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怎样战争

货币怎样战争

作者: 薛涌

【题记】在十五、十六世纪以降的欧洲大国竞争中，各国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不停地向商人借贷，专制君主因为权力不受限制，在财政危机时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信誉很差，借不到钱不说，即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立宪君主因为权力受到限制，不会轻易赖账，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仍能以低息获得巨额贷款，最终在财政上把对手拖垮。是故罗斯切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

据说，世界正在经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对此我虽然将信将疑，但媒体塑造的这一景观无疑刺激人们反省金融历史，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的两栖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不愧是最有生意眼的历史学家，抓住这举世恐慌的机会出版了《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最有意思的是，他虽然不懂中文，却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在书中破天荒地提到了宋鸿兵所“编著”的《货币战争》。其实，他的书和宋著一样，都是畅销书，本无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如果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则两书都值得一评。因为两书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决策。

宫廷学者，还是泡沫学者？

先说说弗格森其人。他可以说是目前西方身价最高、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1964年出生，三十几岁就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声誉。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既有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又懂金融。他2000-2002年间在牛津大学任政治史和财经史教授，2002-2004到纽约大学商学院担任财经史讲座教授，2004年后则在哈佛历史系和商学院同时担任讲座教授。从2007开始，他还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GLG Partners担任咨询人，算是金融界的高级从业人员。同年，他离开英国的《每日电讯》而加盟《金融时报》，成为其客座编辑。一个勉强刚刚进入中年的人，不仅打通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和财经两个领域，而且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在我们这个已经高度专业化的星球上当然是个异数。

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的看家本领，还是其历史著作。从199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纸和铁》以来，他已经出版了13本书（不完全的统计）。基辛格甚至把自己的档案向他开放，指望由他来完成自己的权威传记。不过，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从职业历史学家变身为畅销书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刊在2004年（也就是他40岁那年）把他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主要就是根据他的通俗历史写作。随着美国崛起为独霸以及布什单边主义外交的施行，他从大英帝国的兴衰一直写到美利坚帝国的崛起，历史和时评浑然一体。他从历史的视野为布什的单边主义张目，称帝国主义历史虽然血淋淋，但总体上推进了人类文明。大英帝国的衰落，不是因为像保罗·肯尼迪所说的扩张过度，而是扩张不足。美国不应该从中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要抓住时机建立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的世界秩序等等。可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论者，被许多人称为殖民主义的卫道士、布什政府的宫廷史学家。

即使把这些激烈的批评都视为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站在中性的立场上冷静地估量，他至少是个泡沫性人物。过去十年，华尔街有华尔街的泡沫，房地产有房地产的泡沫，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泡沫。这些泡沫的根源，恐怕还是美国成为世界独霸后信心无限、最终由布什政府造成了的“帝国泡沫”。如今这些泡沫都破灭了，弗格森这个泡沫也不例外。

许多学术界人士指出，他的“历史著作”越来越背离历史学的家法，有的书居然没有注释！另外，在这些书中许多内容不断重复，有几本像是报纸上的时评集。他经常作一些简单化、大而无当的结论，却没有什么史料上的证据来支持，甚至对同行的最新研究也没有注意，写历史越来越像写政治小说。最糟糕的是，他要求美国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建立自由帝国的世界秩序。这种“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如今也已经破产。

《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这本新著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些章节，特别是涉及到美国金融史的部分，超出了他欧洲史的专业领域不说，写得也非常草率。比如写到安然破产案等等，不过是把媒体报道重新炒一遍而已，读来索然无味。他最后以中美金融合体的“中华美利坚”(Chimerica)的宏观构想代替了其“自由帝国”的理念，算是又一新论，以适应单边主义之后的世界。可惜其中还是见识有余，论证不足。

泡沫学术破灭后还有实货

不过，此书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对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非史学专业的读者而言，还很有参考价值。

首先，弗格森开宗明义，说明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在金融危机的时代启蒙公众的财经知识，给大家提供一些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今日的世界。在这方面，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像他这样兼通金融和历史，并有着媒体写手的沟通能力。他先发制人地声言自己写的就是畅销书，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也堵住了那些以学术标准要求他的批评者的嘴。

第二，他毕竟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而且是一流的史学家。凭着过去的家底，他在自己的领地不太会犯常识性错误，对学术界成果的概述虽然不全面，但至少不离谱儿。你要听人讲通俗版的历史，最好还是找这种靠得住的人。

第三，他在学术起家阶段，对几个具体题目都进行过扎实的研究，在学术界普遍受到称赞。而这些原创性的研究，正好构成他此书的核心部分。比如他在1998和 1999年出版了《罗斯切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两卷，被称为是他最后一次从原始档案出发的原创性研究，也是他惟一在史学界广受赞誉并多次获奖的著作。众所周知，罗斯切尔德是《货币战争》一书的主角，也是《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其中一章的主要部分。作为罗斯切尔德研究的权威，弗格森对相关金融史的叙述举重若轻、简要精当。中国那些《货币战争》的读者，如果读不动弗格森的两卷经典研究的话，至少要从他这本畅销品中了解个概要。

罗斯切尔德发迹的神话

我们不妨从罗斯切尔德借滑铁卢之战而发财说起。这一历史戏剧被《货币战争》大肆渲染。网上则有许多文字指责《货币战争》抄袭。《货币战争》是否抄袭，并非本文的主旨。关键是它不加批判地搬来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些传说，即罗斯切尔德派人亲临现场观战，得到英军胜利的消息后通过特快把消息传回伦敦，比指挥英军的威灵顿勋爵的信使快了一天。当罗斯切尔德得到确实的情报后，就在股市大抛政府的债券。一直把他视为有最牢靠权威的消息来源的投资人，由此产生了英军失败的错觉，立即陷入恐慌，导致债券大跌。等债券价值跌到惨不忍睹的地步时，他突然出手大规模购入。这些债券低价到手，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也带回拿破仑覆灭的捷报，引起债券大涨。罗斯切尔德就是靠这样的阴谋而一夜暴富。

弗格森指出，罗斯切尔德靠操纵情报和股市而大发战争财的传说，一直神乎其神，但缺乏实际根据。特别是，纳粹为了反犹，把这样的故事添枝加叶，把罗斯切尔德塑造为一位利欲熏心的阴谋家。《货币战争》则更进一步，称罗斯切尔德利用其种种阴谋诡计和关系操纵着全球金融市场，甚至包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事实上，罗斯切尔德确实围绕着滑铁卢之战进行了一系列金融运作。但是，在这一运作中，他有巨大的失算，即没有想到拿破仑的失败是这么彻底。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他有了这么大的失算后还能这样成功？更深一步的问题则是：罗斯切尔德成功的舞台，即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现代金融制度，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

金融市场的起源

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十五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国竞争中，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大多崛起为大国，政府权力很少受到限制的国家，虽然一度称霸于世，却都不免于衰落的命运。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金融市场的成立。

在前近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生产力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盈余。政府（主要是王室）即使有绝对的权力对百姓进行盘剥，所能获得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军事危机不断。每一次军事危机提出的财政要求，都远远超出了政府那些缺乏弹性的岁入所能承担的范围。这时惟一有钱支付这些突如其来的巨大开支的就是商人。于是，各王室为了打仗而不停地向商人借贷。作为贷款的条件，他们把自己在未来几年的主要岁入都抵押给这些商人。这些商人到时候扮演着包税商的角色，替这些王室收税，并把所得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商人则以贷款换得对一些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的垄断。比如英格兰的羊毛和那不勒斯的粮食，就经常被抵押给佛罗伦萨的商人。

商人大笔向政府放贷，政府以来年的岁入逐渐偿还，这就给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有的政府，除了向大商人借贷外，索性自己发放债券，甚至强制富人们认购。持有这种债券的人，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刻，则以折扣价格将债券卖出换得现金。政府财政状况好时，不仅可以按时兑现债券的价值，还能支付利息。但当政府财政破产时，债券则如同废纸。比如面值100块的债券，市场价格可能是80块，也可能不足10块，会随着政府的财政信誉而在市场上大幅度波动。这种债券在市场上频繁交易，实际上和股市交易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华尔街上市公司发放的股票虽然和债券不同，但在从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意义上，与债券大有相通之处。

这种金融市场，无不镶嵌在具体的政治框架之中。专制君主，如西班牙王室和法国王室，都依赖这样的借贷。但是，因为这样的君主权力不受限制，在财政危机时刻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借钱不还。那些放贷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则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钱收不回来不说，有的甚至还被国王迫害、倾家荡产。所以，这样的国王财政信誉非常糟糕，借贷借不到不说，即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相反，立宪君主，特别是共和体制的政府，权力受到种种约束，不能轻易赖账，财政信誉非常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背着巨额赤字仍然能以低息获得大笔贷款，最终把对手在财政上拖垮。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金融决定着大国的兴衰。只是这种决定性的因素是长期的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架构，而非个别人在这种架构中的投机。

这一金融市场形成的具体过程，即使简略概述也需另文。这里所能交代的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率先发放政府债券；其商人也竞相对欧洲君主放贷，实际上是中世纪的华尔街。日后这种北意大利财政，随着商业扩张北上，影响了相当于当今比利时、荷兰地区的低地国家，导致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到了16世纪末，这些地区不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盘剥，揭竿而起，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尼德兰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的主力，其实就是几大独立商业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说，尼德兰共和国的诞生无异于把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同时保存了城市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制度，标志着现代国家的诞生。现代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也都随之在这里崛起。北意大利财政由此转化为荷兰财政。1688年，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突袭英格兰而成为英王，荷兰财政也借这一“光荣革命”而传到英格兰，和当地的宪政体制融合，最后打造出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也奠定了日后大英帝国的财政基础。

还原滑铁卢中的罗斯切尔德

当罗斯切尔德登上历史舞台时，这种宪政体制下的金融市场已经基本成形。英王室习惯于把国家的一些基本职能外包给商人，并从金融市场中大规模借贷。1756 -1763年，英国靠着自己的借贷能力和商人的服务，打赢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实际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主要欧洲国家都卷入，而且战场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此战之后，英国基本控制了主要的国际海域，大英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只有拿破仑的崛起威胁着英国的独霸。不过，在与拿破仑这场巨人之战中，同样是金融财政决定了两国的历史命运。

因为拿破仑战争的消耗，英国在1793-1815年间的国债增加了三倍，达到7.45亿英镑，是其年度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两倍多。在伦敦的国债市场上， 100英镑面值的国债，交易价格从96英镑一度跌到50英镑以下，在滑铁卢的前夜还不足60英镑。一旦战败，投资人将更加怀疑英国政府是否还有本钱偿还这么巨大的债务，其国债价格当然更是不堪设想。

罗斯切尔德是法兰克福一位成功的犹太商人之子，在1799年才到达英格兰，并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高度工业化的英格兰北部购买纺织品运回德国销售。他到 1811年才进入伦敦的金融市场。不过，作为后来者，他有着一般的金融家所没有的宝贵财富。他是一位国际商人，有丰富的经验和网络打破拿破仑的封锁、把英国的黄金偷运到欧洲大陆。另外，他和自古以来的犹太商人们一样，靠家族关系建立了广泛的国际银行网络。几个兄弟分别坐镇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

当时英军在威灵顿的指挥下转战欧陆，所有军需乃至支付给盟军的费用都需要用金银货币支付。因为战争胜负未决，传统的各种支票纸币早已失去信誉。是否能拿到金银，关系到英军及其盟友的给养和存亡。在这种危局之下，英国政府于1814年 1月委托罗斯切尔德操办金银货币的转运，预计的金额相当于60万英镑。到了5月，罗斯切尔德给英国政府输送了价值将近120万英镑的金银，超出预计金额将近一倍，为英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814年4月，被击败的拿破仑宣布退位而被流放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但在1815年5月1日，他躲过监视逃回法国，立即获得旧将们的拥戴，重整旗鼓要复兴他的帝国。欧洲重新陷入恐慌。对此，罗斯切尔德的第一反应就是大量购入金银，以满足英军及其盟友的不时之需。1815年他转手给英政府的金银价值将近 980万英镑，远远超出了他一年前筹集的金额。这些生意的佣金一般在2%-6%之间，利润肥厚。他如此不惜血本买断金银，算计的仍是和拿破仑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失算了。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拿破仑被决定性地击败，罗斯切尔德则守着一大堆随着和平的到来而迅速贬值的金银。他准备用这些硬通货所支付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正是在这种危机中，他决定用手中的金银投资于英国政府的债券。如果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国民经济总产值两倍，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场豪赌，而不是胜券在握的“操纵”。他算计的是：战争的结束将使英国政府减少借贷，从而导致债券价值的上扬。1815年6月20日晚，英国媒体报道罗斯切尔德大量购入国债，引起了债券价值的上涨。当牛市形成时，包括他兄弟在内的投资人都纷纷抛售以兑现到手的利润，他则坚持不断地买进。到了1817年下半年，债券价值上涨了40%，他才出手，获得的利润相当于今日的6亿英镑。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他当然不可能操纵情报。他竞争对手的叹服倒是说出了实情：“我们谁也没有罗斯切尔德在金融操作时那样强硬的神经！”

“财政国家”与大国崛起

罗斯切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这种国家的特点是，在应付危机时不是通过内外掠夺、而是通过在金融市场的借贷，同时为了日后不断的借贷以及减低借贷的成本（利率），尽力维持政府的良好财政信誉。从尼德兰共和国到英国的立宪君主，这种“财政国家”屡屡表现出应付危机的弹性。罗斯切尔德比别的投资家更深刻地了悟此道，在关键时刻对英国政府的债券有足够的信心，这是他成功之所在。在滑铁卢之后，罗斯切尔德家族继续主宰了欧洲金融半个世纪左右，从债券的购买者变成了债券的发放者。在1815-1859年间，罗斯切尔德家族在伦敦为14个政府发放债券，面值将近4300万英镑。到1836年罗斯切尔德本人去世时，他的个人收入相当于英国国民总收入的0.62%。难怪有人说，没有罗斯切尔德点头，在欧洲谁也打不起仗。

罗斯切尔德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欧洲国家建设的一个侧影。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金融体制和贸易网络是由商人们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则是这些商人的制度依托。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甚至崛起为欧洲的一方军事强权。但是，等到民族国家和专制君主崛起后，这些城市国家就不具备竞争的基本规模，丧失了历史主导。所幸的是，尼德兰集合城市国家而打造出民族国家，以其袖珍规模的领土，成为17世纪的世界帝国。这种制度遗产在18世纪的英国进一步发扬光大。要知道，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中，传统的统治精英重视土地，视商为末业而耻为之。英格兰贵族中能出现威灵顿勋爵这样的将军，却没有罗斯切尔德这种把握国际金融、商业和运输网络的人才。他作为一个在德国长大的边缘种族的商人，迅速进入并主导了大英帝国的财政神经中枢，自然会引起传统统治阶层的偏见，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但是，他的崛起，恰恰说明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开放性。

其实在他之前，英国在“七年战争”就依靠着一批出身寒微的商人的优异服务。比如英军在欧洲大陆战场的后勤，仰仗的是一位有广泛贸易及货运网络的商人 Richard Oswald，否则将士连面包也吃不上。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Richard Oswald因欧美贸易的经验而对北美殖民地有深刻的理解，并和富兰克林等美国政要是朋友，进而在英美签署战后和解的协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英国的国家建设虽然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迅速成长，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政府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而无法扩张，政府职能有限，在关键时刻把军事后勤这种国家的关键职能外包给了商人，导致了一个阶层的崛起，也创造了现代的商业制度。

专制君主并非不想利用由城市国家的商人们经过几个世纪而造就的金融体系。但是，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和必须在各种契约的约束下运作的金融体制格格不入。比如，法国在18世纪用了John Law这样一位极富金融才能的亡命之徒创造其新财政体系。John Law对荷兰财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懂得统治的专制君主，比起权威受到限制的君主而言，更有能力建立财政信誉并获得低息的信贷。”最后，他大权独揽，操纵着整个法国间接税、国家债务、金银币制造、路易斯安纳殖民地、垄断烟草进口和销售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与加拿大的皮毛贸易、法国与亚洲非洲印度的贸易等等。路易十四可以说“朕即国家”，John Law则可以说：“我就是经济！”

以如此大的权力，John Law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财政机器。他因发行纸币而被称为“纸币之父”。他把路易斯安纳殖民地描绘得前景无限，不断发行股票、操纵市场和信息以维持其股值，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股市泡沫。“百万富翁”（millionaire）这个词汇，就是在他操纵的股市飞涨的时代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最终这样的泡沫无法维持。当泡沫破灭时，法国的金融体制也跟着被摧毁。法国王室的财政破产，成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可见，操纵情报、在股市中上下其手的阴谋，虽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但是在专制权力的庇护下最容易发生。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如果John Law被英国政府所用的话，他可以成为罗斯切尔德；相反，如果罗斯切尔德为法国王室效力，他也许就成了John Law。把罗斯切尔德描述为 John Law式的投机倒把分子，至少是知人而不能论世。

当年的尼德兰不过是西班牙帝国边缘的弹丸之地，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中，在财政上拖垮了几乎垄断了美洲白银的世界帝国。英格兰无论比起西班牙还是法国，在资源和人口上也都小得多，甚至频频要担心对方的入侵；但最终却崛起为“日不落”的世界霸权。自中世纪以来的大国竞争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源充沛的大国的沦落和资源相对匮乏的“财政国家”的崛起。惟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国。但是，美国本质上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派生物，其崛起一直也是靠“财政国家”和金融市场的支持才有可能。因为大国竞争所动员的资源，远超出一国之国界。惟有金融市场才能自如地调动国际资源。看看当今的世界，真正的发达国家无不在这样的金融体制中运作。《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对这些问题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很值得中国读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