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

1963年夏天我如愿上了39中学, 这所中学有游泳池和体育馆, 这在中学里面是不多见的。 据说39中在日本统治东北时期是日本男子中学。 那时高中一个年级有4个班共12个班, 初中一个年级8个班共24个班。全校有36个班。近2000个学生。我们是7班， 我的学号是51号, 学号是按身高排的。 那时候我的个子长的比较高, 我是属于早长的类型。 可是后来不少个头矮的同学都长得比我高， 而我从上中学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长高。

 

一年级时我和康明丽同学同桌，她是我们班最高分考进来的，老师对她的评价是聪明绝顶。她也是我们班的班长。 她的父亲是军队干部, 军阶是中校，月工资200多元， 而我父亲月工资是50多元， 可见生活水平是多么大的差别。我们班里还有一些象她这样军人家庭子弟的。

 

二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个留级生宁大威， 他父亲是辽宁省付省长。 他的家离我家很近, 我住在三经街，他家在一经街, 一个大院和一栋两层的小楼。他家里还有保姆，秘书和司机。我经常去他家。他还有一个妹妹，也和我们一起玩。他爸的秘书有时给我们补习功课。他骑自行车上学。一遇到我就让我上后座， 带着我，他骑车的技术特别高。他长的高大健壮。一到开运动会时，就会给我们班争很多荣誉。跳高，跳远和跑100米他都能拿第一。和这些家庭环境优越的同学在一起，就更加使我产生了自卑感，同时也产生了要好好地读书和改变命运的想法。因此我读书更加刻苦了。

 

在39中结交的唯一能称得上知心的朋友就是崔鸿明。这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环境大致相同，而学习上又能互相帮助，因此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想一想，这也是40多年的友谊了。和边为民，丁瑞久等走的也比较近。可是一场文革灾难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很大的隔阂。

 

崔鸿明家住在沈阳市艺术宫对面，我们上学和放课经常一起走。我和他的哥哥，姐姐和妹妹都很熟悉。尤其是他的姐姐，我们很谈得来。她姐姐也就是比我们大一，二岁而已。2006年夏天听鸿明说他姐姐已经去世了。真是让人唏虚不已。感叹世事的沧桑和无常。

 

崔鸿明下乡和我在一个公社，他在三家子大队是公社的所在地。 和我们大队有5里地的距离。走路大约半个小时。我们经常互相看望和在一起聊天。这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在那个寂寞，无聊和痛苦的年代。他在农村呆了9年。回城后分配到工厂里当了木工。我在铁西区永善里住时，他还做了两个窗户盒子送给我。

 

边为民也是我的同学，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他1968年参军，当兵就在沈阳，他所在的部队给沈阳724厂警卫。复员后分配在两洞桥附近的6412厂，这是一间军队所属的工厂。那时我们都非常地羡慕他。可是他并不满足，还是那样的好学。我经常去看他。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个英文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虽然只给我辅导了2，3次，可是对我的启发特别大。由于他很快就调回了北京，没能继续跟他学习。 英文学习材料“林格风” 也是边为民介绍给我的。更使我受益非浅。他终于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进了东北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和崔鸿鸣也失去了几年的联系，可是今年(2006年6月) 崔鸿明找到了我弟弟英胜, 因而和我取得了联系, 我们通过越洋电话聊了不少过去尘封的往事，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又从久远的记忆中复活。 那是一个极为特殊和疯狂的年代， 文革中的是是非非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隔阂， 而最珍贵的还是同学5年的情谊。王丽丽, 赵瑛瑛, 赵凤兰, 杨连义, 李树芬(李越), 康明丽, 王洪中, 万丽华, 丁瑞久. 赵谓宾, 边为民等, 也只有这10多个同学的名字我能回忆起来。

 

从1965年至文革前这段时间里，也就是我初三的时候，我又要面临一次人生的选择。父亲和我经常谈起考高中还是中专的问题。 考高中和上大学是我的理想，这可能是受我舅的影响, 另外德成舅也是上高中。 可是我爸对我说,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很难供我上大学。 希望我能考虑的现实一点， 报考中等专业学校是最佳的选择。 爸爸说他有个熟人在辽宁省机器制造学校工作， 这所学校非常好， 他主张我报考这所学校。 但是一想到我不能上大学和实现我的梦想， 心中一阵阵的难过， 还偷偷地哭过。 不过我还是觉得除了听从爸爸的话, 我实在是别无选择。

 

意想不到的是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学校开始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一停就是三年多。这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彻底粉碎了我们读书的梦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了他一个人的革命理想，把整个中国和热爱他的十亿人民投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之中。一直到他老人家于1976年9月9日去世，灾难才得以结束，国家开始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文革这场灾难使中国的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各行各业都遭到了灭顶之灾。 这场灾难把国家的经济发展推迟了数十年，这场灾难使无数的家庭失和，夫妻反目，道德沦丧和人性被视为丑陋而扭曲。这场灾难对中国的影响是几代人也难以消除的。

 

文革开始时，搞大串连，我也去了北京，南京等城市去串连。由于乘车不用花钱，我乘机去了趟丹东去看我姥姥。然后我和德光舅又一同去了哈尔滨等地。这时全国一片大乱，到处都是串连的红卫兵。为了恢复交通秩序，国家又号召步行串连，即所谓的长征。我和同学们从沈阳徒步走到了北京。

 

我们家在文革中通过换房的方式从沈河区的三经街搬到了铁西区的十四路，这是为照顾我妈上班。而我的学校在沈阳和平区马路湾。离家太远了。 加上我们家的家庭成分是中农， 不允许参加红卫兵。因为那是一个按家庭成份来划分人群的年代。 因此我不是经常到学校。隔三差五的去学校看看。赵瑛瑛，赵渭滨和边为民这些干部子弟成了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忙着在学校搞文革。后来又成立了一些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可以允许我们这些出身即不红又不黑的同学参加，而我对这些事务的兴趣都不大。即没有疯狂投入也没有坚决抵制，基本上是随大流，不过我也算是个辽联派的，文革时沈阳是分三派的。

 

停课后期我们学校实施了军事管治，也是沈阳市中学中唯一进行军管的。军管小组是辽宁军区派来的，组长是辽宁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员。因此我们学校的下乡运动也是军管小组主导的。1968年9月第一批下乡，我们学校在沈阳市带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