比城市工人更自由,乡村中的封建色彩不浓,最多只能算是“半封建”。

改革开放,对于城市工人,充其量是利弊掺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而对于乡村农民却是有明显的好处。因为农民又有了“资产”和自谋生计的自主权。城市工人当然也有了自谋生计的自主权,但是,工人,原来是“无产者”,改革开放后还是“无产者”,每个月都要量入为出,仿佛《杜鹃山》中田大江说的那样:“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那自谋生计的自主权没有多少用处。农民,本来是“小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前成了“无产者”,改革开放后,土地又分回来了,虽然不是真正的拥有土地,但是有了自主使用权了,差不多又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了。农民住的房子是自己的,没有房租的负担,吃的是自己种的,也不是非要花钱的,维持生活不难。改革开放前,农民的后顾之忧远甚于城市工人,因为“生老病死”无依靠。而改革开放后,乡村农民有了“资产”和自谋生计的自主权后,回旋余地大增,而后顾之忧却相对大减。所以,改革开放,乡村农民是原始推动力,而城市工人却不是。乡村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城市工人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不只是锁链,还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特权,失去了尊严。

“羊吃人”,吃的是农民,把封建君主的附庸农民吃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工人,同时,被附庸的封建君主则吃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资本家。“改革开放吃人”,吃的只是城市工人,并没有吃乡村农民,把原来有封建色彩的各“单位”的附庸工人,吃成了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自由工人。英国的“羊吃人”,吃了三百多年,吃出了永不落日的大英帝国。现代社会的节奏快,估计“改革开放吃人”,吃五、六十年应该就差不多了,最后吃出什么结果,取决于具体的吃法,现在尚未可知也。

资本主义的自由工人,名义上可以自由地寻找雇主,自由地工作或不工作,其实,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主动权不在工人手中。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资本家可以自由地雇工人,或自由地解雇工人。工人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套用鲁讯先生的话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稳奴才的时代”,而工人常常成了“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政府强化统治。另一方面,人民本来是由许多封建君主分散统治的,现在,这些权利从各封建君主手中释放出来后,都被集中了起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空前提高。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过程,无一不是中央政府集权的过程。在欧洲,由普鲁士(一个日尔曼封建君主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日尔曼各封建君主国,建立起了中央政府后,才有了德国。日本的明治维新,各封建君主 “版籍奉还”,向日皇上交领地、臣民,废藩置县,也是一个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利的过程。当然,这些后起的国家,权利向中央政府集中原因,多少是因为“尊王攘夷”的政治动机,未必在于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驱使。然而,德、日迅速崛起,表明中央集权比封建分权,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退一步讲,至少表明中央集权并不一定妨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中国自秦以后,一直沿用郡县制,早就是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资本主义国家了。近代的中国,并无封建可废。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问题。把近代中国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什么“两千年封建社会”,这是胡说八道。其实,要怪,也只能怪两千年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非常不同的德国,迅速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而文化背景与中国非常相同的日本,也迅速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比较近代中国与英、德、日的差异,其共同之处恰恰在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英、德、日在转型前,均是封建社会。由此推测,倘若,真是“两千年封建社会”,世界的历史当然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中国即使不能象英国那样,碰巧在恰当的时间首先玩起了什么“吃人”的花样,但是,至少也可能经历德国或日本那样的过程,迅速崛起。这“两千年封建社会”,只怕是求之不得呢,有什么可厌恶的?朱雨心 2007 年 4 月 22 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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