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幼年记忆里，我有父母、祖母、外祖父母，经常走动的还有伯伯、叔叔、两个姑姑几家，因为大人们清一色都是教师，我们往往一起过寒暑假，一起陪侍祖母过春节。但是，我心中从没有“祖父”这个概念，更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实际存在
开始知道祖父的存在，是在1969年。父母中断了各自在苏州的教职，接受“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被下放苏北农村。当时，虽然戴了大红花，与苏州市教育系统同批下放的人一起，被敲锣打鼓地欢送，但我明显感到这件事不是好事，因为外婆为此哭了好几次。我又隐约知道，这不好的事，所以轮到我父母头上，是与我在台湾的祖父有关──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才更有必要接受教育。事实上，同年稍早，我伯父一家亦已先期从苏州下放到了苏北的射阳。
经过三天的水陆兼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盐城县楼王公社范河大队第三小队。到达的时候，已经天黑，王爹爹（当地“爹爹”相当于爷爷）家没有电灯，空大的堂屋里，墙上挂着一盏豆大的油灯。他们的晚饭桌上，只有一碗咸菜卤。这两点我印象很深。我家被安排先寄住在王爹爹家。随后，就在王爹爹家隔壁的空地上，在村子的最西头，开始动土建屋，建起一排朝南三间、东西南三面是砖、北面是泥土的所谓「三面瓦房」，这要比同村其他人家的一面瓦房和四面泥土房，好多了。这年，我六岁。
父母先在范河大队教小学，后来调升到楼王公社镇上教中学。我跟随着，在这里开始读小学。
在家里，父亲让我读唐宋诗词，除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好懂的诗句以外，还有李贺的《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等等令我一知半解的诗句。父亲说：读不懂，那就读长诗吧，读《长恨歌》。他的理由是因为长诗有情节，反而会比短诗更好懂，好读。我就又一知半解地知道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等等诗句。
那时候小学放学，照例是要全班学生排着队由学校出来，一路回家。由于我生得矮小，就排在队伍的前部，又由于我学习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这就引起一些同学对我的不满，我走在前面，身后常常会有同学的恶作剧，高声怪叫我父亲或我母亲的姓名──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以触犯「避讳」来羞辱人，一种很见历史文化遗痕的骂人方式。这天，他们忽然不喊我父母的姓名了，而代之以“刺面小人！反动分子！台湾特务！”的呼声，我就想：怎么从父母亲已经上升到了我祖父？那段时间，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正好有一课《水浒传》选段，所以，就有了“刺面小人”这一词。
我也曾偷偷地翻出《毛选》四卷，寻找那篇著名的文章阅读，不求甚解中，竟有既震惊又兴奋的感觉。对于那个自己继承了其血脉的祖父，虽然没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寻觅心情，多少也生出点“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奇幻感：这到底是位怎样了不起的特别人物？惹得最高领袖要点名批判？也不敢多问父亲，更不可能与别人说起。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祖父就像是一座遥远的山，朦胧神秘看不清，阴云之下，黑魆魆的山影若有若无、时隐时现。
上大学是在1981年，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前，伯父家和我家经过十年农村的洗礼，也已经分别回到苏州。钱家第三代有五房十个孙儿孙女，也陆续全部考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正规大学，其中上了清华、北大的，就有五人，占了一半。
1980年，分别三十余年后，由大陆有关方面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协助，父辈们终于得以在香港与祖父第一次见面。我也从此看到了多帧祖父的照片，听到家中长辈正面陈述关于祖父的一些回忆。
那座远方的山，因为阴云的渐渐消散，逐渐清晰起来。
我读的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祖父知道后，体察到大陆文化风气的变化，非常高兴，即在与父亲的通信中，告知要让我好好用功：「我在小学教书时，全国上下正提倡新文学，轻视古典文献，我独不为摇惑，潜修苦学，幸得小有成就。不谓今日北大开立古典文（献）课程，乃出当局指示，世风之变有如此。读行儿信，我心亦甚为激动，极盼婉约能学有所成，不负我之想望。」「学有所成」令我愧不敢当，而我亦在此氛围中，开始用功学习自己喜欢的中国古典文史方面的知识学问。
那四年，读了祖父的一些书。记得当时北大图书馆钱穆的著作都是民国本或港台本，不多不全且不好借。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中，我读了父亲赴港相见时带回来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民族与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论语新解》、《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等单行本。这些书对当时的我来说，与其说是学问的引领，不如说更是一种关于中国文史知识的积累和传统人文精神的熏陶。
祖父的书，让我感到与我当时正接受的大学教育，是有不同之处的，简单地说，就是其中的历史知识是与文化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中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透辟的理解、圆融的阐释、坚定的信念，对于近代以来政治文化鞭辟入里的针砭，有一种穿越书本，直抵人心，撞击你固有精神世界的强大力量。
八十年代的中国，真是又一个“欧风美雨”、“拿来主义”的时代，大学里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到处洋溢着打开窗户迎接新鲜空气、走出门去寻找新鲜知识的真诚和执着。我阅读了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大小李杜，乃至吕叔湘、周振甫、钱钟书等，也曾在大氛围的感染下，今天萨特存在主义、明天博格森生命哲学，还有弗罗伊德、卡夫卡、汤恩比、朦胧诗……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不少西方新知的皮毛。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出现了《河殇》等民族虚无主义的声浪。不知是我所学的专业引导了我们热爱民族文化的热情，还是祖父的书给了我血脉相连、气韵芬芳的精神启示，那时，我感到自己内心是抵触和远离那些虚无主义的激情的，对于高举西洋某某主义的旗帜，摇旗吶喊的有为俊贤们，也是敬而远之的心情。
那逐渐清晰起来的大山，开始放出光来。熠熠的光辉，照耀的不仅仅是我，还包括一些像我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较早地阅读了他著作的年轻心灵吧。
见到祖父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1984年，我们与祖父在香港中文大学，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因为祖父九十诞辰，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利用暑期，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邀来了留居港台、散布海外的几代新亚学生。家属方面，儿女四人，即父亲、叔叔、两个姑姑（伯父于前一年不幸病故），孙辈二人，即伯父的长子，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堂兄，和我。这是父辈们第二次在香港父子相见，我和堂兄则是第一次见祖父。
7月4日我们到的当晚，台湾奶奶到山下车站接我们，祖父在新亚书院会友楼的临时寓所坐等。由于罗浮海关手续的拖延，我们比预计晚到了两个小时。推开家门，爷爷正坐在沙发上着急，他说，他一个人在家等得实在心焦，就站起来来回踱步，边走边数，已经在客厅走了三千步了。见我们终于到了，他万分高兴。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孙儿孙女，上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瞇着视力很弱的双目，对我们左右端详。吃晚饭的时候，他兴致十足，说了许多许多，还不时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三世同堂的团圆饭啊！《师友杂忆》中有一句话：“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可知，他老人家对骨肉离散的痛楚，感受得比我们晚辈深刻得多。
然而，祖父远不是只满足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老人，相聚的那些日子里，他更多的时间是查问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工作情况，时时教导、敦促我们为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十二点以后。看着这些两岸隔阂，三十年弃养的亲生儿女，他是想加倍地、十万倍地补偿关爱和教导吧。
有几个小细节，或许值得一记：
我们刚到，卸完行李，整理衣箱。祖父看到小姑姑的衣箱底下垫了一大张彩色的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就马上严肃地斥责：你们到我这里来，还不忘带着他？小姑姑连忙解释说：哪是专门带的呢？当时是为了垫箱底，随便找了一张旧报纸而已。大家也觉好奇，因为那时确实已没什么偶像崇拜的风气和心理了。再一看，原来是前一年年底的报纸，1983年十二月，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所以，才会有大幅画像。我们这么一解释，祖父就又说：你们还在为他纪念生日？于是，大陆和台湾，儿女和父亲，一时两下无话。
又有一事，那个暑假正是洛杉矶奥运会如火如荼之时，会友楼的客厅里有电视机，饭前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免不了看看赛事，感叹一下输赢。祖父就叹口气说：你们也像年轻人一样，关心这样的体育比赛？这是西洋人的做法，所有人都只想着争夺金牌，可是，一个比赛就只有一块金牌！我们中国人就不这样，讲究“不以成败论英雄”，就像下象棋，小到一兵一卒，大到象、士、车马炮，都有自己不可代替的作用，这才是中国人的比赛方式。中国的体育是五禽戏、是太极拳。这让当时的我听了，很感新鲜和启发。
我当时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祖父就一一问我北大中文系上些什么课，老师叫你们读些什么书？嘱咐我学习中若有问题，可多多问他。只是我当时年少懵懂，面对严师般的祖父，更紧张得提不出什么象样的问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刚从中文大学图书馆回来，问他：“只知道有《十三经注疏》，怎么刚才在图书馆看到有《十四经》的一大套书？《十四经》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有点生气地说：“这不是问题。中国传统就讲十三经，你不要管现代那些巧立名目的新说法，要好好地读中国古人世世代代都读的书。”虽然是个不象样的问题，但从祖父的回答中，我也记取了“好好地读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读的书”的教诲。
7月4日到8月6日，三代人共处的一个月，真是既慢又快。血浓于水，亲情是绝对的，而时代造成的客观隔绝，毕竟增加了亲情交融的张力和紧张度。对于父辈和我们孙辈来说，长期在自由的家庭氛围中“解放”惯了，突然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犹如严师的父祖，小学生般地不断接受教训，还有不断的两岸对话和接受批评，委实会觉得“庭训”时间的难捱。而要填补和弥合两代人这三十年来观念、意识、情感方式上的鸿沟隙缝，这三十三天的相聚，又实在是太短太短！
终于走近大山，在领略其巍峨的身躯、庄严的仪态、丰富多彩的植被以外，对于其蕴含着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宝藏，我懂得多少？在离开祖父的岁月里，我需要花费多少的岁月精力，才能无愧拥有这样大山般的先祖，无愧这一个月的庭训亲炙？在这个意义上，父亲为我作了榜样，他的这本《思亲补读笔记》，就是在那以后，特别是在祖父去世之后，不断阅读祖父著作，在内心走近祖父的记录。
【原文标题：《远方的山——我记忆中的祖父》 文/钱婉约/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