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
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
正文
回长安不久，司马迁出侍为武帝的郎中令。郎中令是个侍候皇帝的官员，论级别即使赶不上汪东兴同志，和田家英比也是不相上下的。
年纪轻轻的，就成了高级干部，这和他刚刚完成的游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您想啊，司马迁要是没经过那次游历，他能知道那么多故事增长那么多见识吗？回来给大伙儿一通乱侃，司马谈上朝的时候也有的说了，说得满朝文武没有不夸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的。一来二去，司马迁的事儿就传到汉武帝耳朵里去了，在皇帝心目中，他就成了与众不同的青年才俊。
靠旅游获得知识见识使司马迁得以脱颖而出，在干部子弟里面鹤立鸡群。反正那时候科举制度还不健全。那年，正巧赶上皇帝要招个秘书，臣下一举荐，武帝一面试，满意，就是他了。
虽说郎中令这个官职并非是司马迁梦寐以求的，但有机会随武帝频繁出巡，能够公费旅游了，这对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来说，也算是一项美差。
扈从皇帝出巡，皇帝是主角，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只能跟着。好在皇上去的地方都是名山大川，历史名胜，多是好玩的地方。要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比自己弄个背包旅游要滋润多了，所到之处，五星级饭店不用说了，最起码都要下榻行宫。一路上也不用操心盘缠还够不够，地方官员都会使出吃奶的劲来让皇上一行吃好喝好玩好，绝对不会出现“困薛彭城”的事了。 既然有幸捞到这么一个美差，司马迁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每次皇上出游都争取跟着去，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捎带脚儿搜集民间历史传说，实地考察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并且观察比较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俗风情。
司马迁还在这些出游过程中，观测天象，气候变化和山川形势，随时纪录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又没电脑又没纸，要记下来的东西不是写在布帛上，就得刻在竹板儿上，携带起来很吃力。虽说当了官，有人帮他扛行李了，司马迁仍然坚持自己的好习惯，什么事都尽量用脑瓜子记，非要写下来的一律简约。您瞧，《史记》的文字就是简要，没废话，要翻成现在的语言，字数至少要加倍。这一点，值得编长篇小说的作家和电视连续剧的导演们好好学习，别竟糊弄老百姓，干吗俩钟头就能演完的故事非给弄成四十集连续剧不可？
汉武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的身边又总是有一批方士不停地给他进言，建议他今儿祭这神，明儿祭那神，而汉武帝就不停地东跑西颠，凡是有点儿神迹的地方，他都去，不管祭祀有没有效果，神仙不显灵，先去拜了再说。因此，汉武帝频繁的出巡，就给了司马迁非常多的出差机会，游览了许多不曾去过的地方，弥补了在第一次游历中未曾跨越长城，领略塞外风光的缺憾。
公元前一一二年（汉武帝元鼎五年），武帝听了公孙卿的建议，在“行辛雍”之后，西出陇坂（山名，延亘陕西陇县及甘肃清水县），直抵空同山（今甘肃平凉市），“登空同以望历祖”，想模仿黄帝升天的榜样前来祭神。
空同山有“道家第一山”之称，取道家空空洞洞，清静自然之意。相传老子曾在此讲道，其周边地区乃华夏文明发源地，伏羲，炎帝，轩辕，黄帝等中华民族先祖都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这么有名的地方武帝能不来吗？这地方也是司马迁早就想来的地方，黄帝的记载在古书中可是存在很大争议呀，咱得借这个机会把黄帝的故事整明白。
武帝一行完成了在空同山的祭祀活动后，又北出萧关（甘肃省固原县东南），偕数万骑狩猎于新秦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
司马迁是这次出游的全程陪同，从“陇山飞落叶，陇雁渡寒天”的陇坂到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上草”的萧关，西北地区荒凉恢宏的自然景色使司马迁印象深刻。尽管有时被冻得像冰棍似的，司马迁仍然兴致勃勃。
西行归来后，司马迁接到命令，任务是打着朝廷旗号视察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此，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其大致路线是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经广汉（今四川樟潼），至蜀郡（今四川成都），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西南），跨大渡河，然后抵达昆明，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站在昆明西山龙门之上，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这一带最大的部落号称“滇”，据说，滇池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尽管滇池风景美不胜收，司马迁这次好像没工夫游山逛水，他是中央代表团团长，到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朝廷政策，工作重要。
司马迁办差尽力，成绩突出。这一年，朝廷在西南边陲增设五郡，此举和司马迁出使西南，不无关系。除了向西南少数民族的头人宣示中央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之外，司马迁的博学和口才也为边民归顺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马迁还借这次出使之机对当地的地理，物产，风俗和民情以及有关本地区少数民族的故事传说，做了搜集整理。这些素材日后成了《货殖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的基础。唐代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是模拟这种颇具韵味的地理文章而写成的。
奉使归来，司马迁获悉武帝东行封禅。因此，未直接回长安，前往洛阳接驾。然而，武帝车马已过，司马迁遇到的是因病未能跟随武帝前往泰山封禅的垂危待毙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路上得了重病，见到儿子前来接驾，总算遇到个亲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嘱司马迁好生跟随皇上完成著书大业后，便撒手归西了。
司马迁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没顾上请假回家，便赶赴山东泰山，禀复帝命，侍从封禅去了。瞧这爷俩，多兢兢业业！后来，汉武帝对司马迁下毒手，真是太不应该了。
封禅是中国古代社会祭天的大典。
汉武帝为纪念这次隆重的泰山封禅，特将年号改为元封，时为公元前一一零年。
汉武帝是个自视极高的人，认为自己的“至德”大于历代帝王，因此，他要效仿秦始皇，封禅泰山，向上天汇报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后，武帝先后六次泰山封禅，以求长生不老，长治久安。当然，每次封禅的巨大开销，都是老百姓买单，反正“文景之治”时期积攒下来的老底儿还够他折腾一气的。
虽然司马迁受到过武帝的赏识和提拔，现又身居皇帝贴身要职，但是，他对汉武帝滥用封禅，颇有微词。在《封禅书》中，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上封禅祭祀活动，尤其是武帝搞的祭祀活动所作的大量嘲讽性纪录，让你看后觉得咱这迷信皇帝让方士糊弄的一愣一愣的，到处祭拜，劲没少费，钱没少花，整个一瞎掰，基本上没有应验的。
举行了封禅大典后，司马迁随所同武帝的大队人马从泰山沿海北上，经山东半岛，北上碣石（今河北昌黎），出长城，到达辽西走廊的锦州，西行经承德，横跨内蒙古大草原，经九原（今内蒙五原县），顺着蒙恬兴建一千八百里“直道”回到长安。
过长城时，司马迁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在严刑峻法，征夫多死的悲惨局面下完成的，痛骂蒙恬“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此次巡行，路过北地，塞外草原景色又给司马迁开辟了新的创作天地，我们从《匈奴列传》和《李将军列传》中便能体会到当时塞外的苍凉。
司马迁在一生中，东游会稽，姑苏；南登九嶷，庐山，远至昆明；西至空同，巴蜀；北越长城，踏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前人评论司马迁“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确不为过。他以毕生的游历活动克服了“古今路阻，视听壤隔”的局限，为著一部书，行遍万里路，这是什么精神？
游历对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尤其对他搜集历史资料，了解社会，准确揭示历史人物和事件，大有裨益。古代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大都受着君权神授，天道无常等世界观的支配，这对自幼诵读古籍的司马迁产生很深的影响。
根据在游历中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观察，特别是扈从武帝封禅巡行，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怀疑。 他在《伯夷列传》里尖锐地指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极施善人，其何如哉”？他以历史人物的遭遇来对所谓的“天道”提出质疑，进而否定。项羽违背民心，导致最后灭亡。但他在临死前尚不觉悟，竟荒谬地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这家伙不好好找找失败原因，把自己政治上的错误和军事上的失利一股脑地归罪于天，难怪同情项羽的司马迁也毫不客气地予以嘲笑。
在游历中，司马迁看到了武帝时代悬殊的贫富差别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他发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有些统治者就不明白这个理儿，自恃受命于天，荒淫无度，祭天祭神，却不理会百姓疾苦和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果，到了百姓揭竿而起，大势已去之时，又往往怨天尤人。早干嘛去了？
在游历中，司马迁广泛地接触到了各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下层人民的真实感情有了切身体会，从而一反正史官书不记载下层人物的旧例，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团体的角度，描写了农民，妇女，娼优，游侠，卜巫等众多的小人物。他甚至还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比之于汤武革命，充分反映了他倾向下层人民的思想高度。他还从群众中学习了大量的民谣，谚语和俗语，使《史记》的语言丰富多彩。
在游历中，司马迁纵情欣赏各地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那时候，可没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置身于大自然中，绝对是一种视觉享受。因而，山水形象的感受，像一幅幅色彩斑驳的画卷，融入他的文字，将天下之大观，酿之为文，吐之为书。“南浮沅湘”，诉大江，见狂澜惊波，险风怒号，而笔锋奔放；吊屈原，贾谊，临江而涕垂，文辞则感切伤激；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其文典重而温雅；游楚汉战场，想见千军万马，纵笔则龙腾虎跃，雄勇猛建；西使巴蜀，跨剑阁鸟道，又可见其文斩绝峻拔。这种千变万化绚丽多彩的文笔，毋庸置疑是得之天籁。
游历还使司马迁有机会对自己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加以检验。
司马迁幼年时曾从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这部书著述年代较早，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帝德》，《帝系》两个古本里，孔夫子有过关于黄帝的叙述，但失传了，而诸子百家的书里却都有黄帝的记载。像这类问题，光从书本里找答案是不行的，司马迁也没有轻下论断。
后来，在扈从武帝巡行中，路过相传皇帝杀蚩尤的涿鹿等地，经过认真考察，搜集了大量民间传说，他才确信黄帝的存在。
《五帝本纪》就是根据百家之说和在这一地区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通过在游历中对山川地势的考察观测，他还发现以前读过的两部地理著作《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记载荒诞不经，而《尚书》中的地理部分则多与实际相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毕生的游历活动不但使司马迁得以“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写出一部展示自古至汉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程的体系全新的宏篇历史巨著，而且还开启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一种文人旅游的风尚。
年纪轻轻的，就成了高级干部，这和他刚刚完成的游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您想啊，司马迁要是没经过那次游历，他能知道那么多故事增长那么多见识吗？回来给大伙儿一通乱侃，司马谈上朝的时候也有的说了，说得满朝文武没有不夸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的。一来二去，司马迁的事儿就传到汉武帝耳朵里去了，在皇帝心目中，他就成了与众不同的青年才俊。
靠旅游获得知识见识使司马迁得以脱颖而出，在干部子弟里面鹤立鸡群。反正那时候科举制度还不健全。那年，正巧赶上皇帝要招个秘书，臣下一举荐，武帝一面试，满意，就是他了。
虽说郎中令这个官职并非是司马迁梦寐以求的，但有机会随武帝频繁出巡，能够公费旅游了，这对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来说，也算是一项美差。
扈从皇帝出巡，皇帝是主角，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只能跟着。好在皇上去的地方都是名山大川，历史名胜，多是好玩的地方。要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比自己弄个背包旅游要滋润多了，所到之处，五星级饭店不用说了，最起码都要下榻行宫。一路上也不用操心盘缠还够不够，地方官员都会使出吃奶的劲来让皇上一行吃好喝好玩好，绝对不会出现“困薛彭城”的事了。 既然有幸捞到这么一个美差，司马迁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每次皇上出游都争取跟着去，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捎带脚儿搜集民间历史传说，实地考察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并且观察比较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俗风情。
司马迁还在这些出游过程中，观测天象，气候变化和山川形势，随时纪录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又没电脑又没纸，要记下来的东西不是写在布帛上，就得刻在竹板儿上，携带起来很吃力。虽说当了官，有人帮他扛行李了，司马迁仍然坚持自己的好习惯，什么事都尽量用脑瓜子记，非要写下来的一律简约。您瞧，《史记》的文字就是简要，没废话，要翻成现在的语言，字数至少要加倍。这一点，值得编长篇小说的作家和电视连续剧的导演们好好学习，别竟糊弄老百姓，干吗俩钟头就能演完的故事非给弄成四十集连续剧不可？
汉武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的身边又总是有一批方士不停地给他进言，建议他今儿祭这神，明儿祭那神，而汉武帝就不停地东跑西颠，凡是有点儿神迹的地方，他都去，不管祭祀有没有效果，神仙不显灵，先去拜了再说。因此，汉武帝频繁的出巡，就给了司马迁非常多的出差机会，游览了许多不曾去过的地方，弥补了在第一次游历中未曾跨越长城，领略塞外风光的缺憾。
公元前一一二年（汉武帝元鼎五年），武帝听了公孙卿的建议，在“行辛雍”之后，西出陇坂（山名，延亘陕西陇县及甘肃清水县），直抵空同山（今甘肃平凉市），“登空同以望历祖”，想模仿黄帝升天的榜样前来祭神。
空同山有“道家第一山”之称，取道家空空洞洞，清静自然之意。相传老子曾在此讲道，其周边地区乃华夏文明发源地，伏羲，炎帝，轩辕，黄帝等中华民族先祖都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这么有名的地方武帝能不来吗？这地方也是司马迁早就想来的地方，黄帝的记载在古书中可是存在很大争议呀，咱得借这个机会把黄帝的故事整明白。
武帝一行完成了在空同山的祭祀活动后，又北出萧关（甘肃省固原县东南），偕数万骑狩猎于新秦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
司马迁是这次出游的全程陪同，从“陇山飞落叶，陇雁渡寒天”的陇坂到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上草”的萧关，西北地区荒凉恢宏的自然景色使司马迁印象深刻。尽管有时被冻得像冰棍似的，司马迁仍然兴致勃勃。
西行归来后，司马迁接到命令，任务是打着朝廷旗号视察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此，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其大致路线是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经广汉（今四川樟潼），至蜀郡（今四川成都），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西南），跨大渡河，然后抵达昆明，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站在昆明西山龙门之上，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这一带最大的部落号称“滇”，据说，滇池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尽管滇池风景美不胜收，司马迁这次好像没工夫游山逛水，他是中央代表团团长，到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朝廷政策，工作重要。
司马迁办差尽力，成绩突出。这一年，朝廷在西南边陲增设五郡，此举和司马迁出使西南，不无关系。除了向西南少数民族的头人宣示中央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之外，司马迁的博学和口才也为边民归顺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马迁还借这次出使之机对当地的地理，物产，风俗和民情以及有关本地区少数民族的故事传说，做了搜集整理。这些素材日后成了《货殖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的基础。唐代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是模拟这种颇具韵味的地理文章而写成的。
奉使归来，司马迁获悉武帝东行封禅。因此，未直接回长安，前往洛阳接驾。然而，武帝车马已过，司马迁遇到的是因病未能跟随武帝前往泰山封禅的垂危待毙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路上得了重病，见到儿子前来接驾，总算遇到个亲人。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嘱司马迁好生跟随皇上完成著书大业后，便撒手归西了。
司马迁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没顾上请假回家，便赶赴山东泰山，禀复帝命，侍从封禅去了。瞧这爷俩，多兢兢业业！后来，汉武帝对司马迁下毒手，真是太不应该了。
封禅是中国古代社会祭天的大典。
汉武帝为纪念这次隆重的泰山封禅，特将年号改为元封，时为公元前一一零年。
汉武帝是个自视极高的人，认为自己的“至德”大于历代帝王，因此，他要效仿秦始皇，封禅泰山，向上天汇报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后，武帝先后六次泰山封禅，以求长生不老，长治久安。当然，每次封禅的巨大开销，都是老百姓买单，反正“文景之治”时期积攒下来的老底儿还够他折腾一气的。
虽然司马迁受到过武帝的赏识和提拔，现又身居皇帝贴身要职，但是，他对汉武帝滥用封禅，颇有微词。在《封禅书》中，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上封禅祭祀活动，尤其是武帝搞的祭祀活动所作的大量嘲讽性纪录，让你看后觉得咱这迷信皇帝让方士糊弄的一愣一愣的，到处祭拜，劲没少费，钱没少花，整个一瞎掰，基本上没有应验的。
举行了封禅大典后，司马迁随所同武帝的大队人马从泰山沿海北上，经山东半岛，北上碣石（今河北昌黎），出长城，到达辽西走廊的锦州，西行经承德，横跨内蒙古大草原，经九原（今内蒙五原县），顺着蒙恬兴建一千八百里“直道”回到长安。
过长城时，司马迁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在严刑峻法，征夫多死的悲惨局面下完成的，痛骂蒙恬“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此次巡行，路过北地，塞外草原景色又给司马迁开辟了新的创作天地，我们从《匈奴列传》和《李将军列传》中便能体会到当时塞外的苍凉。
司马迁在一生中，东游会稽，姑苏；南登九嶷，庐山，远至昆明；西至空同，巴蜀；北越长城，踏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前人评论司马迁“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确不为过。他以毕生的游历活动克服了“古今路阻，视听壤隔”的局限，为著一部书，行遍万里路，这是什么精神？
游历对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尤其对他搜集历史资料，了解社会，准确揭示历史人物和事件，大有裨益。古代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大都受着君权神授，天道无常等世界观的支配，这对自幼诵读古籍的司马迁产生很深的影响。
根据在游历中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观察，特别是扈从武帝封禅巡行，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怀疑。 他在《伯夷列传》里尖锐地指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极施善人，其何如哉”？他以历史人物的遭遇来对所谓的“天道”提出质疑，进而否定。项羽违背民心，导致最后灭亡。但他在临死前尚不觉悟，竟荒谬地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这家伙不好好找找失败原因，把自己政治上的错误和军事上的失利一股脑地归罪于天，难怪同情项羽的司马迁也毫不客气地予以嘲笑。
在游历中，司马迁看到了武帝时代悬殊的贫富差别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他发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有些统治者就不明白这个理儿，自恃受命于天，荒淫无度，祭天祭神，却不理会百姓疾苦和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果，到了百姓揭竿而起，大势已去之时，又往往怨天尤人。早干嘛去了？
在游历中，司马迁广泛地接触到了各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下层人民的真实感情有了切身体会，从而一反正史官书不记载下层人物的旧例，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团体的角度，描写了农民，妇女，娼优，游侠，卜巫等众多的小人物。他甚至还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比之于汤武革命，充分反映了他倾向下层人民的思想高度。他还从群众中学习了大量的民谣，谚语和俗语，使《史记》的语言丰富多彩。
在游历中，司马迁纵情欣赏各地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那时候，可没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置身于大自然中，绝对是一种视觉享受。因而，山水形象的感受，像一幅幅色彩斑驳的画卷，融入他的文字，将天下之大观，酿之为文，吐之为书。“南浮沅湘”，诉大江，见狂澜惊波，险风怒号，而笔锋奔放；吊屈原，贾谊，临江而涕垂，文辞则感切伤激；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其文典重而温雅；游楚汉战场，想见千军万马，纵笔则龙腾虎跃，雄勇猛建；西使巴蜀，跨剑阁鸟道，又可见其文斩绝峻拔。这种千变万化绚丽多彩的文笔，毋庸置疑是得之天籁。
游历还使司马迁有机会对自己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加以检验。
司马迁幼年时曾从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这部书著述年代较早，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帝德》，《帝系》两个古本里，孔夫子有过关于黄帝的叙述，但失传了，而诸子百家的书里却都有黄帝的记载。像这类问题，光从书本里找答案是不行的，司马迁也没有轻下论断。
后来，在扈从武帝巡行中，路过相传皇帝杀蚩尤的涿鹿等地，经过认真考察，搜集了大量民间传说，他才确信黄帝的存在。
《五帝本纪》就是根据百家之说和在这一地区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通过在游历中对山川地势的考察观测，他还发现以前读过的两部地理著作《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记载荒诞不经，而《尚书》中的地理部分则多与实际相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毕生的游历活动不但使司马迁得以“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写出一部展示自古至汉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程的体系全新的宏篇历史巨著，而且还开启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一种文人旅游的风尚。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