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欢与雄气：读苏轼黄州词

                                       清欢与雄气：读苏轼黄州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尽人皆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名句，这首词是苏轼一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这是常识，人所共知。这里要提醒的仅仅是，这首词作于黄州。
    苏轼一生，数遭迁谪，其中贬谪黄州的近五年间，正当他进入壮年时期，思想上和文学创作都已成熟，尤其是他的词，这一时期不但数量多，而且完全形成了他个人的风格，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不能不予黄州词加以特别的注意。
    黄州词并不难懂，但要彻底了解，则须对苏轼那一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有所认识。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79年)迁黄，迁黄的原因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简单说来，是御史李定、舒耋、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王安石新法)，加以弹劾，逮捕入狱，几遭死刑，后因神宗亲自裁决，认为他无谋反之心，才得以出狱，贬往黄州，降低官位，充团练副使，并不准擅离该地，亦无权签署公文，实际上是“监督使用”，以使其“改过自新”。
    “乌台诗案”之时，苏轼四十三岁。在此之前，他虽不满王安石新法，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贬往杭州任通判，但任期满后，就升任密州太守。这段时间，以苏轼之才而言，虽非得志，但也不失为地方高级官员之位。在这段时间中，苏轼的诗文，笔墨所及，常有对权贵的强烈讽刺，亦有对民生多艰的同
情和叹息，总的来说，还保持着他青年时代的奔放和热情。但在“乌台诗案”之后，他整个的生活有了急剧的变化，思想上，也由原来较单一的儒家色彩，转变为儒、释、道合一的纷繁色彩，诗词的内容也趋深化，风格也成熟了。
    元丰三年二月初一，苏轼只身到黄州，由于家眷未到，他暂住小寺定慧院，在此，他写下有名的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接，寂寞沙洲冷。
    了解苏轼黄州遭遇的读者，很容易从中体会死里逃生，心有余悸的情绪，那一“惊”字，简直就是对“乌台诗案”及到黄初期的心理描述。然而后世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情爱词，是为一个女子而作，究其错误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苏轼的黄州经历。这首词，是苏轼整个文学创作中情调最低沉的一篇，其中虽不乏刚硬，但它既无前此的高亢，也不同后此的雄放。作者是在沉思，沉思既往，更沉思目前。
    正如他在《安国寺记》里说：“余二月至黄，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
    他在给老朋友，官居参政谏议执事的章惇信中说：“……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份，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
    在《答李端叔书》中，他对他从前的幕僚更为详细地检讨既往：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饶饶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谗说得失，此正科制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轼的反省，是为了求得思想的新路。他求得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呢?求得了佛与道的新路。在给章惇的信中，他说：“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此外，在他给王巩的信里，他提出对道家修炼的看法：“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腹脐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某观之，唯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
能近人也”。
    此外，他与弟子由、与友人张方平的书信中，也大篇谈到修炼方法。以后，还写过《养生论》，以及炼制外丹的札记《阳丹》、《阴丹》等。
    苏轼在黄州所寻求到的这条思想新路，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失意士人所走过的老路。所不同者，苏轼以前的儒家思想过于浓烈，如果没有“乌台诗案”和在黄州的艰难生活，象他这样的人，是轻易不会走上释道之路的。而当他找到释道的思想方法之后，他也并未完全放弃原有的儒家思想，而是把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他所谓的“蜀学”。而这“蜀学”，也就是苏轼在黄州及其以后生涯的精神支柱。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概而言之，一是贫穷；二是自耕；三是游览；四是交友。下面分别简述。
    黄州即今日之湖北黄岗，处汉口下游，苏轼当年入黄，眼见十分贫穷。他在给章悔的信中说：“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写这封信时，他的妻儿还住在弟弟子由处。同年五月，家眷到黄，有妻妾各一，大儿迨十二岁，小儿过才十岁，合家住临臬驿亭，生计更为困难。他给秦观的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乃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
    生活如此困难，于是，到黄之次年，苏轼开始务农。由于数十亩农田在东坡，他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小序里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在和友人孔平仲的诗里，他写道：去年东坡抢瓦砾，  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  日炙风吹面如墨。
    苏轼出生在富有之家，从小不习农活，少年读书，青年入第，接着是官宦生活，突然之间必须躬耕垄亩，以此养家，且年已四十五，其劳苦之状，可以想见。比之于自幼习农的陶渊明，东坡的务农，困难更大，而他也以陶潜自况。在一首诗中，他认为陶渊明是他的前身。在他近五年后离黄州赴汝州时，又再次想到陶潜，作词《满庭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入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归去来兮，陶潜有家可归，东坡归何处?宦途跋涉，身不由己，东坡的境况实不如陶潜。他得出结论：“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既然已经看透，所以能“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如此情怀，确然已超越他黄州以前的所有诗词，而为后世所仰慕不已。
    苏轼在艰难的生活中立住脚，从辛苦的农业劳动中寻到乐趣，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已大不容易，更其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农夫，他仍然葆有诗人的情趣，有大诗人的法眼。他利用空闲，游览黄州及周围的山水，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游沙湖》。人们读这些篇章，了解到诗人能游览的山水，范围是多么窄小，但同时又感到，一切简陋的山川风物，在东坡的眼中，无不充满一种神奇的生机，无不
洋溢着一种深沉而阔远的灵异之光。文章如是，词也如是。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使千古后人为之惊诧、叹服，那回肠荡气的声音，使无数后人感慨万千。作于黄州的这首《念奴娇》，是苏轼黄州词的代表作，也是他词作的最高成就，它标志着唐宋词作中一个崭新的流派的成功、成熟。
    黄州是一眼井，但苏轼的精神能超越这井，他能游心于万物。他的心是北溟之鱼，能化为鹏，能飞到南海。有一回，苏轼相田回家，得了臂肿病，便到麻桥庞安常处求医。庞是聋子，但医道高明，仅一针便治好了苏轼的病。于是，两人便一起游览了附近的清泉寺。苏轼作《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从词中可以看到，这一带风景并不出色，然而词意却出色。整首词给人一种洗尽凡尘之感，而人的无限的生命力在其中跃动。
    苏轼在黄，曾说：“自喜渐不为人识”。仿佛一位隐者。他曾为黄州隐士方某作《方山子传》，那意思大约以方山子自况，实在说来，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此时的处境确是可称隐居了。然而，即使是隐居中的苏轼，仍然有许多人与他交往。除了与他书信往来者外，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常送酒食给他，或邀他到家宴饮。大山水画家米芾，时年二十二，也到雪堂认识东坡，并与之纵论书画。故人马梦得(正卿)为他弄到田地。同乡巢谷从家乡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邻人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陈谴等人常与之往
还。一个据说有一百二十岁的道士，也是苏家常客。诗僧参寥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这些人物，在苏轼的书信、札记、诗文里都有反映。
    身处逆境，为何还有这么多人与他来往，甚至追随于他呢?仰慕他的文名，这固然是极重要的原因，但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苏轼本人就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他到黄以后，参禅炼功、种田养家，确有宁静淡泊的一面，但这淡泊，远不似陶潜。陶潜的整个身心都进入了他自创的桃花园的境界，他身上没有士夫习气，他纯然是一个农民诗人。而苏轼则不同，他有浓厚的士夫习气，他的诗词里常讲出世出世，这就说明他不能忘世，他只是想忘世，但总忘不了。即使在黄州，身为农夫，他仍然是个士夫诗人，这就叫烙印，洗不掉的。
为什么后世的士夫文人多谈苏轼，而较少谈陶潜，就因为苏轼的心态和他们更贴近，而陶潜则离得太远。
    苏轼黄州词，计约五十首，占他毕生作词数四分之一，数量可观。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东坡最早的词为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时年三十五。入黄时四十四岁，则入黄前作词共九年。九年间，先作小令，皆不外乎游宴酬赠，词名未著；后赴密州、徐州，此时多长调，初显豪放特色。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但若把这些代表作与黄州词作一比较，则明显看出黄州词的风格已经变化。下面，先录《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
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邓。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  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此词，一反柳永风格，确然豪放无比。在《与鲜于子骏简》中，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被后世的词学家目为苏轼第一首豪放词。谓其豪放，未必不
妥，然而大喊大叫，直泻无余，气冲斗牛，殊无韵味，实非上乘之作。若比之于《念奴娇》 (大江东去)那种江山阔大，谈笑风生，有雄奇又有柔美，有推许又有叹婉，既言如画又言如梦，能直泻又能曲折的思维方式和运笔的技巧，则高下立判矣，前者稚嫩而后者老辣无比。这得力于什么?得力于苏轼在黄州的反省，得力于他在黄州的全部生活。
    对东坡词的流派特色，历来有几种意见：有以为“豪放”者(曾随)；有以为“清丽舒徐”者(张炎)；有以为“韶秀”者(周济)；有以为“清雄”者(王鹏运)；有以为“刚健含婀娜”者(今人吴熊和)等等。这里，无必要亦无能力对全部苏词作评语，我只想说，如果把苏词分阶段研究，则其每一阶段的特色就
较易把握。让我说，黄州词的特点是清雄。清，就是“清凉国”(《念奴娇·中秋》)的清；“清凉老汗(《洞仙歌》)的清，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的清。“雄”，就是“雄恣英发”(《念奴娇·大江东去》)的雄。

[罢了]

　

东坡先生也是我生平最喜爱的文学家和诗人之一。喜欢东坡先生用情感意向的多向性和生命存在的多元状态，为我们筑起了一个鲜活立体的心灵世界；他的黄州词更是突出、淋漓尽致、鲜明和完整地体现了他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存在状态的多元性。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东坡先生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东坡先生的作品浩如万里长征路，那么他的黄州创作就是乌蒙雪山——黄州创作既是他创作中的里程碑，又是他创作中的最高点。

黄州的痛苦生活和艰辛为东坡先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视角和观照方式，巨大地影响了他创作的内容。他那一时期的作品，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一种“逐客”、“闲人”般的情怀和风格，且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他《念奴娇》中“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和“一声吹断横笛”，这些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诗句，更是将这种虚无主义色彩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个时候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不少民俗民情的内涵。

喜欢东坡先生那种超然物外、洒脱豁达、听任自然、无往而不乐的旷达的思想与情怀。最为欣赏的诗句有：“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喜欢东坡先生既不为“晚晴”喜，也不以风雨忧，任风雨、晚晴如无痕大雪皆成过去的旷达；喜欢黄州词创造出的那种清空的艺术境界，欣赏作者对坎坷人生的态度。我认为，这种旷达风格是苏轼黄州词风格的主体。

东坡先生的散文更是别具一格，尤喜他的《赤壁赋》：“壬戍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涌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作者以白描、朴素的手法，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江景，巧妙地组成一幅生动真切的画面；更欣赏东坡先生“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那种回归自然，与自然合一，寄生于天的超脱和豁达。

也喜欢东坡先生的字，他的字中既凝聚了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的精华，又有自创的新意。他用笔丰腴跌宕，笔锋转侧多变，点线变化丰繁；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或轻或重，或宽或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浑然天成。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他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正如黄庭坚为此书做的拔中所述：“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