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下客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要不是我自己为自己建立纪念碑,这纪念碑,它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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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华人录-高梅

(2009-08-20 13:18:09) 下一个
打破白人男性垄断 女性华裔基金经理驰骋华尔街中国新闻网 于 2008-03-14 00:36:20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过去十多年,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华人越来越多,部分人位居基金经理高位。在这个传统的“男人俱乐部”里,华裔女性基金经理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因此,记者特别访问三位华裔女性基金经理,介绍她们不同的人生路程。   高梅是纽约富尔投资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和首席基金经理。她独立负责五亿元的投资,同时和别人共同管理23亿元的资金。从2003年到2008年1月,两支基金获得较好的回报。“一支基金平均收益率是11.9%,另一支为19.9%。”  芝加哥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国际投资总经理郭津德管理14亿元基金。截至2006年底,她的平均年收益率“比市场高出六个百分点”。在以男性为主的基金经理圈内,女性基金经理不多,但她“用业绩证明,自己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   川妹子曾琦是波士顿阿卡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在这家基金公司,她和其它14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800亿元资产投资,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而且是华裔女性。该公司不是一个人管理一支基金,而是一个团队共同管理全部的基金。“如果该我值班,我就要总管这些基金。”      高梅认为,做基金经理主要靠实力,背景关系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美国《世界周刊》/韩杰 摄)  美国华人金融学会(TCFA)现任会长蒋明称,该学会共有1400名会员,其中女性会员占30%。从资料上看,女性基金经理很少,也“可能担任经理后没有向学会报告”。他认为,在美国基金经理竞争比较公平。“只要能够管理好基金,业绩获得认可,就可能获得提升。”   他认为,女性担任基金经理比男性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困难不仅在工作,而也在家庭和孩子。”作为妻子和母亲,女性经理既要照顾家庭,也要管理基金,还要进行社交活动。“各方面都要摆平,的确难能可贵。”   高梅的故事   在华尔街,女性基金经理“少之又少”。担任美国华人金融学会理事的高梅认为,在华尔街要靠真本事,还要有运气。“能挣钱就是能挣钱,投资者最后要看业绩。”同时,有个好的上司也有帮助。她认为,老板要对投资者负责,要有高的回报才行,不能光看关系。   文学青年转学工商   高梅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1989年怀着文学梦想考入汕头大学文学系,四年后获文学士学位。毕业三年后,她前往加拿大的维老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攻读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时,她申请多伦多一所大学的博士班。   她说,当时有两位候选人。教授后来发现,尽管高梅的硕士成绩很好,但竟然在本科阶段没有学过数学,因此要求她补修数学,等待数学学分够时才进入博士项目。“我认为时间太长,便放弃读博士。”  说来也巧,当时该校一位毕业生在多伦多道明银行工作。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到母校招聘新人,请教授推荐人选。她说,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发生,传言加拿大四大银行准备合并成两家。“合并就要裁员,因此当时工作并不好找。”   她决定抓住这个工作机会。后来,她的申请异常顺利,“周一申请,周三面试,周五就拿到工作。”她认为自己很幸运,“许多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有人问她的经验。她就说,首先要认真读书,教授的推荐也很重要。   当时,她的工作就是做金融衍生产品分析,为交易员提供研究报告。“交易员属于前台,我做的工作是后台。”后来,一个同事出差,经理让她兼做同事的工作。她发现同事“很多东西做错了”。于是,她每天加班,一个月后才把所有的东西改正过来。2001年,她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转到纽约参与创业   当时,该银行在纽约市设有一个自营部,用银行自己的钱投资可转换债券。有一天,她的经理问她是否想去纽约工作,她高兴地答应了。她说,该纽约的自营部当时由著名华人投资者黎彦修领导,业绩在华尔街名列前茅。   因为是银行的自营部,所以自营部要按照银行的规定来做,当时只能做可转换债券,其它产品不能投资。2003年,黎彦修带领自营部的20个员工离开银行,成立独立的富尔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有四位合伙人,黎彦修是总合伙人,我和另外两人是普通合伙人。”   现在,公司共有23亿元的投资,“透过杠杆投资的资金规模达到五、六十亿元”。她负责与股票有关的债券和与债券有关的信用投资。除了共同管理这些投资外,她还负责另外五亿元的高收益贷款投资组合。   她说,这个团队过去没有投资过高收益债券。2003年,她开始尝试债券交易,“当时没有经验,我主要依靠摸索”。以前,债券投资者不买高科技公司和网络公司的债券。他们认为,高科技虚无缥缈,不像传统公司有个实体。“实际上,许多高科技公司和网络公司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水和电一样稳定。”  能否胜任业绩说话   她的业绩证明自己能够担任基金经理。2002年,一家设计管理软件名为Veritas公司两年期的可转换债券在市场上的价格达到年利率11%,减去国债利率的3%,每年盈利率达到8%。而且,这家公司的现金比债券还多,她认为不错,就决定大量购买这家公司的债券,结果证明她对了。   2002年,卫星电视的可转换债券,减去国债的收益率后,其收益率达到10%。但是,公司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其税前盈利是负数,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很大,因此,有人担心公司没有钱偿还债券。   高梅不以为然。她说,投资公司一定要看到公司的前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可以看有线电视,但是,在许多郊区和乡村,人们没有有线电视,只能看卫星电视。而且,卫星电视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性,就像手机一样。因此,她认为值得投资,结果证明“收益不错”。   她在朗讯科技的投资上也很成功。2002年,朗讯面值1000元的可转换债券价格下跌至180元。有人估计这家公司再也不能付息。“当时,互联网泡沫破裂,朗讯的设备卖不掉。”因为许多公司重组以降低费用,因此减少购买朗讯的设备。   她认为,朗讯支付债券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许多大的通信公司都是它的客户,朗讯应该能够生存下来。朗讯在资本市场上可以再融资,以获得时间重组而降低成本。后来,朗讯的债券价格涨了,从180元涨到800多元。她说,看问题一定要有变化的眼光。陷入困境的公司可以采取裁员、关闭部分部门以及重新融资来重生。   记取教训不蹈覆辙   高梅说,做了近十年的投资,虽然成功的居多,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我从市场学到不少的教训。”例如,朗讯发行过30年期的债券。“朗讯以前信用评级很高,只有评级为A的公司才可能发行这么长期的债券。”后来由于公司经营状况变差,这些债券都是折价出售,一百元的面值债券售价为60多元,收益率是5%。但是,朗讯的信用衍生产品的收益率却高达7%。因此,她认为朗讯的债券定价过高,其价格应该下降。   但是,她当时忽略了一点。她向一些有经验的人请教,获益不少。债券毕竟是债券。如果朗讯倒闭,朗讯就会卖东西偿还债主。“首先偿还债券所有者,价格60多元就会获得60多元赔偿。”因此,这个价格不会下降。“于是,我赶快把它们买回来。”   她从中获得一个经验,就是“首先想到市场是对的”。如果发现市场不合理,就要去设法找出它的不合理处。如果经过反复检验,证明市场是错的,才能采取行动。“如果对市场不理解,就要设法理解它。”   次级房屋贷款指数(ABX)是个新型产品。该指数由20种债券组成,每种债券又有一万至二万个次级贷款组成。高梅认为,“一百元就是一百元,市场不可能生出钱来。”但是,次级贷款就像是市场能够生出钱来一样,“每个人都获利”。她说,这就是不合理。“次级贷款是一个泡沫。”   她关注次级贷款许多年,但是一直找不到转折点。当时,次级贷款在市场上很抢手,也有人不看好,要卖空。“但是,卖空就亏,有人经不住损失就走了。”她认为,过去40年,美国家庭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只增加四分之一。房价上升与葛林斯潘为市场注入过多的资金有很大的关系。从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完全付债消费,长期一定不能支撑。   2007年3月,她开始卖空次级贷款,但是4月份就亏钱,“因为时间太早了”。到了5月份,次级贷款指数开始下跌,基金也开始赚钱。她说,她也卖空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公司,如全国金融(Countrywide)和华盛顿互助(Washington Mutual)。   脚踏实地提高自我   高梅说,自己的最大优点是脚踏实地,近十年来没有跳槽,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价值。每天想的都是工作,甚至外出游玩也不例外。“半年前,我生第二个孩子时,只请了六周的假期。”因为丈夫也在华尔街工作,家里请了两个保母。   她既是基金经理,也是妻子和母亲。“我每天的生活相当忙。”她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起来就看电视商业新闻,然后在手机上阅读分析师寄来报告。7点半就要到公司上班,“讨论市场情况,提出注意事项”。每天晚上7点回家,吃饭后与两个孩子玩一会儿,“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她对投资者的建议如下:   牢记著名投资家巴菲特的谈话。“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她说,华尔街的人就是在恐惧和贪婪中生活。他们赚了钱的时候不可一世,亏了钱就觉得没有未来,其实没有必要。   投资时不要跟风,一定要加入自己的思考,不懂的东西不要做。在市场上,有的产品收益率很高,看起来特别好,就要检查是否存在什么问题。现在,银行推出一种“加强”货币市场基金(Enhanced MMF),但是没有保证。因此,存钱时一定要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IDC)的担保才行,以保证本金不会损失。   并非每个人都适合炒股票。股票市场的风险太大,一定不要负债太高。有的华尔街人士赚了钱后,以为每年都会这样,就开始大笔花钱。“他们先在曼哈坦购买一间高级公寓,又在长岛买下一栋度假别墅。”现在,华尔街的人失业的很多,许多人首先是卖房子。因此,华人应该避免。  郭津德的故事   郭津德在1991年进入基金行业,2000年正式成为国际投资总经理。她说,这个圈子长期被称为男人俱乐部。一开始,几乎全是白人,中国人很少,女性也很少,“自己觉得像个外星人”。“以前出去开会,他们并不把你当成一回事。”后来,她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尊重你的想法,把你看作一个专家,认真听取你的意见。”   偶然机会管理投资   1977年,郭津德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0年后,她去德州州立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后来,她先在罗得岛的布朗大学做点研究,后来应几位美国朋友邀请前往芝加哥。“我在中国北京长大,比较喜欢大城市,发现芝加哥不错,就想在当地找工作。”   她有位朋友曾经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与基金会的人比较熟悉。“于是,朋友推荐我去基金会工作。”当时,基金会对中国留学生比较同情,就同意接受她作为见习生)。因为她有国际关系的教育背景,就被分配到专门分发捐助资金的部门。   半年后,机会来了。该基金会开始筹建投资部,把基金会的钱去投资挣钱。她说,她虽然学过工商管理,但专业是国际贸易。“我父母是高级工程师,其它亲戚都是教授之类,对商界没有一点认识。”但是,从身分考虑,她只能去投资部,因为只有进这个部门才能成为基金会的正式职工。   她现在看到,当时这个无奈选择非常正确。“这个领域非常具有挑战性,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她对投资逐渐产生兴趣。她说,当时该部门只需要一个一般分析员,因此没有什么人竞争。“基金会的人认为我做的工作可靠,就没有对外招聘。”  当时,这个领域中国人很少。她说,基金会是个好地方,给她提供许多机会。基金会给她申请工作签证和绿卡,支持她进修,“我是边工作,边学习”。1995年,她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适应需要努力表现   郭津德管理的基金全部投资于国际市场。为了了解国际市场,她经常出国,建立广泛关系网。“基金会对我出国考察都是鼓励,只要需要,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   后来,基金会的投资部增加到十来位员工。“我是唯一的女性,其它全是美国人。”美国人比较外向,喜欢表现自己,善于出头露面。“因此,我不能老坐在那里不说话。”过去,她的个性比较内向,为了适应这个工作,她就需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她说,如果不采取主动态度,就不会有人注意。   她认为,作为女性基金经理,阻力不在内部,而在外边。基金经理经常要与外边的人打交道。当时,投资经理绝大多数是男人。“他们的社交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在打球过程中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因为她不会打高尔夫球,和这些人共同语言不多。   有一次,她去日本考察。因为透过其它方式联系,“因此他们不知道我是女的”。她去见的是日本最大的四个投资公司。“我一进董事会的房间,发现十多个老头坐在桌子的一边,看到我后非常吃惊。”她说,她看到日本女性都是倒茶送水,还要退着走路,见到她当然感到意外。   在非洲和中东,男人见到她也感到很不自然。“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她说自己很随和,尽量让对方放松下来。现在,美国女性基金经理比以前多了。   大胆投资业绩耀眼   郭津德手下有两位白人男助理。她说,过去,她曾经投资股票、债券和私募基金,现在主要投资在股票市场上。她的投资遍布全球,其中有中国大陆市场和香港市场。“我的成绩每年都比市场好,让我很自豪。”   她承认,担任基金经理压力很大,每年都要看盈利数字。基金会和大学捐助基金一起排名。但是,基金会没有大学的基金优势多。“大学基金每年都有人捐款,而基金会没有。”她认为自己的成功存在以下因素:   对外国不要存在偏见。“我对外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她说,美国人的最大问题是,总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分析外国投资对象时存在偏见。“他们总是以美国为标准,认为外国制度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管理不正规。”她说她没有这些偏见。“我比较客观,新兴市场是没有美国完善,但是存在许多优势。”  一定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她说,现在大家都说中国大陆很好,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蜂拥而至。“如果和别人一起去,收益率不会很高。”她早在1995年前后,就回到中国寻找机会。当时,中国已经出现私募基金,几位美国华裔回到中国和中国人建立合伙私募基金。“他们还带我去一家登山车厂。”当时看得多,没有投资。但是,这些关系为她在后来的投资创造条件。   在投资上要有勇气和信心。她说,有的人比较保守,就按照股票指数的成分股购买股票,而且比重也参照成分股的比重。例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有30支股票,每支股票比重不同。道琼股票涨,他们的股票也涨,反之亦然。她则不同,如果觉得某个国家市场好,就要多放。但是,不能瞎来,要有根据。   坚持去所投资的公司考察。她说:“你对市场越了解,投资就越有把握。”从2000年开始,她都坚持亲自去基金会投资的公司考察。“开始时,投资者很少考察公司,都是股票分析师去。现在,投资者去公司很常见。”她认为,有的分析师出于各种原因,讲的不一定正确,投资者就要“像领导一样下基层”。   中国机会获利丰厚   郭津德说,2007年,她的基金效益最好,主要是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回报高。十多年前,她就看好中国大陆,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考察。她认为,那时中国基础差,尚不能投资,但是将来一定行,因此就耐心等待机会。   她和一些中国的私募基金建立了良好关系。她回到美国后,仍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最近几年,她开始投资中国。她估计,几年后,很多外国人会前往中国投资。“那时候再进去获利就低了。”   她认为,从长远考虑,只有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公司才有前景。于是,她也看好这类公司。去年,她投资的中国公司比例最大,因此效益最大。但是,今年中国市场出现困难,她也对投资进行调整。她认为,中国将来是非常大的市场,潜力很大。   与其它基金经理早起晚睡不同,她喜欢晚睡晚起。“我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回家。”她喜欢收市以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内,看看资料,考虑投资战略。“儿子上大学后,我可以把全部时间用于工作。”  曾琦的故事   曾琦工作的公司主要用数学模型进行投资。“我的工作就是检查数学模型有无问题,与设计的原理是否违背。”她认为,基金经理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很晚。男性基金经理可以让太太不工作,或者请个保母来解决,他们的事业仍然可以往上走。“但是,女性基金经理成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们根本没有时间聊天,下了班就赶快回家。因此,她认为女性基金经理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牺牲。   教授邀请担任经理   曾琦在1990年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第二年来到美国一所大学攻读生物统计硕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生物统计博士学位,三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她说,“一些课程以前学过了,所以提前拿到博士学位。”   她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统计学会大奖,因此她找工作很容易。“我在美国默克制药公司找到工作。”她说,其实在药厂做统计,工作简单,没有压力,就是觉得浪费时间。于是,两年多拿到绿卡后,她申请到摩根史坦利金融分析师的工作,正式进入华尔街。   后来,猎人头公司发现了她,将她推荐到波士顿的州街公司担任首席分析师,手下有六个人,分析世界各地不同的投资产品,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不过,2006年,她过去的一位教授来到阿卡典公司,邀请她加入这家公司。   她说,她到这家公司看后,发现该公司主要用数学模型进行交易,与她的专业很吻合。“而且,我一来就担任基金经理。”工作后,她觉得这家公司很公平,也比较倚重她,没有歧视。因此,她决定不再换工作了,要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数学工具华人优势   曾琦说,该公司把所有的资料数据化,因此,公司要设计投资模型。“我的工作就是做市场研究,设计数据模型。”因为华人数学较好,因此,许多华人都在做分析师的工作。   因为市场不断变化,昨天的模型可行,今天可能就不能用了。她说,投资市场就是像是天气预报。“有的时候预报准确,有的时候不准。”因此,她要经常设计投资模型,全部数字化。“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解决。”   该公司的投资者都是机构投资者和一些合格的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额要在两千万以上。”机构投资者有纽约州政府、奇异电器(GE)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大机构的退休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但是,为了分散风险,也拿出部分资金交给外边的公司管理。   她说,该公司管理的基金大部分是对冲基金,小部分是退休基金。对冲基金可以卖空。但是,纽约州政府对退休基金的投资有规定。退休基金不能卖空,学校的捐款基金也不能卖空,也有的个人要求不能卖空。   基金经理需要社交   曾琦估计,华尔街的女性分析师约占20%至30%,“其中约有10%的女性可能升到基金经理的位置”。在波士顿,女性基金经理也就三、五人,华人女性很少。“一到开会,黑压压的一片,全是男的。”   她认为,中国男性做分析师的很多,但是提升为基金经理的很少,与人际交往不够很有关系。很多中国男性专业很好,但是语言不行,上不了场面,不能见客户。“他们读写听都不错,就是说不好。”这不是一两天念几本书就行了。“你不和别人交往,如何管人?”   这里面可能有歧视。但是,若论歧视,美国人的歧视比中国人的少。她说,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就失去和美国人打成一片的机会,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小圈子,一起吃饭,一起游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语言很差。除了工作,无法与美国人交流。”  她认为自己能够担任基金经理与平日和美国人交往有关。许多中国人没有知心的美国朋友,而她有许多美国人朋友和欧洲人朋友,还有许多中国人朋友。“我经常和其它族裔的朋友谈话,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努力工作 勇于担责   曾琦说,她进入华尔街时,很少看见中国人和美国人交往,因为不知道日常交往的话怎么说。“你越不说,就越不能说。”等到一有孩子,整天忙于家庭和工作,更没有时间和美国人交往了。   她发现,中国人很少找美国人外出吃饭,不知道如何和美国人打交道,因此很难成为老板。“在这个圈子内,你要幽默,会开玩笑,还要和别人一起哄哄笑。”有的中国男性很自傲,认为和别人交往是无聊小事,实际上失去机会。   曾琦的建议是,从事金融行业就是要挣钱。但是,不要太贪心,钱够用就行了。一定不要给自己设定目标,要挣多少钱,这样精神太紧张。她认为,投资这个行业压力很大,不要再给自己施加压力了。   一定要充满好奇心,要和美国人交往,和他们成为朋友。一定不要划分界限,“我们中国人,他们美国人”。如果和美国人交往,就会发现很多机会。  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年,她在摩根史坦利工作时,公司一共裁员六次。“每次我都认为这次我要交代工作了。”但是,裁到最后,公司还是没有把她裁掉。她曾经有机会离开那里,跟随老板去新的公司。但是,她还是在那里潜心下来,学习不少东西。   不要怕承担风险。担任基金经理就要承担风险。“要想成功,就不能想的太多,勇于尝试,不怕担风险。”换工作也是风险。她一共换了几次工作,一次比一次好。因此,要敢于换工作,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中国人比较谨慎。   个人投资一定小心   曾琦进入投资行业已近十年,经历不少大的投资公司和基金公司,知道这些大型公司的运作。掌管巨额投资的她说,散户没有竞争力,一定不要和机构投资者竞争。她的建议如下:   个人投资者不要炒股票。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不一样。“在中国,投资像赌博,因此,不要炒股票,要买共同基金。”有的中国人看到别人在股票上赚钱,却不知道更多的人亏钱。“他们得到的信息没有专业人士的快速和准确。”  投资共同基金。花时间选股票,不如花时间好好工作,把事业和家庭搞好。“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知道,股票投资只有少数人有运气,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选择代表性广泛的指数基金。不要希望一夜暴富。热门的东西免谈。暴涨就可能暴跌。投资心态放淡。如果把投资当做游戏,不要玩得太大了。“运气不能重复。”因此,最好交给基金经理去管理。   凤毛麟角的原因   究竟有许多美国华裔女性担任基金经理,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华尔街猎人头公司重心集团董事总经理裔锦声博士认为,在华尔街,女性华裔基金经理是“凤毛麟角”。过去,这都是白人男性的行业,因为“男人天生对数字敏感”。   她说,这也与华人的特点有关。华人语言不行,但是数学和技术较好。华尔街的职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销售人员和交易员;分析师和产品设计、制造师其次;专业律师排第三;最后是技术人员。“前两类容易提升为基金经理。”华人主要所从事第二类和第四类,因为这两类人员不和人打交道,只是处理数字和技术。   赵睿是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分析师。两年前,这位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经过五次面试才获得这个工作。她工作的小组共有五人,其它全是白人男性。她在工作中发现,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比较直接,“但工作上的争吵并不影响私下的关系”。   她说,作为这个小组的唯一博士生,她的工作没有问题。而且,她的博士论文与目前的工作有关。不过,最让她感到不适应的是,同事下班后常常去小酒馆里喝酒,“光喝酒,不吃饭”,和中国人不同。而且,白人女性也能喝,“喝酒我不行”。现在,她已经逐步适应了这个工作方式,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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