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要是我当时明白了，比新浪还早一年成为.com呢！但我也不后悔，我办事的原则是我听不明白，就不能投 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网上的“潘石屹”铺天盖地，令人耐心全无地重复。 在中国，再没有哪个地产商有比潘石屹更高的曝光率了。作为SOHO中国的联席总裁，除了具有时代符号般效应的SOHO现代城，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出尽风头的“建筑师走廊”、在海南一度引发空前热销的“博鳌蓝色海岸”别墅区、各种论坛、艺术展览、模特大奖赛、时尚品牌发布会……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去年，他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摄影和电影领域。《西行25度》、与梅婷联袂主演的《阿司匹林》。 几乎他的每一句发言，都会成为第二天网站上的文章标题；几乎每一个礼拜，潘石屹都会在SOHO小报上进行一次网上聊天，参加聊天的网友包括公司的员工，各个媒体的记者，以及天南海北的拥趸们。 在媒体面前，潘石屹是透明的。至少他要给媒体透明的感觉。 潘石屹确实是很谦和的，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上一期绅士训练班就能速成的。潘石屹气质中最难模仿之处就在于，他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名人，而且没有架子。 1984年第一次坐电梯 和公司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没有什么不同，有些匆忙又很随意，一抬眼，潘石屹已经出现在办公室门前了。秘书拦住他汇报工作，他便停下侧身倾听，眼光一扫，看见已经在房间里等着的我们，便微笑一下，随即又回到秘书讲话的内容中，很专注。 去年，潘石屹被某周刊评为“飘一代”代言人。 而这一称呼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感觉，思索了片刻，他望着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飘一代。” “我理解的飘一代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但不是这个城市固定的人口，没有本地户口，不懂人家本地方言。民工才是典型的飘一代。” SOHO中国的办公室的一面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成片的高楼拔地而起，密布联绵，见证着北京这座现代化都市惊人的发展速度，而他正是这现代化场景的创造者之一。 按流行的说法，从祖辈开始，潘石屹的血液里便已经流淌有“飘一代”的气质了。 最初，潘石屹并不叫“潘石屹”，而是“潘适夷”，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 “适，是合适、适合的意思，夷，是安逸。这是爷爷对我生活的期望吧。”潘石屹说，“以前我国有个大翻译家，翻译过《约翰·克里斯朵夫》，叫楼适夷，‘文革’时被打成了右派，为了避嫌，我改了好几次名字，才变成现在用的这个。” “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甘肃天水，我爷爷是家族里第一个走出天水的人。” 根据潘石屹的叙述，潘爷爷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和村子里的亲戚闯世界了，先在北京上了一个北洋政府的警官学校，之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从天津坐船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员，结交过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到村里。“不过爷爷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潘石屹想了一下，补充说，“其实，关于他的好多故事也都是村里流传下来的。” 潘石屹的老家天水位于甘肃与陕西的交界处，虽地处偏远，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传说中伏羲、女娲的故乡、风景秀美的“塞外江南”。 “小时候在地里干活，天晴的时候，能看清麦积山。”潘石屹对童年的印象还很清晰，“每家都收集字画，穷得叮当响的，也有古董、古画。” 童年是潘石屹最乐意演绎的话题。最后，一个不怎么会讲普通话、视吃饱饭为理想的穷小子形象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你面前。 封闭而贫困的童年，村子里的人怎么听不懂普通话广播，医生在村子里如何吃香，上中学的时候怎么老梦见一张一张的食堂饭票，把西北穷孩子的人生向往说得质朴真实、哀而不伤。 “1984年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电梯，下了车进到北京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电梯。”潘石屹的叙事风格很生动，对于细节的记忆也让人钦佩。“那时北京站电梯只有上，没有下，不像现在的电梯有上有下。我就从楼梯上走下来，再上去，走下来，再上去，连续坐了好多次。” 那时才是飘一代 1987年，在机关已经呆得很安稳的潘石屹，毅然辞职下海。 第一个落脚点是深圳。对于一个初次越过长江的北方人来说，气候、饮食、语言、工作压力，不适应感来自方方面面，据潘石屹说，那是自己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 “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回头，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他是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潘石屹来到海南，经人介绍认识了海南省体改所负责人，加入到其下属机构“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在那里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的“农高投”聚集了好几位如今北京商业圈叱咤风云的人物，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阳光100集团董事长易小迪，还有在做风险投资的王功权…… 在海南明媚的阳光下，几个年轻人吃住、办公整日呆在一起，共同筹划创业大计。在“当事人”的叙述里，那是个“财富与梦想”的年代。 “冯仑以前是做体制研究的，喜爱社交，开始时主要务虚，他又是我们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我们都听他的。公司成立的前几个月主要是王功权在做业务，后来他在开会时极力推荐我，说潘石屹最具有革命热情，这种人不做业务做什么？” 王功权也许没有想到，几年后，潘石屹正是凭借具有“革命”、“前卫”精神的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 不过王功权的赏识，在潘石屹看来，不值一提，“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业务，我当时好像是公司的副总兼总会计师，无非就是拿住了钱，然后炒房炒地，房子只要有产权证就可以卖了，之后就是谈判，签约什么的……” 或许时间冲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只是风淡云轻。问他为何选择去海南时，潘石屹轻松地笑了，回到开始时的话题，“那时候才是飘一代呢，当时拿个身份证，钱也没有，想走哪就走哪去。现在飘的话，不还有很多负担吗？” 与.com失之交臂 经历了海南的热潮和“万通”的风云，如今，潘石屹还一如既往地“卖房子”，不过相比其他同行，又带些“异类”的气质。 潘石屹的办公室布置得简单，宽大办公桌的正中摆了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靠墙排开的矮柜上码着公司的内部刊物SOHO小报和其他一些设计精美的出版物。房间角落里放了两盘切得又厚又圆的菠萝片，黄灿灿的，散发出新鲜的水果香气。 “在中国，我可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 1993年，在美国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绍了当时还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雏形，并表示“潘石屹的商业感很好”，希望与他合作。朋友举了半天的实例向潘石屹解释投资机会，说“信息高速路”就好比机场高速路，“网关”就好比收费站，可老潘怎么也听不懂。没辙，朋友后来找到了四通集团，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现在新浪网的前身。 “要是我当时明白了，比新浪还早一年成为.com呢！”潘石屹咧咧嘴，“不过，我也不后悔，我办事的原则是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能投。” “卖房子”是潘石屹不离不弃的主业，但除此之外，对其他一些领域他也兴致盎然，比如现代艺术。 进入SOHO中国办公室的一层，第一眼就看到空旷的展示厅里摆放着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经在去年上海双年展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后余生的面孔，在室内冰冷冷的白色调的映衬下，迸发出扑面而来的视觉震撼力。 潘石屹指点，这些照片是刚刚运到的，而且“贵得不得了”，“费了好大的劲”。 潘石屹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务正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东方文化里事物都是相通的，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只有东方人才能体会这种智慧。”他说，“管理公司，摄影，写文章，与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是相信命运的 实业做大了，通常就超脱起来，潘石屹也不例外。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很喜欢老子的，据说对禅宗也很有研究。1980年代中曾以《你别无选择》名满文坛的刘索拉就曾说过，“我感觉，在《西行35度》的后面，在潘石屹的后面，有一些非建筑、非房地产的东西，像是哲学。” 和潘石屹谈话，有同样的感受。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现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信息非常的多。我相信一句话，空的大脑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脑子里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实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但一旦你空灵了，放开了，就是神在帮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这样阐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后，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做大事情要跟做小事情那样才能做好。” 于是，当问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什么？”时，潘石屹叹口气，有点带牢骚地说，你们记者最爱问这些问题，什么你的人生中有几个里程碑啊，你的人生中有哪个选择特别重要啊，其实我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料的。“谁能知道‘四人帮’会垮台，要不是‘四人帮’垮台，我怎么能回到城市里？谁能知道会有邓小平出来，要不是邓小平出来，怎么会有改革开放？” “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帮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细思悟了一阵。 潘石屹的深入浅出与平和心态是让人折服的，尽管事后会觉得有些遥远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态度又总会弥补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潘石屹对记者非常好，从不摆架子，感觉他总会跟你谈点绝密的消息，但你会发现，不仅谈话没有什么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还会发现太多的媒体都出现了昨天的谈话内容。 基于老潘的平和，采访接近末尾，我不遗余力地临时八卦了一下，“您认为您哪里最吸引张欣女士？”老潘有一点结巴，含糊地说，“我都一个老男人了，还有什么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识趣地又问，“那年轻的时候呢？”潘总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来没有送过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么的。但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大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从潘石屹的言谈里捕捉往日惊涛骇浪的痕迹是困难的，对于一个喜欢老子的人，人生本应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与湿润。从农村穷小子到亿万富翁，当所有的人沉醉于生动的小故事中时，他戛然而止，说出一句“我是相信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