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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课上得最好,但结局最惨

(2022-03-30 08:59:24) 下一个

 

汉嘉女1 2022-03-30 05:18
 

以下文章来源于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作者徐敏

 

 

58岁时还在苦学俄语

© 徐敏|文

 

袁昌英

 

民国时期,武大有三位女性,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凌叔华和苏雪林,皆是文坛中的秀逸人物,被并称为“珞珈三杰”。一般情形,皆言“文人相轻”,唯三人能彼此欣赏,相近相亲,常于春秋佳日,联袂出游,登高望远,尽兴始归。
 
三人中,论文笔各有千秋;论讲课,袁昌英课上得最好,但结局最惨。

 

但凡听过袁昌英课的人,还记得她讲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颤抖着举起双手,朗诵男主人公的独白;忽然又倒退几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恐惧,银边眼镜里闪烁着迷朦的泪光。”
 
在武汉大学的外国文学讲堂上,袁昌英这样讲了30年。
 
她是一个标准的老师,眉清目秀,着装整洁,总是保持着浅浅的微笑,显得嫣然动人。做事一丝不苟,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无一丝皱褶。站上讲台,光彩照人;开口授课,悦耳动听。从莎士比亚、古希腊悲剧,到法文和英语翻译,袁昌英独讲7门课,成为武大外文系的一块招牌。
 
除了教书,她也写文章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编选法国文学,写作西洋音乐史,她创作的一些优美散文,曾入选当时的中学国文课本。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58岁的袁昌英被分配到中文系。此时苏联文学成为重点,为适应教学,她转而苦学俄文,翻译苏联作品。教授评级时,她因此受到影响,被定为四级。
 
那段时间,教授们悲惨的境遇还没开始,武大的学生仍然可以在校园内的林荫道上,偶尔看见她和67岁的丈夫杨端六相携而行的身影。
 
夫妻二人,都是从湖南走出来的才女才子。
 
袁昌英是湖南醴陵人,父亲袁雪庵曾任山东、云南的财政厅长。她幼年在家读的私塾,然后进入上海教会中西女塾学校。早年两度出国求学。第一次出国是在1916年,自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当年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女性。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袁昌英的研究方向是戏剧,硕士论文写的是《哈姆雷特》。
 
1921年,她学成归国。在英国留学期间,她与杨端六相恋订婚。
 
杨端六也是湖南人,比袁昌英大将近10岁。18856月出生,以阴历记日,恰好在端午的第二天,母亲便为儿子取名“端六”。15岁时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因家无恒产,所以选读了完全免费的师范学堂。毕业后做小学教员。又三年,受亲友资助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办报,因反对袁世凯遭到逮捕,被营救出狱后,于1913年在黄兴的帮助下去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这一读就是7年。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经28岁,尚未订亲,也未谈婚论嫁,冥冥之中似乎在等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晚他三年来到英国求学的袁昌英。袁昌英的父亲袁雪庵,是湖南名士,杨端六还在国内时便受到他的赏识。袁昌英听父亲说起过这位湖南老乡,两人异国相逢,很自然地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专业方向不同,但志趣相投。于是每逢假期,杨端六会约上漂亮而浪漫的袁昌英,四处游历,或是去法国,或是去瑞士。
 
1920年,杨端六学成回国,受聘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在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第二年,袁昌英也完成学业回到国内,两人这才正式完婚。此时,新郎杨端六36岁,新娘袁昌英27岁。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是这一年,袁昌英选择了再次出国。她和杨端六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她把孩子托付给父亲和继母,只身去了巴黎,在巴黎大学潜心研究法国文学和欧美戏剧。
 
两年后,袁昌英回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教授,教外国文学及西方戏剧。
 
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完成筹建,参与筹建工作的杨端六举家迁往武汉,在武汉大学,杨端六先后担任过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因为丈夫的工作在武大,袁昌英随后也在1932年来到武大,受聘为外文系教授,讲授英法文学史、戏剧史和名著选读。这一教就是25年。
 
她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教育,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知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就是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法文就是她教的。她的专著《法国文学史》,是国内各大学的教材,15年中重印4次。她的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已达到与朱、俞并列的地步。她还是一位热忱的爱国学者,曾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
 
19483月,袁昌英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一年后,新政权建立,她一如既往热情工作,1956年加入民盟,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三次参加武汉市文代会,当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这个只醉心于教书做学问的知识女性,会被划为右派,免去了她的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由街道监督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降临,与袁昌英共同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造反派勒令她搬出原有的教授房,居住到一间狭窄的房子中。儿子杨弘远也被迫与母亲分开,同她划清界限,断绝关系。196912月,袁昌英在武大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强行剥夺,作为“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这一年,袁昌英已经75岁,白发苍苍,竟然被逼到无处安身。而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正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自顾不暇。幸亏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面的远方侄子,经联系后表示愿意收留她,这才有了安身之处。
 
寒冬腊月,步履蹒跚的袁昌英,在凛冽的北风中,被遣送回离别了几十年的醴陵乡下。
 
在故园骆家坳,没人把她当做知识分子,更没人知道她曾经是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女教授。她只能独自一人躺在破旧的床上,望着麦草铺盖的房顶。唯一能给她安慰的,是身边堆放的书籍。她为自己居住的山村小屋,取了个“陋园”的名字。
 
在这儿,她不再是众望所归的教授,不再是莎翁的讲授者,也不再是享誉文坛的作家。她只是个被人疏远的“五类分子”,每月要靠女儿杨静远寄来的20元钱支撑度日。
 
而曾经的珞珈三杰,凌叔华远在英国伦敦,苏雪林住在海峡对岸。曾经那样亲密的女友,再也无法相聚谈心,携手出游,登高望远。曾经风华,都渐渐远去,在越来越淡的回忆中,远得那样苍茫,那样往事如烟。
 
19734月,在遣返回醴陵乡下的第四个年头,袁昌英在骆家坳的陋园小屋中去世,身边没有亲人。
 
6年后,武汉大学改正了袁昌英的右派结论,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1958年对她所作的错误判决。
 
在此之前,也是这样的两张纸,将她彻底摧毁,使她从讲台消失,从创作的舞台坠落,把她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参考资料:
张伟《剑桥大学毕业的这位小姐》
名人简历《袁昌英》
张昌华《珞珈三杰》
香蕉鱼《袁昌英:一片被多数人遗忘而让少数人落泪的森林》
百度百科《杨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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