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倍可亲(back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锋
■编者按
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终于结束，今天距离奥运开幕还有99天。
如果说，早先的“遏制中国”只是国家对国家的战略，那么，从“西藏3·14事件”到“抵制奥运”，中国国内的民众第一次切身体会了西方世界对待中国的方式与方法。
究竟在西方世界的语境里，“中国崛起”这个词有怎样的含义？围堵中国，背后是怎样的利害权衡？
其实，对待“中国崛起”这一命题，西方世界的态度是复杂的：CNN或许有它的立场，而本报专访的三位大使，也从外交官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崛起的中国的观察和建议。
诚如朱锋教授所言：“中国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气和理性，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
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加？
从“3·14”西藏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到CNN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再到3月27日之后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发生的一系列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中国崛起”给国人带来的欣慰和喜悦还没过几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豪情就受到了空前的挫折。
其实，这是中华民族注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中国“和平发展”时，必然遭遇的又一次“磨难”。
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人自己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是大国地位，是洗刷国耻，是“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然而，国际关系永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系统，世界政治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自私的。中国崛起注定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游戏规则因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改变，世界财富分配的结构也将重建。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与心理感觉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有形或者无形的变化。
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三”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其最大的震慑力，就是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西方世界，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
那么，凭什么我们自己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世界，别人就一定要对我们温文儒雅？事实上，当荣誉、实利等一系列“要素”都将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步改变时，那些已经享有荣誉、手握实利的国家，对中国戳戳点点，甚至恶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向国际体系注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的过程。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主导了世界政治中的价值与话语权的国家、那些跟在大国背后同样“感觉不错”的国家，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加？
“修理中国”的“内在冲动”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炮舰外交”的时代，而是已经“扁平”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了。
美国单极霸权主导下，大国关系的整体结构是稳定的。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今天的中国，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五角大楼、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和白宫看来，中国真正能够实质性地“挑战”美国的时代，还是遥远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崛起，充其量给世界带来的只是“权力变迁”（power shift），而不是会导致“主从角色”易位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但在经历了二战，尤其是经历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灾变之后，今天的西方，已经对自己掌控了六十余年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了独特、执著的关注。保持民主价值，并在全球推广，这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从政策理念、政治资源到民众信仰的全方位的“内在冲动”。所以，即便中国崛起并不真实地构成军事层面的“中国威胁”，但从价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国”，或者说要顽固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心态，却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这种要“修理中国”或者说“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不仅涉及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借着藏独闹事“修理中国”，借着北京奥运拿圣火传递来“出气”，这就是这么多天来一场又一场闹剧背后的真实动机。
“民主极端主义”
在西方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认为中国崛起确实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机会。对于中国扩大的国际影响，他们本质上并不横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修理”中国，未来崛起的中国就是 “麻烦”甚至是“灾难”。
问题是，中国需要被“修理”吗？
“中国崛起”是中国巨大的转型过程，是从执政体制、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到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浴火重生的过程，是从“乡土中国”到“世界中国”的转变过程。任何外来的中肯、客观与冷峻的批评，事实上都有利于中国的成长。
然而，在藏独问题上不顾是非，在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将奥运政治化而对中国施压，有意“挑衅中国政府”而自认为“不挑衅中国人民”，面对蓬勃兴起的海外华人“牵手护圣火”行动而归之为中国政府“操纵”，这些动作，确乎称得上是向中国人民挥起的“民主极端主义”的大棒。
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是自由与尊严的敌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围绕着藏独和奥运问题的中、西较量，并非是“文明的对抗”，而恰恰是西方在整体上遗忘了文明的宽容本质，这才是东西方真正的共同敌人。
面对西方压力，中国其实并不孤立。笔者最近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参加学术活动时注意到，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西藏问题绝对不是某些欧美政客嘴上“非黑即白”的问题，借奥运向中国“发难”的做法更是罔顾亿万中国人的尊严。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类似奥运和藏独问题的“磨难”将是长期化的。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
或许我们现在就正在感受着这种“巨人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的激愤无法收放自如，那么，西方世界只需要不断地来“激怒中国”，就能低成本、廉价地干扰、破坏甚至夭折中国的崛起。
中国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气和理性，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也只有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反应中，坚定向前，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