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飙升是美国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

油价飙升是美国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美国次贷危机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所累积的负面因素的总爆发。问题的实质是，美国过度消费，不储蓄，通过滥发美元毫无节制地膨胀其债务，美国国家及家庭都债台高筑，个人储蓄率下跌至接近零，国家及家庭的总负债相当于GDP 的350%。故此，如果按照一个经济的自然调整逻辑应该是，美国政府要大幅消减其开支，房价下跌使得居民消费需求萎缩，逐步减少其对外债务的比重，这样美元重新获得支撑，资金才可能真正回流美国，摆脱其信用高度紧缩的状态。

显然，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美国经济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房价的进一步下跌而引发负资产问题，很可能触发比次贷更强烈的冲击波，从而加深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可见，调整的时间拖得越长，美国为此负担的成本越大，而且很可能是经济较长时间衰退。

当下美国政策的自然选择必然是，冀望找到某种方式，尽可能缩短此次全球经济调整的时间，尽可能向外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如果美国要少承担成本，那就意味着必然需要其他人更多地承担调整成本。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世界经济以某种危机的方式结?饴值髡?目赡苄栽嚼丛酱蟆?font color=E6E6DD>

最为重要的迹象，那就是油价的飙升。

油价飙升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金融问题，或者是被操纵的工具。因为无论是从供需、成本、地缘政治、稀缺性、世界经济增长对于能源刚性需求预期等等基本因素来看，已经无法解释短期内油价急剧上涨的背景。

从供需看，世界原油产能和需求量一直是平衡的，甚至产能总是保持约大于需求；从成本看，中东产一桶原油成本仅5个美元，全球平均产油成本也不会超过12个美元；地缘政治只可能对油价形成短期的扰动，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当年油价也就上升了7、8美元；谈到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能源的刚性需求，这个预期一直在，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应该均衡地反应到原油价格的上涨中，事实上也是如此，从2002年开始，世界原油价格年均价大致以每年10美元的速率上升，但是2007年8月份以后，情况显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短短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油价飙升了近70美元。

没有其他解释，弱美元、高油价－－美国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市场的力量至少与美国政府的意图形成了某种“共识”。

从短期利益看，显然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这次是获得了天赐的喘息修整之机，这么短时间就能摆脱次贷风暴损失万亿美元的梦魇，谁能想到。1季度，油价飙升了40％，与油品相关的衍生品价值增加数万亿美元。

坦率地讲，在全球金融资本约束管理的今天，救活了美国的金融机构，就是从根本上缓解信用收缩的问题，有利于遏制经济衰退势头。

你如果认为，美国意图仅限于此，那就是短视了。从根本上讲，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市场机构总是在憧憬，油价飙升将引发美国通胀的恶化，将导致联储政策重心的调整，转向升息，的确联储的官员最近也频频出来喊话，要关注通胀的变化。

但是，请大家永远记住，与美国的对外负债问题相比，油价导致的通胀问题，永远是个小CASE，联储很久就不把自己当成一名忠实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捍卫者了（可能只有中国的央行还坚信如此），因为那不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的政策都是在围绕负债问题做文章，只要有利于负债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美元获得支撑，通货膨胀的问题自然就消失了。油价上涨的直接效果，是不断地消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多年辛苦累积的储蓄（不管是政府的、企业的还是居民的），很显然，这些储蓄的硬币另一面就是庞大的美国的对外负债。

如果说当今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最能扛住油价的冲击，那就是美国。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与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20多年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美国已经完全变成了消费型经济体，80％三产，15％制造业，该转移都已经外移了，能源敏感度很小，经济对抗能源价格冲击能力很强。美国的产业都是居于世界尖端的高科技产业，军工、软件、传媒、数控机床、飞机，大部分是拥有高额垄断价格的超利润率产品，属于高附加值含量的产品。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收缩了部分利润空间，基本上可以在企业内部得以消化。格林斯潘几年前就说过，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反转过来，油价上升的巨大成本自然很大程度上由承载着全球庞大的制造业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来承担。中国印度都是实行能源补贴的国家，全球的金融资本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形成对赌局面，赌你财政能撑多久，赌你敢不敢取消补贴、放开油价，反复炒作需求因素，你要是不放开，就消耗你的财政（国家储蓄），消耗你企业和居民的财富；你要是放开，可能会冒通胀失控的风险。

面对两难，政策当局权衡之中， 特别是可能当面临一个比较大短期冲击的时候，很自觉的选择是，延续补贴，把通胀压力延后，期望国际形势的转机，同时采用更强紧缩货币政策打需求，加快升值和大幅提高利率，信贷紧缩。

如此，经济硬着陆风险开始显现：企业面临两方面压力，成本上升，信贷紧缩，盈利下降，实质是生产率下降，本币的实际汇率有了贬值压力，这时政府财政状况开始恶化，储蓄被大量消耗，价格上涨导致进口激增，国际收支也可能开始恶化。要命的是，通常名义汇率快速升值被当作抑制通胀的手段，这时候很可能已经被忽悠到了高位，与实际汇率贬值的趋势形成巨大的落差，各方面条件具备了，资本就开始外流， 我们过去看到的“货币攻击”的一幕其实并非虚幻。

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扛不住通胀压力，先行溃败下来，需求骤然下降，资金自然撤出商品市场，回流美元资产，美元顺势转强，美国通胀解决了，美国以外的世界陷入通缩，再重新开启新一轮周期。在这个资金回流的过程中，累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庞大储备大幅下降，与此对应的美国对外负债大幅下降。

我越来越感觉这一切，正在向我们走来。

请大家不要简单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预谋，那样容易使问题低级化。其实，金融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当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市场力量和政府某种意图形成默契，很容易达成“一致行动人”的效果。站在2007年岁末憧憬黄金十年的经济学家们，谁又能想到仅仅半年时间，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国际资源定价权缘何旁落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岩铭 林柏松


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国际原油价格也疯狂上涨。“世界工厂”的中国需求论给了卖方更多理由涨价。反观中国大量出口的稀土、焦炭等资源，在价格上也长期受制于人。无论是作为产出大国还是消费大国，我们似乎在很多国际资源性产品上都失落了定价权，到底是什么因素主导和决定了国际资源的价格？
中国难道只能默默承受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资源需求的国际化趋势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相关的专家。
国际资源谁定价？
《中国经营报》：国际资源性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般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定价？
曹建海：对于一些资源性的初级产品，一般有两种定价方式：对一些有着获得广泛认可的成熟的期货品种的初级产品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价格决定，如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期货价格等。
另外一种是没有建立期货市场的产品，其价格一般由市场上的买卖双方谈判达成。如刚刚涨价的铁矿石就是这样确定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还有哪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控制在国外买家或者卖家的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定价权的缺失？
刘煜辉：我国对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初级产品进口需求总量很大，国内企业都比较缺乏议价能力。
最为典型的就是石油。从供需角度、地缘政治的角度已经不能简单说明原油价格高企的原因。在替代性能源没有大规模发现之前，能源价格上升肯定是一个趋势，但上升如此迅速，显然不正常。
从目前来看，油价高企正好同美国的短期政策形成了默契。金融业产值在美国GDP中占40%以上。但华尔街很多金融机构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惨重。我观察到，由于油价上升带动的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增长约为1万亿美元，这部分弥补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损失。
另外，从长期来看，因为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优化，对石油涨价的容忍度很高，敏感度很低。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只占15%，第三产业占80%，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印度之类的国家，所以高油价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影响不如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大。
从石油和铁矿石价格高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经济体大幅提高资源的价格，必然导致中国大量国内财富的外流。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抑制，价格还会不断上涨，直到中国经济被高价格拖垮。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上面你主要讲的是美国因素，如果从中国自身来说，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刘煜辉：中国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在资源等初级产品方面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
从更深层面来说，中国现在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中国的要素价格是政府控制，人为压低的，导致全球产业向低要素价格地区加速转移，并导致资本向中国集中，短期内经济高速膨胀，从而导致初级产品需求量大，对外依存度高。
中国目前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结构特点，使得我们在国际市场上非常被动。国际原材料价格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这就造成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货币体系，控制我们的进口。而在产品输出方面，中国缺乏世界商品贸易的网络，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附加值，很多都是代工产品，定价权也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何时轮到中国定价?
《中国经营报》：有人认为由于我国在战略资源的储备、期货交易等方面上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在国际资源价格变动时处于完全被动的处境，你怎么看？
曹建海：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远远不够。但没有话语权，期货市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量的需求。我国的实体经济扩张得太快了。如中国的钢铁需求量增长迅速，钢铁用途主要是建筑用钢铁和工业用钢铁。其中建筑用钢铁占60%，工业用钢铁占40%。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马，造成了对钢铁的需求急速增长。
即使有期货交易，依然改变不了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产品的需求。去年中国进口原油1.6亿吨，今年可能要进口1.8亿吨。供需之间的博弈是市场上永恒的主题。金融工具只能用来规避风险，但改变不了供需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企业现在是否应该增加对国外资源性产品的投资，来降低资源性产品的高价格？
刘煜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和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当时日本对铁矿石的需求就占到全球供应量的50%以上。日本当时的方法是通过参股全球性第二或者第三的铁矿石公司，来扶持他们卖家的竞争对手，形成若干个与竞争对手形成竞争的公司，使得单个卖方企业或者国家很难有垄断的话语权，尽可能使自己需要的商品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这一方法。
曹建海：投资到国外的资源性产品上，是一个办法。但是，现在再去对外投资已经有点晚了，因为资源的价格已经被抬高，投资的成本已经很高，进入的风险也就很大。
《中国经营报》：在需求短时期内难以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提高国际资源性产品的议价能力？
曹建海：当务之急，是我们国内必须尽快提高国内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减少政府的补贴，让国内的商品价格和国际市场接轨。像前几天我们提高国内成品油的价格，美国纽交所期货价格就下降了一点。这说明只有国内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让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都反映到资源的价格上，这样才能平抑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要坚决关掉高能耗的企业，坚决打击那些为了垄断集团利益而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样，国内对资源的需求才会减少，对外依赖度才会变小，在国际贸易中尤其是这种资源性产品的贸易中，也就相应地增加了自己的话语权。
当然，搞好金融市场，尤其是期货市场，也是必要的。但这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曹建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