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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怎樣被擊垮的?——转载

(2022-03-14 14:39:07) 下一个

 

 徐敏 汉嘉女1 2022-03-14 05:08
思想改造又叫“洗澡”

© 徐敏|文

 

全国政权新建之初,伴随着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大运动的开展,借助于朝鲜战争和国内三反、五反的声势,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内部,又发起了“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并记录在案;与此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标主要针对高校,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的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被围攻者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接受群众的考察,让群众来裁量过关或是不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须达到“打掉知识分子臭架子,使其不敢妄自尊大”的目的。
 
随即,便在1952年开启了大范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两者并行,以体现改天换地的崭新面貌,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科系加以取缔,而新增加马列主义一类的科系。伴随调整的同时,又一次对教学人员进行了排队和筛选。
 
不久,随着治国理念的改变,新民主主义终止,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浮出层面,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帽子。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从此成为改造对象。
 
当时,整个高校弥漫着一种风气,就是否定教授们拥有的知识,贬低他们的专业价值。康生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很蔑视地说:“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这样的讲话作为领导指示下达,学校党委、总支、支部的反教授气焰就高涨起来了。
 
那段时间,康生到处指手画脚,发表讲话。他在19587月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时,信口就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
 
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挖苦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像这种完全不懂农业生产的胡说八道,居然振振有词,无人敢于反驳。风气所及,像北大化学系总支,也敢对傅鹰这样的物理学家、无机化学专家轻易抹杀,指斥他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以为是的教授们夹着尾巴做人。刘××就曾经在会上号召:“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
 
经过几年的改造运动,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此后,一直延续到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们不是被打倒,就是进牛棚,不是挨批斗,就是去干校。而管理他们的领导,都是从延安过来的干部,这些人毕业于延安大学,学的是马列主义、唯物主义。在这种学说面前,其他一切知识都是落后的、唯心的。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西方留学归来的教授学者,脑袋里完全没有这些概念。过去没有这些概念很正常,也完全不是问题,懂不懂这些学说都没关系。
 
然而1949之后,延安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各类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领导,掌控了话语权。阶级斗争、马列主义,一串串新颖的闻所未闻的革命术语,让过去自以为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耳目一新,一个个张口结舌,自惭形秽,彷佛成了学术文盲。久而久之,曾经那样得意洋洋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教授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乃至日常生活中,都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接受思想改造了。
 

从此,知识分子,以及附着于他们身上的知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这样被击垮了。

 
参考资料:
邵燕祥《名校教授是怎样被思想改造的?》
思想的蝙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怎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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