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中国经济的三大致命伤与救治

曾飞：中国经济的三大致命伤与救治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中，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首次被提出。

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从一个贫富并不悬殊的国度迅速变成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的国度。原本分配平等、充分就业、没有腐败的社会环境业已消失，社会冲突日益加剧，这些问题正拷问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

因而，对改革中的不足之处的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不吸取经验教训，就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更快地发展经济。

对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严重缺陷，众说纷纭，学者更多地探究问题产生的过程、原因和所依据的西方经济理论。这些研究虽然洋洋大观，深不可测，但似乎有点隔靴搔痒，于事无补。

其实，可以很实事求是地坦言，最关乎生死存亡的，不外乎三大致命伤：公共权力商品化；资本垄断化；人力资源低贱化。这三大伤痛必须紧急救治，适当地调理中国经济的机体，使之健康发展。

这是因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性因素：权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我国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并没有理顺关系，其结构不合理，严重妨害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任其畸形发展，甚至有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瓦解的严重危险。

对这些严重问题，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感同身受，易于感悟。因此本文只进行结构性阐释，不做过于繁杂的论证；当然这也与我们目前信息不够公开，许多真正的经济数据无法得知，详细的分析论证也因而变得没有意义有关。而至关紧要的倒是良好经济结构的探索与实践检验；实践的结果会明白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合理的经济体制。

公共权力商品化，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紊乱，市场伦理沦丧

人们熟知，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价值规律被称为是“无形的手”，凯恩斯的政府对经济干预，被称为“有形的手”。

政府对经济干预，也就是代表公众经济利益的公共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样“有形的手”的干预才能够使经济朝有利于大众的方向发展，从而能够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

如果，政府的干预不是代表公众的利益，而是代表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公共权力私有化，那么换来的就不是经济发展阻力减少，而是阻力增加，甚至遭到破坏，这是显然的事。公共权力私有化，就是人们所说的腐败。

腐败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从而导致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商品化是掌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商品，用来进行权物、权钱、权色、权权交易，从而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权力资本化是指权力在社会生产、流通领域中形同资本，被用以获取利润，参与分配。也就是掌权者利用自己所控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通过市场来干预社会资源的分配，来为自己和少数人谋取暴利。

我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法》已经明令禁止亦官亦商，但是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转为暗流涌动。如果不是上海商品房“莲花河畔景苑”13层楼盘倒塌事件，人们怎能得知梅陇镇镇长助理和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也在“开发商”的队列中，更不知道“镇长助理”阙敬德先生从一次分红中能拿到“税前红利”136万多元。（黎明：《追问塌楼事件中的“官商一体”》2009年07月南方报业网）“镇长助理”阙敬德先生得到的这一类分配，不是以人力资源参与的职务工资分配，而是职权转化成资本而参与的红利分配。可见公共权力何止通过贿赂来转化成资本，而且直接由官商一体的通道转化成资本。这次上海商品房“莲花河畔景苑”13层楼盘倒塌事件暴露出来的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现象，恐怕只是小小猫的微型个案，背后的恐龙才是被掩盖了的问题。多年来，明火执杖进行“权力资本化”的就有曾风靡一时的所谓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官商一体经营模式，民间称之为官商勾结促使经济大力发展的模式。这种“企而优则仕、仕而优则企”的权力资本化模式直接造就了一批现代“红顶商人”。其中就有从商人变“高官”，“高官”变“首富”的沈文荣。在《新财富》发布的“2009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沈文荣被评为中国首富，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现代“红顶商人”。沙钢集团的当家人沈文荣，身价高达200亿元。在苏南模式下，1993年沈文荣就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沈文荣任中共张家港市委副书记。正是苏南模式的典范之作，沙钢的改制使沈文荣成为富翁，他拥有的沙钢股份达到29.98％。沈文荣具有企业家的禀赋，本应让他专事于商业,而不该商而优则官。给他安上官帽而造成官商不分的混乱，制造权力转化为资本的通道，只能坑了一个有才华的企业家。更严重的则是在权力控制下，搞什么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MBO），则公开地侵吞国有资产，直接把一伙人的权力转化成资本。而贪官姜人杰则成了苏南模式的杰出代表，他被捕前系苏州市副市长，同时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集官商于一身。姜人杰单单收受苏州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贿赂，就达到人民币一亿零八百六十七万元。这类违反法制的商兼官，官兼商而导致暴富的现象，只是公开的秘密，而不公开的秘密我们就难以一一描述了。

这样，部分“有形的手”就变成了“有形的肮脏的手”。这些“有形的肮脏的手”伸向经济，扰乱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紊乱。发展结构不合理、浪费、效率低下，破环生态环境，甚至恶性事故不断的结构性弊病立即成为常态。经济结构紊乱导致经济功能紊乱。

而“有形的肮脏的手”毫无廉耻的无情掠夺，必然败坏社会道德，抽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诚如北汽控股董事长徐和谊先生所说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在出现了消费信任危机，我想本质上还是部分企业商业伦理的沦丧。”信任危机的出现，正是市场功能功能紊乱的典型表现。

而精英们却故意散布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道德败坏。其实市场经济与社会道德道败坏没有必然联系。非市场的游牧经济、奴隶经济也一样会社会道德道败坏。

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新教伦理强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幷不发达和强大的西欧得以产生。而在中国和亚洲经济圈，历史上儒家伦理也曾经强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度使儒家经济圈领先于全世界。历史恰恰证明了没有良好的商业伦理，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

精英们故意散布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道德败坏”论事实上是欲盖弥彰，刻意掩盖腐败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真相。而社会道德沦丧就抽掉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伦理基础，也就是造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消失。这种伦理基础的破坏足于从根本上毁掉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华民族的经济复苏成为泡影。

总之是公共权力商品化的致命伤，从根基上引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紊乱和功能紊乱，严重危害经济机体的健康。也就是腐败不根治，社会道德风尚永远无法恢复正常。而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伦理基础也就永远无法恢复，民族经济振兴也就会成为空谈。

资本垄断化，导致不公平竞争

在传统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土地、劳动和资本是生产的三大要素。作为三大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的合理结构与经济的健康关系重大。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有资本的占有结构与按资本分配的结构。

由于“有形的肮脏的手”的干预，尤其是官商勾结，导致资本的垄断：有权有势的官僚与商人结合起来，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殊权力将原本国有的资本和民间的资本逐渐掠为己有，使资本日益集中于他们手中，形成资本的结构性垄断。垄断格局导致不公平竞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也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朝畸形的方向发展，严重倾向按资本和土地分配，因而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在市场竞争中日益处于优势的地位，最终有可能会形成寡头垄断。

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垄断的负面影响，认为垄断提高价格、破坏市场秩序、降低了企业效率。这种现象在房地产、电信、石油等产业表现得日益明显。

垄断根据市场主体取得市场控制权的不同方式可以分成两类：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
　　
　　市场主体依靠在市场中竞争，进行资本积累和集中，达到规模效益，凭借价格或技术等市场因素排斥其他竞争者，最终达到对市场的排他控制权，就是经济垄断。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外资企业逐步取得对市场的控制，竞争最终导致垄断的出现。垄断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提供产量，使得此时的价格高于自由竞争时的价格，所提供的商品数量也低于竞争厂商的供给数量，影响市场竞争的秩序，降低市场配制资源的效率。经济垄断是市场主体凭借市场手段即自身的竞争取得市场的排他控制权，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依靠反垄断法的控制，只要执法公允，其负面影响尚可以控制。

而行政垄断则是市场主体利用政治手段或依靠市场以外的力量形成对市场的排他控制权。在我国，行政垄断现象尤为明显，行政权力作为市场资源的配制手段取代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作用，对于其他未能依赖政府竞争的企业极不公平。如果公共权力不异化，其负面影响也可以控制。

但是由于公共权力的商品化，使得不守法、不道德的资本势力有机会通过两种手段来冲破控制，使垄断的负面影响失去控制，而破坏市场秩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这两种手段就是：其一，商家贿赂官员，导致反垄断法无法制约他们，甚至放任他们违法扩大垄断。如赖昌星、黄光裕以及部分跨国公司的行为。其二，官商直接勾结起来，借助于行政垄断来扩大垄断的范围。如房地产、电信业、医药卫生业的行为。其中典型的事例如诸多城市的政府直接使用公共权力强制推行所谓的“农改超”，打击菜农、果农和小商贩，强制推行有政府背景的农产品超市商家的全面垄断。于是少数官商资本势力借助此类手段来垄断市场，垄断性资本在分配中的份额迅速增高，导致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机能也随之失衡。依靠公平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正常局面就难以恢复。

譬如云南孟连“7·19”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某些官员利用行政权力支撑勐马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地方性垄断，严重破坏当地橡胶种植业的发展。相关的信息披露：“勐马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目前种植橡胶林14.42万余亩，占整个孟连县种植橡胶林25.18万亩的57％。该公司于2002年11月与政府签订《整体收购协议》,采取个人收购的方式，将企业由乡镇集体所有制改制为私人企业。官方资料显示，收购人岩雅，男，孟连当地傣族人，1954年生，时任孟连县政协副主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收购方案规定：‘公司所在地使用的土地继续保留现有行政划拨方式。’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集体土地，以所谓‘行政划拨’的方式给了橡胶公司，这在实质上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企业改制后，企业主资产迅速膨胀，成为当地首富，另一些在企业入股的人士也迅速获利。而当地不少农民还停留在解决温饱的局面，贫富悬殊更激化了胶农和企业的矛盾。”（信息引自2008-09-02 青岛新闻网：《云南孟连“7·19”事件溯源》）

与此相似，各地有官方背景的商家垄断了猪肉、鱼虾、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的营销渠道，官商一体化的垄断格局正在制造农民的贫困。中国网亦菲的文章《清理“问题猪肉”不能引进行业垄断》就揭示：“为何打击私宰？一个堂皇理由是，私宰是引发‘问题猪肉’出现的渠道之一，一些病死猪肉会趁私宰窜入市场。按理，所谓‘问题猪肉’应是未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猪肉吧！然而，在某些部门的实际操作中，‘问题猪肉’往往注入了新的定义：不是属地屠宰场生产的猪肉统统都是‘问题猪肉’。记得，在2007年7月，广东粤北某县有一个镇100多个肉贩与当地经贸部门官员发生矛盾，采取罢市的过激行动。引发矛盾原因是该县经贸局打击‘虚假猪肉’，也就是‘问题猪肉’。而这个‘问题猪肉’的鉴定标准却有点荒唐：只要不经经贸部门批准出售的猪肉就列入‘问题猪肉’。 ”“媒体报道，在本省东莞市对猪肉及肉制品就实行明显的区别政策。其中，双汇鲜冻肉就曾被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全部下架（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25日A15版）。因此，在清查‘问题猪肉’的同时，不能引进‘行业垄断’。”借助行政权力形成的流通环节中的各种垄断，截取了农民应得的利益，严重妨碍了农副产品生产的正常发展。不公平的竞争，迫使农民更趋于贫困，而从根基上削弱了农村的内需。

同时，依托官方背景的垄断行为，使大量的中小企业陷入不公平竞争的困境。尤其在融资方面，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垄断型企业，如中石油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股市监管的漏洞圈钱寻租。黄光裕则编织了一张通往权贵高层的黑金网络。凭借头上的保护伞，黄氏兄弟借助扰乱金融市场等手段疯狂敛财。融资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再加上银行信贷向房地产等大型企业一边倒的现象没有根本扭转，这就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通。而且垄断型企业围标、依靠官方关系垄断招标和政府的歧视政策，又导致中小企业获取项目困难，尤其是数额巨大的政府采购，明显倒向垄断性大企业，尤其是外资垄断性企业。这种不公平竞争，正在窒息本应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力量的本土中小企业。不公平竞争，削弱了中小企业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阻塞了就业的主要渠道，降低了平民和中小企业主的收入水平，更加严重地削弱了内需。

人力资源低贱化，导致分配不公，内需疲软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譬如，在建筑市场上，有效需求就是买主希望并有能力购买的建筑产品，建设项目和有关服务的数量。换成一句话说，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人们愿意买，并且有能力买。当今，人们确实愿意买房子来满足居住的需要，但是没有能力买。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早已出现。

为什么人们没有能力买呢？因为畸形的垄断导致人力资源低贱化。也就是人力资源不值钱，垄断资本在分配中的份额特重，生产要素的分配畸形，人力资源的分配奇低，分配严重不公。主要依靠人力资源获得一份分配的大多数人——资本的日益垄断促使他们成为绝大多数，连中产阶层也正在日益萎缩——他们所得的分配所占的比例正在日益减少，因而没有能力购买。

官员原本依照官僚制的设计，应该官商脱钩，也必须依靠制度所给予的正当薪俸来参与分配。然而，事实却是官僚打破了制度的约束，主要依靠灰色、甚至是非法收入肥己，也就是他们不想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源来参与分配了，而蜕变成主要依靠权力资本（资本化的权力）来参与分配。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国企的高管、大学行政高层、医院行政高层和某些知识精英等，他们也会逐渐官僚化，也能够加入官僚凭借权力资本参与分配的利益集团。

这样的分配潜规则还会向各类组织扩散开来，造成这些组织的衰败，后果也十分严重。因为优质的人力资源，也就是人们所称的人才就会因为依靠人力资源参与的分配远远低于外资企业，外国的相应组织，而大量流失。那些劣质的人力资源（狡诈的奴才）就会因为他们善于巴结而分享权力资本的分配利益；奴才就会取代人才而在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优秀人才进一步被故意排挤而加速流失。各类组织将因优秀人才的流失而变得软弱无力，从根基上受到伤害。尤其是那些关系到经济发展根基的科技、学术研究部门就会充斥奴才，缺乏人才，而成为一副空皮囊。

到了这个官僚利益集团日渐形成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全力影响社会分配的结构，继续推高资本和土地在分配中的比重，压低人力资源包括知识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表现为一些官员、垄断企业高管、知识精英等的收入成天位数字，城市平民、农民和一般知识劳动者的收入相对日益降低，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国家统计局也宣称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警告说，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而绝大多数只能依靠人力资源参与分配的职工与农民所得分配的份额相对值的日益降低，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也就有可能因为需求的不足而使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经济失衡。暂时的补救办法就是用外部需求来填补内部需求，继续拉动经济发展。而高度依赖外需又成了必须继续压低人力资源分配份额的“正当理由”，因为据说低工资是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内需因民众分配比例的下降继续缩小份额，外需因产品的低价比例日益增大，民众分配比例也就继续被压低。最终会导致国富民穷的病态。而且这个“国”也将不国：不再会是人民之“国”，而是权贵之“国”。

当前，由于外部社会产生空前的经济危机，需求急剧萎缩，于是中国市场中本来就业已存在的供需失衡就突出出来了。成为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市场的严重冲击的直接着力点。当前的经济刺激方式也只能是应急措施。还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无论城市工薪层还是农民所得的分配额度都没有有效得到提高。虽然政府也开始注重向农业投资，推行产品下乡，着急于拉动农村的内需。但是农村的供应和销售渠道，融资渠道被某些官商结合的资本势力所垄断的局面没有改变，农民被掐着喉咙，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有效提高，就还只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人数众多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群体购买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的内需就会长期处于不足的状态，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尚未夯实。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反复辩解说：“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除了接受这一低薪外，别无选择。这就是市场！”但事实却是，低薪并不能推动工业革命，历史证明了反而是高工薪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

薛涌先生在《高工薪推动了工业革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在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阶段，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近，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出版一本新著：《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非常清楚：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是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的理由也不难理解：只有工薪高、人力贵，巨额投资用机器替换人力才有钱可赚。当时欧洲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并非不能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只可惜这些地区的人力太贱，花大钱购买昂贵的机器来替换廉价的劳动力会赔本。这和几年前《经济学人》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相似：许多外商到了中国，宁愿放弃使用多年的技术，用廉价的劳动力替换了其实已经并不那么先进的机器。‘低薪陷阱’导致了‘低技术陷阱’，这最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可见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辩解，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经济的正常发展，而是故意歪曲经济学原理，刻意维护权贵们在分配中的有利地位。他们为了自己能分到一点利益而出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利益。

然而，这种人力资源低贱化的不正常状态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关注，消除资本垄断的趋势，矫正生产要素分配的不正常比例，恢复人力资源的应有价值的根本性举措始终并未推出。

救治中国经济的秘方

因此，救治中国的经济，关键就在于有效消除公共权力商品化，资本垄断化和人力资源低贱化。只有治好这三大致命伤，中国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

具体说，必须使用如下秘方：

一.消除公共权力商品化

防止公共权力商品化，从战略层次讲是党的执政要实实在在地以依靠人民为根基，不能停留于口号而放弃了革命传统，甚至照搬国内外统治者主要依靠官僚层来执政的办法。主要依靠官僚来治理人民，就必然产生官员难以控制，权力寻租甚至官商一体就习以为常。因此党政分开，以服务制替代官僚制是根本策略。从战术层次讲是分权约制。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与官员权力真正分野，改变目前地方“一把手”控制全部权力，党政不分的不正常局面。二是政府内部由政治官员、政府雇员和党的工作干部三种成份权力分野，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流程化，阻断大权独揽，权力便于寻租，甚至官商一体的通路。

也就是从根基上来杜绝公共权力商品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恢复正常，使市场伦理恢复正常，从体制和道德约束两个方面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

二.消除资本垄断化

防止资本垄断化的前提是消除公共权力私有化，使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正常发挥作用。而反垄断法的完善和公正执法就是具体的措施。当前中国的反垄断法的主要缺陷是只反经济垄断，不反行政垄断。而且在公共权力商品化的环境下，反垄断执法疲软，难以有效约束官商一体化的垄断。遏制住了行政垄断，资本高度集中于少数官僚与奸商手中，形成资本被高度垄断的危险性也就减少了许多。同时，必须让中国证监会拥有像美国证监会那样的权力，严厉监控股市的运行，利于中小企业融资，而不许可垄断性资本操控股市圈钱。而股市的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使之成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正常渠道，而不是短线炒作的乐园。

三.消除人力资源低贱化

防止人力资源低贱化，除了中央采取逐步促进提高工薪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之外，还必须改变企业员工和农民的绝对弱势地位，使这个群体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期望依靠总理等高层来为工人讨薪酬，维护他们的权益，说得尖刻一点，除了作秀的作用，恐怕对改变人力资源低贱化的现状根本毫无作用。国外长期积累的经验是依靠工会和农会维护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这一点在我国依然可以有效应用。不过现有的工会和妇联等组织，代表的是官方和企业管理方的利益，而不是员工的利益。只有重建工会，建立农会，才能有效维护他们的权益，改变人力资源低贱化的弊病。促使占绝对大多数的民众们有合理的收益，使民众与经济发展的步伐同步而富有起来，从而改变内需疲软的根本性弱点，改变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市场根基不足，又太多地依靠低廉劳力和低价竞争，难以成长为世界性的高技术、高智力、高创新的强大的公司的弱点，促使中国的经济真正强大起来。

而恢复人力资源的应有价值的最根本性的措施却是恢复官员层以人力资源参与分配的正当体制（政治家、企业高层和高级科技人才一样，都是高级人力资源，在各自的人力资源市场中可以有更高的薪酬价格，所要杜绝的是不能以各自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资本来参与分配，而并非主张平均主义），而杜绝部分官员和国企高管用权力参与分配的不正当的现状。否则政策执行者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根本相悖，中央再好的措施也不可能得到贯彻。

这些方法其实很简单。难以应用不在于人们无法理解，而在于一些既得利益的当权者唯恐失去自己的利益而刻意阻挠。这就需要执政党的决心和依靠人民进行改革的勇气。非此，任何解决办法都会成为作秀。而能够做的至多是舍本求末的应急对策，权解一时之危难而已。

中国的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业已强大起来了，其规模已非昔日可比了。但要真正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力量，不正视经济机体的这三大致命伤，并痛下决心在肓病入膏肓之前下猛药疗伤，进行精心的调理，终究是会酿出大祸害的。现在是到了必须重点关注的时候了。但愿这些经济问题能够及时解决，以免日久生变，质变成为政治问题：官僚与奸商的勾结，一旦坐大成为稳固的官商特殊阶层，他们必然用极力推行自由竞争式的票选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资本对公共权力的绝对控制，图谋官僚资本主义，并迫使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也就是中国的垄断资本通过投靠美国垄断资本来确保他们的利益。人们不能无视这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