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白露
总是丢不掉
正文
雨落何处
夜，我坐在玄武湖边。
零落的雨脚，洒在岸边的垂柳上。周遭静得有点诡异。暑气笼罩的炎夏，来水畔的本该很多，此刻人影都很远，仿佛都特意留一僻静处，好让我这远客低回似的。我凝视着墨绿的湖水，雨点制造的一圈圈细纹，次第绽开，湖面，灯光的倒影益发迷离。恍惚间，看到淤泥下的一颗千年莲子，兀然发芽。
刚刚送走故人。长久分别后一场荡气回肠的聚会，每个参与者的心，都像此刻的玄武湖，被往事的雨点敲着，迷离，酣畅的痛与快意，时空错置，伤逝加上不甘----她们离开以后，我来到这里。
昨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出口，一声汽笛之后，30年前的弄堂小姐妹相逢。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南京很远，远得被划为“半江”，曾虎踞龙蟠的古都无非是“半个江北”。上海人天性里排拒“乡下人”，正牌上海人如果被定性为”江北人”，简直要了他的命！至于更远的安徽贵池，在我们眼里，那是“蛮荒”了。这就是为什么，30年前弄堂五号的羽，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被送回原籍贵池，临行前和我们的泪水拥别，不约而同的泪水，一直流到如今。“我会回来的，我是上海人！”羽挥手时倔强地说。那天，我们四人手牵手走进洪流照相馆，拍下一张黑白合影，那家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口。
最先走出火车站的是羽，短短的发茬，高个子，憨憨地笑着，清纯得像是当年那黯然离开上海的少女。我问：“从安徽过来？女儿呢？”“女儿读书，正在高考，要不，我会回上海去玩玩。”羽笑着说。10多年前，大学毕业后在老家事业有成，担任贵池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丈夫则在安徽国家银行里担任信贷部主任，生活极为风光。然而，两口子毅然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卖掉在安徽的宽敞大房子，回到梦想中的天堂——上海。
去年，杀回上海的羽又一次离开，原来外地人和他们的子女生存上海并不容易，羽住在廉价的破旧公房内，每天跑浦东从底层的广告专员做起，拿最低的工资，上街分发传单，遭到多少白眼，总算熬成房屋销售员。丈夫在一家日资企业干保安，为人勤奋老实再加上大学本科的学历，被老板看中，三年前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眼看着羽的上海梦就要实现。然而，只有外地户口的女儿只能在上海“借读”，临到高考，须回到户口所在安徽的试场去。
我和羽并肩来到玄武湖，日落黄昏，湖上星星点点下着细雨。羽还是那么乐观：“临离开上海，女儿哭了，就像我当年一样，她那么爱上海，说一定要考进上海的大学，我支持她！哪怕卖房子卖掉全部家当，也要让她在上海读大学。”我望着她问:”外地万一有好的大学录取，那也不考虑？” “当然不！”“还卖掉房子？那你将来-----”羽抱肩不答，也许暗笑我不通世故。
身后传来晴和梅的笑声：”早知道羽一定先来！“我抱住晴，昔日最美丽的女生如今满身岁月的风霜，我被记忆触动，鼻子一酸，强忍泪水。也是10多年前吧，晴扔下一岁的女儿和刚刚生意失败的丈夫，孤身闯荡澳大利亚，一直当黑工。原以为，以她的精明能干，马上能赚到钱，然后杀回马枪。不料一“黑”就是16年！直到去年澳洲大赦非法入境者，她才拿到签证，回到在上海的家。
上海参差的矮屋檐早变成摩天大厦，那含三间精致卧室的单位是她打黑工的血汗钱换来的。大厦高处风寒露冷，17岁的女儿跟少女时代的晴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然而在美丽的外表下是令人心碎的冷漠，她眼神尖刻无比，面对母亲，小巧的嘴蹦出一句：“你是谁？怎么还回来？在澳洲混不下去?”含泪的晴转眼看向在旁的丈夫，16年不见，丈夫老了许多，当年因英俊高挑而被晴一见钟情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发胖，成了秃顶、迟缓的中年人。他面无表情，目光落在桌子上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上：“16年了，你想过我们吗?”-----
在昔日的弄堂，晴还是找到了栖身之处，年迈的父母颤巍巍地迎上来，她一把搀扶住父母，三人都泪流满面。很快，她发觉曾经精明能干，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双亲，已病弱得做不成一顿像样的饭菜。家里一团乱，杂物东一堆，西一堆，没人打理。唯一的弟弟自幼弱智，人到中年还不知柴米油盐。白发父母为他揩去口水，端着饭碗一勺一勺地喂。好强的晴，来不及洗去万里风尘，立刻动手清扫房间，抢过母亲手里的碗，喂小弟吃饭。她决定，暂时留在上海找工作。
梅在一旁静静地聆听我们诉说别后种种，很少插嘴，她永远是娴雅端庄的。这些年断续地见她过几面，知道一点她的情况。那年她还是名大学生，才二十岁，如花似玉纯洁无瑕，寻找课外兼职的时候遇见了她的初恋，一位颇有魅力的中年台商，她一直隐忍地下，去年总算等到他办完离婚手续。在深圳商场已颇有斩获的梅，终于披上等了20多年的婚纱。结婚以后，冒风险在高龄怀孕，却失去腹中胎儿，在上海的母亲又重病在身----。
都进入忧患中年的女人，满身是负累，满心是烦恼，可是没有泪，只有大说大笑，四个人象当年去洪流照相馆一样，牵手走路，晴还是那么牙尖齿利：“咳，我说，既然来了南京，怎么不让我们看你爸爸？我爹妈可是吩咐我来看老人家的。”我摇头：“人越老越希望生活平静简单，他一见陌生人就紧张。”大家争着说：“谁说我们陌生啦？当年你爸爸教我们数学呢！”好在羽替我解了围：“你爸的性格和我爸爸一样，越老越怕见人，还不要钟点工照顾，幸亏我早就安排他到上海住，将来我回去照顾他还算方便。”
夜，我安排她们住进旅馆。我们站在客房 的窗前，头上一弯新月，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城里一片静谧。她们说：“怪吧？聚会在南京不在上海。”晴说：“在祖国各地照顾老人的照顾老人，陪读的陪读，工作的工作，怎么可能在上海聚会呢？还算走运，我这个澳大利亚黑户头，终于在上海找到工作，不然来不了。“我问：“还回澳大利亚吗？”晴点上一支烟，站开一些，让伙伴少吸些二手烟，说：”回去！一定要回去！本来九月我就走，只是，我要等我女儿，她答应跟我走才行。如果----如果不答应，我明年只好自己走了。“大家都沉默下来，早听说了她女儿从不曾叫她一声妈，也坚决不肯去澳大利亚。我问：“你父母和小弟呢？”晴猛烈地吸着香烟：“本来我想拿到国籍就给爸妈办绿卡，可是他们不能去！因为小弟一刻也离不开爸妈 。”羽问：“听说西方社会残疾人的福利很好，小弟若去澳洲，日子一定比这里好过。”晴抽烟一根接着一个，停不下来，她的声调十分平静，仿佛说的是别人：“澳洲正取消兄弟姐妹移民，小弟这辈子无法去了。”
雨蓦地落下，来势汹汹，依稀看到玄武湖的水面，被雨晕成一片迷蒙。
夜晚，梅送我下电梯，悄声问我：“有没有发觉，晴抽烟上瘾了？”我淡然一笑；“在国外格外需要麻醉，你看我，不也咖啡上瘾了么？”梅仔细打量我：“你要保重。”我又是一笑：“放心。” 从头到尾，内向的梅没有多谈自己。
就在半年前，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外，弄堂里的几名白发老邻居神情焦灼，低声地商议着什么。一名医生匆匆出来：“怎么才送来？谁是家属？”我舅妈迎上去：“她女儿在深圳工作，怕是赶不过来。”医生皱眉：“她患的是癌症，要家属签字动手术。”舅妈慌忙掏出手机要打，梅的母亲挣扎着手术床上大喊：“不要告诉她，她有孕在身呢！”几位老人“啊”了一声，手足无措。 梅到底知道了。她匆匆结束商务会议，赶来签字陪夜。母亲手术后刚刚歇下，梅就被推进妇产科急诊室，多天劳累奔波使她失去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因为年迈体弱的母亲不愿意迁居深圳，而丈夫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进入晚年后也要在台湾定居，他为了梅抛弃了原来的家庭，如今只有梅一个依靠。梅为了陪伴丈夫照顾母亲，只好一年到头提着行李箱，四处为家。
深夜，我回到下榻的宾馆时，儿子和丈夫都已熟睡，我端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前，想起美国的家，院子需要整修，大批帐单要支付，孩子新学期的课程需要安排，课后活动的各个老师需要联系，而在南京，无力行走的老父一个人在家里失眠，病重的他脑子已不听使唤，他不敢见昔日的邻居，然而私底下又渴望在晚辈面前维持昔日的尊严。当年，我刚入籍美国，爸爸为了照顾百岁的奶奶，卖掉上海的房子，移居南京，他被里弄的多年邻居称作“孝子”。然而，从此，我在上海无家可归。
现在，在宾馆另一头的旧日姐妹淘，一定也没有睡，也一定没有再往下谈，30年河东河西，30年升沉歌哭，从何说起？
南京的日头从来不等人，晨曦上来，我如期接她们一起去吃饭，游览。秦淮河，玄武湖，紫金山，地方只是陪衬，我们漫无目的地走，饿了，吃一餐秦淮家常菜，渴了，喝一杯冰冻雨花茶。絮絮叨叨地议论南京的山色湖光，巨大的梧桐树，还有美味的小馄饨。她们说，在上海满街乌央乌央的外地人，不但没有正宗的小馄饨，河鲫也一点不好吃，有一股药味，南京的白鱼个大味美，还是野生的呢！她们还说，南京市中心的绿化带漂亮，上海连郊外也没有如此茂盛的绿色。
我很想问，我们昔日小学旁的万寿斋，小馄饨不是很好么？排行上海小吃第一名呢,上海小菜场的河鲫鱼用葱油红烧，味道总比美国的石斑鱼强吧？我们春游常去的青浦大观园还在吗?那里一定绿树成荫了吧?听说七宝老街开了，里面的本帮菜馋死人--------至于上海满大街的外地人又能算什么呢?我们自己，现在哪个不是“外地人”？
天空雨点益发密了，我们只好停脚步：“该回去了。” 回去？我抬起头，看见三双晶莹的眼睛，她们渴望什么，却欲言又止，“时间太短。”我说，“下一次聚会要多安排几天。” 她们笑着说是，心里都起了莫名的怅惘，“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长途汽车把羽带走了，滚滚烟尘中，羽还是那么倔強：“女儿可以弥补我当年的遗憾，一定要当上海人。我也会在上海养老的，哪怕穷得当乞丐。”语气一如当年的决绝。
我怅惘地望着，雨中的长途汽车渐渐消失，忽然想起了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发誓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回到上海去工作、生活。待到儿子生下来，我叹息：没有办法马上回上海了，只能在老年落叶归根。但是，眼看着上海越来越繁华，我反而越来越疑惑。
我刚才问了梅：“养老之地，是否在上海？”梅说：”没想好，送走母亲后我可能跟老公去台湾定居，也有可能移民加拿大，肯定不在上海，那是什么消费水平啊！“晴又点上烟，眼圈红了：“只怕我都不能服侍爸妈终老了。”我安慰：“明年你可以不走的，现在工作不是很好吗？”晴连连摇头：“唉！不习惯了，每天穿高跟鞋跟一帮八十，九十后的小年轻一代一起挤地铁，别提多艰难！这饭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砸掉。只能在澳洲养老，我早就习惯那里穿拖鞋汗衫的日子，打拼16年，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再拾起来比在上海容易多了。你呢？”我没回答，其实答案早有，却总有一份不甘。
她们两位登上火车，前往不同的地方。
雨里，我独对玄武湖。对自己，我总算可以这样回答：“终老之地，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一如此刻，雨落在哪里，由不得雨作主。
夜，我坐在玄武湖边。
零落的雨脚，洒在岸边的垂柳上。周遭静得有点诡异。暑气笼罩的炎夏，来水畔的本该很多，此刻人影都很远，仿佛都特意留一僻静处，好让我这远客低回似的。我凝视着墨绿的湖水，雨点制造的一圈圈细纹，次第绽开，湖面，灯光的倒影益发迷离。恍惚间，看到淤泥下的一颗千年莲子，兀然发芽。
刚刚送走故人。长久分别后一场荡气回肠的聚会，每个参与者的心，都像此刻的玄武湖，被往事的雨点敲着，迷离，酣畅的痛与快意，时空错置，伤逝加上不甘----她们离开以后，我来到这里。
昨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出口，一声汽笛之后，30年前的弄堂小姐妹相逢。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南京很远，远得被划为“半江”，曾虎踞龙蟠的古都无非是“半个江北”。上海人天性里排拒“乡下人”，正牌上海人如果被定性为”江北人”，简直要了他的命！至于更远的安徽贵池，在我们眼里，那是“蛮荒”了。这就是为什么，30年前弄堂五号的羽，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被送回原籍贵池，临行前和我们的泪水拥别，不约而同的泪水，一直流到如今。“我会回来的，我是上海人！”羽挥手时倔强地说。那天，我们四人手牵手走进洪流照相馆，拍下一张黑白合影，那家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口。
最先走出火车站的是羽，短短的发茬，高个子，憨憨地笑着，清纯得像是当年那黯然离开上海的少女。我问：“从安徽过来？女儿呢？”“女儿读书，正在高考，要不，我会回上海去玩玩。”羽笑着说。10多年前，大学毕业后在老家事业有成，担任贵池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丈夫则在安徽国家银行里担任信贷部主任，生活极为风光。然而，两口子毅然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卖掉在安徽的宽敞大房子，回到梦想中的天堂——上海。
去年，杀回上海的羽又一次离开，原来外地人和他们的子女生存上海并不容易，羽住在廉价的破旧公房内，每天跑浦东从底层的广告专员做起，拿最低的工资，上街分发传单，遭到多少白眼，总算熬成房屋销售员。丈夫在一家日资企业干保安，为人勤奋老实再加上大学本科的学历，被老板看中，三年前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眼看着羽的上海梦就要实现。然而，只有外地户口的女儿只能在上海“借读”，临到高考，须回到户口所在安徽的试场去。
我和羽并肩来到玄武湖，日落黄昏，湖上星星点点下着细雨。羽还是那么乐观：“临离开上海，女儿哭了，就像我当年一样，她那么爱上海，说一定要考进上海的大学，我支持她！哪怕卖房子卖掉全部家当，也要让她在上海读大学。”我望着她问:”外地万一有好的大学录取，那也不考虑？” “当然不！”“还卖掉房子？那你将来-----”羽抱肩不答，也许暗笑我不通世故。
身后传来晴和梅的笑声：”早知道羽一定先来！“我抱住晴，昔日最美丽的女生如今满身岁月的风霜，我被记忆触动，鼻子一酸，强忍泪水。也是10多年前吧，晴扔下一岁的女儿和刚刚生意失败的丈夫，孤身闯荡澳大利亚，一直当黑工。原以为，以她的精明能干，马上能赚到钱，然后杀回马枪。不料一“黑”就是16年！直到去年澳洲大赦非法入境者，她才拿到签证，回到在上海的家。
上海参差的矮屋檐早变成摩天大厦，那含三间精致卧室的单位是她打黑工的血汗钱换来的。大厦高处风寒露冷，17岁的女儿跟少女时代的晴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然而在美丽的外表下是令人心碎的冷漠，她眼神尖刻无比，面对母亲，小巧的嘴蹦出一句：“你是谁？怎么还回来？在澳洲混不下去?”含泪的晴转眼看向在旁的丈夫，16年不见，丈夫老了许多，当年因英俊高挑而被晴一见钟情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发胖，成了秃顶、迟缓的中年人。他面无表情，目光落在桌子上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上：“16年了，你想过我们吗?”-----
在昔日的弄堂，晴还是找到了栖身之处，年迈的父母颤巍巍地迎上来，她一把搀扶住父母，三人都泪流满面。很快，她发觉曾经精明能干，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双亲，已病弱得做不成一顿像样的饭菜。家里一团乱，杂物东一堆，西一堆，没人打理。唯一的弟弟自幼弱智，人到中年还不知柴米油盐。白发父母为他揩去口水，端着饭碗一勺一勺地喂。好强的晴，来不及洗去万里风尘，立刻动手清扫房间，抢过母亲手里的碗，喂小弟吃饭。她决定，暂时留在上海找工作。
梅在一旁静静地聆听我们诉说别后种种，很少插嘴，她永远是娴雅端庄的。这些年断续地见她过几面，知道一点她的情况。那年她还是名大学生，才二十岁，如花似玉纯洁无瑕，寻找课外兼职的时候遇见了她的初恋，一位颇有魅力的中年台商，她一直隐忍地下，去年总算等到他办完离婚手续。在深圳商场已颇有斩获的梅，终于披上等了20多年的婚纱。结婚以后，冒风险在高龄怀孕，却失去腹中胎儿，在上海的母亲又重病在身----。
都进入忧患中年的女人，满身是负累，满心是烦恼，可是没有泪，只有大说大笑，四个人象当年去洪流照相馆一样，牵手走路，晴还是那么牙尖齿利：“咳，我说，既然来了南京，怎么不让我们看你爸爸？我爹妈可是吩咐我来看老人家的。”我摇头：“人越老越希望生活平静简单，他一见陌生人就紧张。”大家争着说：“谁说我们陌生啦？当年你爸爸教我们数学呢！”好在羽替我解了围：“你爸的性格和我爸爸一样，越老越怕见人，还不要钟点工照顾，幸亏我早就安排他到上海住，将来我回去照顾他还算方便。”
夜，我安排她们住进旅馆。我们站在客房 的窗前，头上一弯新月，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城里一片静谧。她们说：“怪吧？聚会在南京不在上海。”晴说：“在祖国各地照顾老人的照顾老人，陪读的陪读，工作的工作，怎么可能在上海聚会呢？还算走运，我这个澳大利亚黑户头，终于在上海找到工作，不然来不了。“我问：“还回澳大利亚吗？”晴点上一支烟，站开一些，让伙伴少吸些二手烟，说：”回去！一定要回去！本来九月我就走，只是，我要等我女儿，她答应跟我走才行。如果----如果不答应，我明年只好自己走了。“大家都沉默下来，早听说了她女儿从不曾叫她一声妈，也坚决不肯去澳大利亚。我问：“你父母和小弟呢？”晴猛烈地吸着香烟：“本来我想拿到国籍就给爸妈办绿卡，可是他们不能去！因为小弟一刻也离不开爸妈 。”羽问：“听说西方社会残疾人的福利很好，小弟若去澳洲，日子一定比这里好过。”晴抽烟一根接着一个，停不下来，她的声调十分平静，仿佛说的是别人：“澳洲正取消兄弟姐妹移民，小弟这辈子无法去了。”
雨蓦地落下，来势汹汹，依稀看到玄武湖的水面，被雨晕成一片迷蒙。
夜晚，梅送我下电梯，悄声问我：“有没有发觉，晴抽烟上瘾了？”我淡然一笑；“在国外格外需要麻醉，你看我，不也咖啡上瘾了么？”梅仔细打量我：“你要保重。”我又是一笑：“放心。” 从头到尾，内向的梅没有多谈自己。
就在半年前，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外，弄堂里的几名白发老邻居神情焦灼，低声地商议着什么。一名医生匆匆出来：“怎么才送来？谁是家属？”我舅妈迎上去：“她女儿在深圳工作，怕是赶不过来。”医生皱眉：“她患的是癌症，要家属签字动手术。”舅妈慌忙掏出手机要打，梅的母亲挣扎着手术床上大喊：“不要告诉她，她有孕在身呢！”几位老人“啊”了一声，手足无措。 梅到底知道了。她匆匆结束商务会议，赶来签字陪夜。母亲手术后刚刚歇下，梅就被推进妇产科急诊室，多天劳累奔波使她失去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因为年迈体弱的母亲不愿意迁居深圳，而丈夫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进入晚年后也要在台湾定居，他为了梅抛弃了原来的家庭，如今只有梅一个依靠。梅为了陪伴丈夫照顾母亲，只好一年到头提着行李箱，四处为家。
深夜，我回到下榻的宾馆时，儿子和丈夫都已熟睡，我端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前，想起美国的家，院子需要整修，大批帐单要支付，孩子新学期的课程需要安排，课后活动的各个老师需要联系，而在南京，无力行走的老父一个人在家里失眠，病重的他脑子已不听使唤，他不敢见昔日的邻居，然而私底下又渴望在晚辈面前维持昔日的尊严。当年，我刚入籍美国，爸爸为了照顾百岁的奶奶，卖掉上海的房子，移居南京，他被里弄的多年邻居称作“孝子”。然而，从此，我在上海无家可归。
现在，在宾馆另一头的旧日姐妹淘，一定也没有睡，也一定没有再往下谈，30年河东河西，30年升沉歌哭，从何说起？
南京的日头从来不等人，晨曦上来，我如期接她们一起去吃饭，游览。秦淮河，玄武湖，紫金山，地方只是陪衬，我们漫无目的地走，饿了，吃一餐秦淮家常菜，渴了，喝一杯冰冻雨花茶。絮絮叨叨地议论南京的山色湖光，巨大的梧桐树，还有美味的小馄饨。她们说，在上海满街乌央乌央的外地人，不但没有正宗的小馄饨，河鲫也一点不好吃，有一股药味，南京的白鱼个大味美，还是野生的呢！她们还说，南京市中心的绿化带漂亮，上海连郊外也没有如此茂盛的绿色。
我很想问，我们昔日小学旁的万寿斋，小馄饨不是很好么？排行上海小吃第一名呢,上海小菜场的河鲫鱼用葱油红烧，味道总比美国的石斑鱼强吧？我们春游常去的青浦大观园还在吗?那里一定绿树成荫了吧?听说七宝老街开了，里面的本帮菜馋死人--------至于上海满大街的外地人又能算什么呢?我们自己，现在哪个不是“外地人”？
天空雨点益发密了，我们只好停脚步：“该回去了。” 回去？我抬起头，看见三双晶莹的眼睛，她们渴望什么，却欲言又止，“时间太短。”我说，“下一次聚会要多安排几天。” 她们笑着说是，心里都起了莫名的怅惘，“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长途汽车把羽带走了，滚滚烟尘中，羽还是那么倔強：“女儿可以弥补我当年的遗憾，一定要当上海人。我也会在上海养老的，哪怕穷得当乞丐。”语气一如当年的决绝。
我怅惘地望着，雨中的长途汽车渐渐消失，忽然想起了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发誓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回到上海去工作、生活。待到儿子生下来，我叹息：没有办法马上回上海了，只能在老年落叶归根。但是，眼看着上海越来越繁华，我反而越来越疑惑。
我刚才问了梅：“养老之地，是否在上海？”梅说：”没想好，送走母亲后我可能跟老公去台湾定居，也有可能移民加拿大，肯定不在上海，那是什么消费水平啊！“晴又点上烟，眼圈红了：“只怕我都不能服侍爸妈终老了。”我安慰：“明年你可以不走的，现在工作不是很好吗？”晴连连摇头：“唉！不习惯了，每天穿高跟鞋跟一帮八十，九十后的小年轻一代一起挤地铁，别提多艰难！这饭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砸掉。只能在澳洲养老，我早就习惯那里穿拖鞋汗衫的日子，打拼16年，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再拾起来比在上海容易多了。你呢？”我没回答，其实答案早有，却总有一份不甘。
她们两位登上火车，前往不同的地方。
雨里，我独对玄武湖。对自己，我总算可以这样回答：“终老之地，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一如此刻，雨落在哪里，由不得雨作主。
太沉重的上海情结．
俺去过多次上海．上海，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上海．我有若干朋友，当初都是上海人看不起的外地穷学生，现在都算是上海的上等阶层人物．他们的下一代，则自以为是正宗的上海人．现在的上海新一代，可没有这么重的上海情结．
俺弟算是暂时的海归，在上海某大公司当什么O, 年薪基本上和他在米国的收入打平，但他只愿意干三年．毕竟有雾霾和污染什么的．
俺表哥在上海是高中校长，则整天想着要把他大学毕业的孩子移民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