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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演奏舒曼的阿拉伯风格曲 (Schumann's Arabesque)

(2006-12-28 14:39:13) 下一个

                傅雷夫人朱梅馥和傅聪,傅敏                                                                     去开他父亲傅雷的平反会


《中华文摘》文章:傅聪缘何避走海外

2006年06月13日 16:25

文/叶永烈

  在著名翻译家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上,有一行用辛酸的泪水写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本来蜗居书斋的傅雷,在1956年下半年的“屋外热流”的推动下,频频“鸣放”,撰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问题、出版界问题的“鸣放”文章十二篇,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可以说,傅雷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势急转直下。7月6日,傅雷还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样的文章。一个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报纸便点了傅雷的名字。8月24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刊载文章,批判傅雷。《文汇报》上的大字标题为《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受到批判》。

  8月26日,《文汇报》上《批判错误思想,准备反击右派——政协座谈会旁听侧写》一文,醒目报道傅雷在市政协再度受批判的情况。会上,傅雷“他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会上的“批判”调门却很高,指责傅雷“亲美”,“反苏”。

  1957年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就这样,在1958年4月30日下午,他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夜深沉,未见傅雷归家门。

  一向脾气温和的傅雷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担心,无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会拂袖而去,离开人世。

  很久很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夫人急急开门。门外站着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

  夫妇俩在书房里黑灯对坐,默然无言。

  很久很久,傅雷喟然长叹,这才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自从傅雷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开之后,“左”的灾难波及到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留学生中也成了“批判”对象。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上,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他单独在外边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时偶然被来访的同学撞见,可是同学以为他在准备回国,并未在意。

  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

  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甩掉了尾随的记者……

  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他当年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然而,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父子之间恶性牵连着:由于傅雷错划“右派分子”导致傅聪的出走,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傅雷与朱梅馥自1932年1月结为夫妇,整整34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情深似海,共赴危难。1966年9月3日凌晨,他们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傅雷夫妇在离世之前,写下遗书。他们在遗书中说:“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傅雷夫妇在遗书中吩咐把“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他们甚至留好“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坦荡荡,傅雷夫妇的遗书是对极左路线的控诉书,是他们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英国伦敦的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可以回到祖国了。

  这年,傅聪打听到与他断绝音信十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给他写了信。在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说不知哪天能够再看到故乡上海的风光,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作了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由于邓小平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傅聪终于得到祖国的谅终于回来了,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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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4)
评论
笨企鹅 回复 悄悄话 attended Fu Cong's concert in NY Carnegie Hall about two years ago... outstanding skills....incredible.

Like Schumann's music
阿房 回复 悄悄话 请问您的音乐有没有MP3下载?
btw.这张照片梅女士可真美啊
蓝调 回复 悄悄话 第一次听到傅聪的音乐。

他的成就,离不开父亲傅雷的谆谆教悔,以及父子间平等的艺术交流,从《傅雷家书》和《与傅聪谈音乐》两本书中可以看出。傅雷给了儿子很多音乐之外的东西。最喜欢照片中的梅馥,贤淑端庄。

中年的傅聪,曾回国指导音乐学院的学生,钢琴旁,他长身玉立,一派温文儒雅,久久难忘——
箫笛 回复 悄悄话 weston兄好!你昨天贴到KD论坛上的此贴没成,可能你已经意识到了。但我建议兄再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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