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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生观略谈
--大宗师
“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是三部很类似的好莱坞影片，“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介乎于“Forest Gump”和“Big Fish”之间，都是相当不错的关于人生观的影片。“Big Fish”的主人公善于用寓言的方式讲诉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儿子小的时候自然被他的这些奇妙的传奇深深吸引，但当他的儿子长大之后却觉得他的这些故事全属天方夜谭，逐渐的就与他产生了隔阂，当他患病不久与人世之时，他的儿子前来探望于他，为了弄明白幼时他父亲讲的这些传奇的真伪，他的儿子便探访了这些故事的当事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真正的了解了他父亲，了解了他父亲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奇特的情感、精神世界，了解了他父亲永远炽烈年轻的心。“Big Fish”一开始的寓言故事，是关于主人公和街坊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讲，街坊巫婆神通广大，邻里们都怕她得很，她有一只水晶玻璃眼，观看者透过这只水晶玻璃眼，就可以看到自己一生的结局。主人公和街坊几个小孩，都想去见识见识巫婆的这只水晶玻璃眼，但又怕她得很，还是主人公有勇气，直接找上门去，问巫婆能不能让他们几个小孩子见识一下她这只水晶玻璃眼，貌似凶恶的巫婆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这几个小孩就一个个看过来。其中一个男孩看到自己站在凳子上换灯泡时，从凳子上摔下来摔死；另一个男孩看到自己大头朝下摔在什么东西上摔死了；轮到主人公去看，他看完后笑了笑，说了句整部片子画龙点睛的话：“我知道我的结局了，不算太坏，知道了怎么结束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太对了，如果知道了命运，命运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就无所畏惧、潇潇洒洒的去拥抱命运吧！可是又有谁真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呢？恐怕没有人，每个人唯有在一生中take calculated risk，一步步来，怎样take calculated risk，怎样度过人生，就是个人生观问题。“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都对人生观和命运作了相似又不尽相同的诠释，其中“Forest Gump”的回答最直接：即使是智障人士如Forest Gump，只要遵循圣经中的最基本的教导，顺其自然，一样能有一个完整成功的人生。这是西方人，特别是美国conservative的人生观，那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都是人，人性本无差别，差别的是所处时间、空间、客观条件的不同，和在此条件下做各种事情的可能性和成功率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人有的一切社会情感、行为元素，外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一切社会情感、行为元素，中国人也有，所不同的是统计意义上的量的差别，是事件发生的统计意义上的threshold的差别，也就是做各种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别。人种之间的差别可以基本忽略不计，造成中国人集体和外国人集体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的原因是文化的不同。文化是一个社会每个成员都下载安装的操作系统，社会制度、法规、程序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是在文化操作系统之中运行的软件，文化的差别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成员群体做各种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别，其结果就是在不同文化成员情感、行为元素量上的统计涨落呈现出不同的pattern。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产生、发展的时间、空间、客观条件是不同的，作为她的发展的内容，历史上中国人民为求生存、求发展所作的努力和选择也是同其他文明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别。
中国文化上溯五千年都远远不止，最早应源于差不多万把年前的伏羲、女娲时代，那个时代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太极、阴阳、八卦的哲学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男女婚嫁仪式和传统，这是中国人人生观中最基本的东西。在远古时期，占卜在宗教、婚嫁、渔猎、耕作、收获、迁移等社会活动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占有极高的比重，以太极、阴阳、八卦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占卜的卦辞逐渐发展汇集成册，其最高成就连山、龟藏、周易，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完整的雏形。易经将伏羲八卦发展成八八六十四卦，相应于事物发展变化从开始到结束的六十四个阶段、形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归纳，充分体现了了古朴的辩证观和方法论。易经不仅仅是占卜的卦辞，更是古老辩证法的精华，还囊括了古代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历史、经济、科技、民俗、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是与易经一脉相承的，不间断的，其内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易经铸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作为易经的补充，上古流传下来的还有“尚书”、歌舞、神话传说和农牧渔、医药卫生、天文历法等，歌则被收录在后来的“诗经”之中，神话传说则被收录在后来的“山海经” 之中，医药卫生则发展为后来的“黄帝内经”，农牧渔、天文历法等则散落收录于其他后来的典籍之中，而舞的一部分或许保留在武术和传统仪式之中。易经既然铸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也就必定铸就了中国人人生观的精髓。中国人人生观中一定有辩证法的内容，一部分就源自易经。易经中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君子以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思想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孙子等伟人都出于那个时代，黄帝内经、天人合一和五行之说也产生在那个时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孙子等百家之言都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种说法，老子的“道德经”是易经坤卦的诠释和引申；孔孟的儒家学说则是易经乾卦全方位的演绎；而“孙子兵法”则是易经师卦、坎卦、革卦、旅卦、豫卦、屯卦的战事推演。至汉武帝时，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成为了国家的官方哲学思想体系，但同时，统治阶级又奉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双重标准。孔孟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登上主流文化的宝座，除了它维护男权社会，维护家庭关系，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外，它的通过“礼”规范社会关系的思想，它对社会、人生的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及对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主义精神在当时确实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意义。再有就是，儒家有办学的传统，既解决了儒生的社会地位和生计问题，又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培养了儒家的接班人，使得儒家得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最终使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客观原因。不过儒家学说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常态“乾卦”的学问，其他状态它并不太涉及，也就不能很好的处理事物发展变化其他状态的问题，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时紧抱着儒家思想，就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就要“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家占据中国文化官方的垄断地位后，其他的百家学说就不得不下野，转入地下继续生存发展，由于历代统治者对道家的双重标准，道家便成为儒家的补充，其他诸家便汇集到道家的旗帜下面，以道家的面目继续生存发展，所以后来道家就成了个大杂烩，什么都有，传统文化、诸子百家、外来的，非儒的，就都成了道。其实不仅是皇帝们“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一般人也是“内用杂家，外示儒术”，在学校学的是孔孟之道，在公开场合、大面儿上、常态的条件下，遵循的是孔孟之道，以礼待人；但在校外，从社会上、从文学、艺术、大众传媒、从民俗、从周围人事中学到的则大部分都是带着“道家”帽子的杂家，在非公开场合、在台面下、在非常态的条件下，用的则都是杂家。
佛教自晋末五胡闹华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代知识分子改造、传播、发展，至唐朝达到鼎盛，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学，与儒、道三足鼎立并成中国主流文化，中国人人生观里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佛学，还有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也是来自佛学教义。人们思想中的所谓孔孟之道，其实很多都不是孔、孟当初的思想，孔子自己编有“春秋”，给易经做过注解“十翼”，“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将当年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编成的集子，“大学”的作者则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而“中庸”的作者则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宋朝朱熹将儒学发展成所谓“理学”，订出“理学”经典“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和“论语”一起被列入“四书”。在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原本并不是孔子的原话，而是他的孙子子思的思想。无论是儒，还是释，还是道，儒释道三家都大讲道德，道德观、善恶观是中国人人生观中最重要的观念。其次，中国人都讲究忠、孝、仁、义、礼、智、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概念都来自儒学；中国人又比较推崇节俭、谦虚、谨慎、容让、为人处事留有余地，这些则来自道家思想，而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的思想则是来自于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的中医学。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占卜、堪舆之术在地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后来成为紫微、八卦命相、风水之学，中国人大多都有些宿命，就和这些有关。虽然如此，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太强烈，中国人非常实际、非常入世，其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前，从周朝时起就选择了理性主义的发展方向。周以前，殷商时期，殷人非常迷信鬼神，鬼神祭祀、占卜在殷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据说美洲印第安人就是殷人的后代，他们到现在还是那么迷信鬼神。“尚书”里讲，周武王革命成功推翻纣王后不久，就严令禁止寻常百姓的鬼神祭祀、占卜活动，代之以祭祀天地、祖先，让所有的巫师一下子失了业。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理性、入世的思想一贯是主流，中国文化用家、国、祖先、后代、人与人的关系、关爱和实用、现实、享乐、使生命升华的情怀成功的代替了人们的宗教感情，使人们无需宗教彼岸的拯救，而在此岸也获得永生，这可能是中国文化最特别、最具魅力的地方。
中国文化，无论儒释道，其核心之一就是探讨“性命”之学，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探讨人理性与感性，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儒家偏向于理性统帅感性，到了“理学”阶段，甚至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道家则崇尚道法自然，侧重于感性是理性的基础，倡导作自然的人，即“真人”。佛家则强调自身的觉悟，排除虚妄，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明心见性。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欲望有着深刻的、不同的影响，因人而异。近代强势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为了现代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自身的富强，选择学习西方文化，西方科学、技术、理性的思想成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则退居二线，西方文化在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中自然就有了一席之地，也出现了“内用中华文化，外示西方文化”的现象，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又从另一个高度走到了同一起点。
--大宗师
“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是三部很类似的好莱坞影片，“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介乎于“Forest Gump”和“Big Fish”之间，都是相当不错的关于人生观的影片。“Big Fish”的主人公善于用寓言的方式讲诉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儿子小的时候自然被他的这些奇妙的传奇深深吸引，但当他的儿子长大之后却觉得他的这些故事全属天方夜谭，逐渐的就与他产生了隔阂，当他患病不久与人世之时，他的儿子前来探望于他，为了弄明白幼时他父亲讲的这些传奇的真伪，他的儿子便探访了这些故事的当事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真正的了解了他父亲，了解了他父亲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奇特的情感、精神世界，了解了他父亲永远炽烈年轻的心。“Big Fish”一开始的寓言故事，是关于主人公和街坊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讲，街坊巫婆神通广大，邻里们都怕她得很，她有一只水晶玻璃眼，观看者透过这只水晶玻璃眼，就可以看到自己一生的结局。主人公和街坊几个小孩，都想去见识见识巫婆的这只水晶玻璃眼，但又怕她得很，还是主人公有勇气，直接找上门去，问巫婆能不能让他们几个小孩子见识一下她这只水晶玻璃眼，貌似凶恶的巫婆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这几个小孩就一个个看过来。其中一个男孩看到自己站在凳子上换灯泡时，从凳子上摔下来摔死；另一个男孩看到自己大头朝下摔在什么东西上摔死了；轮到主人公去看，他看完后笑了笑，说了句整部片子画龙点睛的话：“我知道我的结局了，不算太坏，知道了怎么结束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太对了，如果知道了命运，命运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就无所畏惧、潇潇洒洒的去拥抱命运吧！可是又有谁真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呢？恐怕没有人，每个人唯有在一生中take calculated risk，一步步来，怎样take calculated risk，怎样度过人生，就是个人生观问题。“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都对人生观和命运作了相似又不尽相同的诠释，其中“Forest Gump”的回答最直接：即使是智障人士如Forest Gump，只要遵循圣经中的最基本的教导，顺其自然，一样能有一个完整成功的人生。这是西方人，特别是美国conservative的人生观，那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都是人，人性本无差别，差别的是所处时间、空间、客观条件的不同，和在此条件下做各种事情的可能性和成功率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人有的一切社会情感、行为元素，外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一切社会情感、行为元素，中国人也有，所不同的是统计意义上的量的差别，是事件发生的统计意义上的threshold的差别，也就是做各种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别。人种之间的差别可以基本忽略不计，造成中国人集体和外国人集体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的原因是文化的不同。文化是一个社会每个成员都下载安装的操作系统，社会制度、法规、程序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是在文化操作系统之中运行的软件，文化的差别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成员群体做各种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别，其结果就是在不同文化成员情感、行为元素量上的统计涨落呈现出不同的pattern。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产生、发展的时间、空间、客观条件是不同的，作为她的发展的内容，历史上中国人民为求生存、求发展所作的努力和选择也是同其他文明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别。
中国文化上溯五千年都远远不止，最早应源于差不多万把年前的伏羲、女娲时代，那个时代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太极、阴阳、八卦的哲学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男女婚嫁仪式和传统，这是中国人人生观中最基本的东西。在远古时期，占卜在宗教、婚嫁、渔猎、耕作、收获、迁移等社会活动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占有极高的比重，以太极、阴阳、八卦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占卜的卦辞逐渐发展汇集成册，其最高成就连山、龟藏、周易，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完整的雏形。易经将伏羲八卦发展成八八六十四卦，相应于事物发展变化从开始到结束的六十四个阶段、形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归纳，充分体现了了古朴的辩证观和方法论。易经不仅仅是占卜的卦辞，更是古老辩证法的精华，还囊括了古代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历史、经济、科技、民俗、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是与易经一脉相承的，不间断的，其内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易经铸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作为易经的补充，上古流传下来的还有“尚书”、歌舞、神话传说和农牧渔、医药卫生、天文历法等，歌则被收录在后来的“诗经”之中，神话传说则被收录在后来的“山海经” 之中，医药卫生则发展为后来的“黄帝内经”，农牧渔、天文历法等则散落收录于其他后来的典籍之中，而舞的一部分或许保留在武术和传统仪式之中。易经既然铸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灵魂，也就必定铸就了中国人人生观的精髓。中国人人生观中一定有辩证法的内容，一部分就源自易经。易经中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君子以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思想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孙子等伟人都出于那个时代，黄帝内经、天人合一和五行之说也产生在那个时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孙子等百家之言都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种说法，老子的“道德经”是易经坤卦的诠释和引申；孔孟的儒家学说则是易经乾卦全方位的演绎；而“孙子兵法”则是易经师卦、坎卦、革卦、旅卦、豫卦、屯卦的战事推演。至汉武帝时，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成为了国家的官方哲学思想体系，但同时，统治阶级又奉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双重标准。孔孟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登上主流文化的宝座，除了它维护男权社会，维护家庭关系，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外，它的通过“礼”规范社会关系的思想，它对社会、人生的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及对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主义精神在当时确实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意义。再有就是，儒家有办学的传统，既解决了儒生的社会地位和生计问题，又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培养了儒家的接班人，使得儒家得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最终使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客观原因。不过儒家学说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常态“乾卦”的学问，其他状态它并不太涉及，也就不能很好的处理事物发展变化其他状态的问题，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时紧抱着儒家思想，就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就要“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家占据中国文化官方的垄断地位后，其他的百家学说就不得不下野，转入地下继续生存发展，由于历代统治者对道家的双重标准，道家便成为儒家的补充，其他诸家便汇集到道家的旗帜下面，以道家的面目继续生存发展，所以后来道家就成了个大杂烩，什么都有，传统文化、诸子百家、外来的，非儒的，就都成了道。其实不仅是皇帝们“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一般人也是“内用杂家，外示儒术”，在学校学的是孔孟之道，在公开场合、大面儿上、常态的条件下，遵循的是孔孟之道，以礼待人；但在校外，从社会上、从文学、艺术、大众传媒、从民俗、从周围人事中学到的则大部分都是带着“道家”帽子的杂家，在非公开场合、在台面下、在非常态的条件下，用的则都是杂家。
佛教自晋末五胡闹华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代知识分子改造、传播、发展，至唐朝达到鼎盛，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学，与儒、道三足鼎立并成中国主流文化，中国人人生观里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佛学，还有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也是来自佛学教义。人们思想中的所谓孔孟之道，其实很多都不是孔、孟当初的思想，孔子自己编有“春秋”，给易经做过注解“十翼”，“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将当年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编成的集子，“大学”的作者则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而“中庸”的作者则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宋朝朱熹将儒学发展成所谓“理学”，订出“理学”经典“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和“论语”一起被列入“四书”。在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原本并不是孔子的原话，而是他的孙子子思的思想。无论是儒，还是释，还是道，儒释道三家都大讲道德，道德观、善恶观是中国人人生观中最重要的观念。其次，中国人都讲究忠、孝、仁、义、礼、智、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概念都来自儒学；中国人又比较推崇节俭、谦虚、谨慎、容让、为人处事留有余地，这些则来自道家思想，而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的思想则是来自于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的中医学。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占卜、堪舆之术在地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后来成为紫微、八卦命相、风水之学，中国人大多都有些宿命，就和这些有关。虽然如此，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太强烈，中国人非常实际、非常入世，其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前，从周朝时起就选择了理性主义的发展方向。周以前，殷商时期，殷人非常迷信鬼神，鬼神祭祀、占卜在殷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据说美洲印第安人就是殷人的后代，他们到现在还是那么迷信鬼神。“尚书”里讲，周武王革命成功推翻纣王后不久，就严令禁止寻常百姓的鬼神祭祀、占卜活动，代之以祭祀天地、祖先，让所有的巫师一下子失了业。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理性、入世的思想一贯是主流，中国文化用家、国、祖先、后代、人与人的关系、关爱和实用、现实、享乐、使生命升华的情怀成功的代替了人们的宗教感情，使人们无需宗教彼岸的拯救，而在此岸也获得永生，这可能是中国文化最特别、最具魅力的地方。
中国文化，无论儒释道，其核心之一就是探讨“性命”之学，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探讨人理性与感性，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儒家偏向于理性统帅感性，到了“理学”阶段，甚至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道家则崇尚道法自然，侧重于感性是理性的基础，倡导作自然的人，即“真人”。佛家则强调自身的觉悟，排除虚妄，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明心见性。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欲望有着深刻的、不同的影响，因人而异。近代强势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为了现代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自身的富强，选择学习西方文化，西方科学、技术、理性的思想成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则退居二线，西方文化在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中自然就有了一席之地，也出现了“内用中华文化，外示西方文化”的现象，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又从另一个高度走到了同一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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