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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

(2023-01-17 05:27:02) 下一个

汉嘉女1 2022-12-17 04:27

1987年,曹禺在梅花奖颁奖典礼上,神态落寞
 
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
“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在他天津的祖宅里,有一面墙上曾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集结:愤怒、甜蜜、遐想、鄙视……从23岁到29岁,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许多人说他“有天才”。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笔下的枯竭和名位的丰盛同时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还有,北京人艺首任院长。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女儿、剧作家万方说,父亲是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代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环境里,多有周朴园、周萍的散体。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曹禺后来说,这些草稿,当年堆满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许多年后,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李健吾评论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此意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他的帮助下,剧组找到了体验生活的去处。因为解放后,旧式的权贵大户之家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遗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
朱启钤支持建国有功,蒙周恩来特别庇护,能够延续民国时期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来见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儿媳搀扶。吃饭时,女眷环列陪侍。这一切,让多数生长在新社会的演员大开眼界,然而半年下来,演员们仍然很难进入角色。
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同样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从演员们体验生活到案头功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自己的意见。剧团有党组织,负责把握剧目的方向。演员白天演戏晚上开会,理清思想,端正态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视生病的朱琳,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鲁侍萍。
“这鲁侍萍啊,你现在觉得有点别扭是不是。”
“对对,是觉得别扭。”
“你要知道,她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周朴园。一个人的初恋,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1954年,新社会版的《雷雨》上演,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有演得不够足的,有演得过火了的,不真实的,尤其是被夸张的角色,使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曹禺实在憋不住了,冲进后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雷雨》剧照
 
曹禺甚至感觉,自己的创作也越来越不对味了。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
除去1966-1976十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就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来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这说明他还是落在政治的后面,作者的生活、思想没有赶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接下来的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他因神经衰弱而服用安眠药,每次吃了药,整个人才能放松下来,很多心里话才能说出来,他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说。
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完成。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女儿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最后,他终于死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只能带着满腔郁闷,郁郁寡欢地走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211 转自公众号:墨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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